【文史纵横】老实做人，认真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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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做人，益处甚丰：存心老实，则心有余闲；持身老实，则身有余乐；治家老实，则家有余财；处人老实，则人有余爱；干事老实，则事有余稔。五谷惟有老实，然后可食；木材惟有老实，然后可用。可见，万物之理同样可以证实老实的必要性。如果稍加总结一下，所谓的老实做人，简言之，就是崇真尚朴，务质守俭。

何谓“认真”？照着字面直白地去理解，大概应指认得“真”字明白、真切。稍加引申，释其词义，则是说做事必须切实、不苟且。说者易，行者难。此话大有道理，大抵可以证明“知易行难”的合理性。一个“真”字，并非人人认得清楚，即使认得明白，也未必就有好果子吃，随之在世俗人的处世哲学中，开始流行“凡事何必认真”的说法。

官场病的病根

老实做人，认真做事，有时反而会吃亏。譬如在明代，上至官场，下及民间，无不养成了诸多病态之风。细加勾勒，大致有下面几种病状：一曰“苟延”之病，说白了就是图虚名甚或行事苟且之病；二曰“软熟”之病，借此博取“持重博大”的美名；三曰“奔竞”之病，自守恬退之人已是寥若晨星。

奔竞之风演至极致，自然会出现抢官之风。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历史上确实曾经上演过如此的一幕。如明代的京师官场就有“讲抢嚷”嘲讽之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时官员流行“讲”“抢”“嚷”三部曲。讲者，求情之谓。若是一官有缺，就各趋权势之门，讲论自己年资或体例应得此官之故。抢者，争夺之谓。先去求情者确定可补此缺，那么后来者或许不能得到此缺，于是无不争先趋走，争夺此缺。嚷者，流言诽谤之谓。一旦讲情、争夺不得，就不免流于喧嚷腾谤，广布流言，加以诽谤。

如此弊端士风，一旦形成，就会通过渐移暗转，慢慢使读书人的筋骨化为木石而不自觉，如同“中蛊”一般；即使心有所觉，但呼吸之地已为所制，心可得知，而声不能出，犹如“中魇” 。可见，官场病的病根，终究还是因为那些官员只是满足于“做官” ，而不是“做人” ，更不愿“做事” 。就此而论，老实做人，认真做事，倒是称得上是治疗官场病的一剂良方。

老实做人认真做事

“老实”二字，从字义上看，确乎相当浅显，其实却蕴含着相当深刻的精神内涵。如何老实做人？历史上有两个学者可以拿来作为学习的样板，其中一个是明代的吕坤，另一个则是清初的陈确。

吕坤是一个一生追求实政的官员，又是独具卓识灵心的学者。借助他的辨析，大抵可以知道，老实中的“老” ，正好与“少年气”相对。那么，何谓少年气？诸如追求侈丽的房子、美观的车马、豪华的筵宴、奢靡的器用、华美的衣服，乃至随意笑骂之类，无不可以归入少年气一类。老实中的“实” ，则又与“夸鄙风”相对。什么是夸鄙风？诸如追求虚文而失去真率，讲究繁缛的礼节且喜欢多事，忘记本分而整日不安于位，羡慕豪华而竞相效仿，如此等等，均可归入夸鄙风之列。说白了，不过是一种浮夸之风罢了，借此支撑门面。在吕坤看来，老实做人，益处甚丰：存心老实，则心有余闲；持身老实，则身有余乐；治家老实，则家有余财；处人老实，则人有余爱；干事老实，则事有余稔。五谷惟有老实，然后可食；木材惟有老实，然后可用。可见，万物之理同样可以证实老实的必要性。如果稍加总结一下，所谓的老实做人，简言之，就是崇真尚朴，务质守俭。

陈确是明末大儒刘宗周的学生，又是一位一生追求实践的学者。当有人问陈确所学为何时，他明确以“惟学老实”答之，认为“老实”是自己的老师。照理说来，老实本是为人的本分，何必上升到学理的高度？其实，按照陈确的理解，所谓的老实，就是“分寸不得逾，事事贵寻绎。天地物不贰，陶虞道惟一” 。其中还是含有“绳尺” ，须人遵循。

如何认真做事？明代吕坤、鹿善继、戚继光等人，对认真之说均有别开生面的解读。

明朝有一位官员，曾经批评他人道：“渠只把天下事认真做，安得不败？”言外之意，做事不必认真，否则必败无疑。这句话至少可以说明，明哲保身的苟延之风已经弥漫明代整个官场。闻听此说，吕坤大感惊讶。他认为，天下之事，即使认真去做，尚未必做得好，假若只在假借面目上做功夫，成甚道理？在他看来，天下事只要认真去做，还有什么可说？当今最大的病痛，正患凡事不肯认真去做。由此看来，天下之事，只怕认不真，才导致人们依违观望，看人家的言为行止而定。假若认得真时，即使是“君亲”之言，亦不会甘心相从，更遑论“一国非之，天下非之”的事情！如果做事先怕别人议论，做到中间一被谤诽，就消然中止，这不止说明此人无定力，更是没有定见。凡人做事，先要看到事后的功业，又要体恤事前的议论，事成之后，众人自然噤口。即或万一事情不成，但只要自己所做的事，是当下应该做的，就不必去计较成败得失。

做事认真，至鹿善继而集其大成，这从他将自己的奏疏集取名《认真草》可以窥见一二。鹿善继以“真”“痴”二字当作自己做事的标帜：真者，是空而无私；痴者，则是顽而不解私。真是为了与赝有所区别，而认真者则又有别于赝者之笑真。鹿善继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就是犯得一分难，便干得一分事；拼得一分官，便做得一分人。这就是说，为了干事，就必须知难而上；而为了做一个真正的人，甚至宁可放弃官爵。换言之，他做事的原则，就是置办一副真实心肠，先为国家，后为自己。

明代名将戚继光更是以愚钝自居，甚或倡导一种“愚愚”精神，可谓这方面的典范。戚继光将人分为三类：一是所谓的“上智”之人，其人只是厚积金帛，广殖田宅，贪求功名，保得首领，与时迁移而已；二是“下愚”之人，其人只知竭尽心力，整治本职之事，一心尽自己的本分，为国忘家，而将利钝付之他人，或许因为时运不济，生前难以拜相封侯，但死后必能血食文庙、武庙；三是“愚而又愚”之人，其人尽管面对谋不合、道不行的时势，还是愿意竭尽自己有限的精力，去维持应尽的职守，甚至陷阱在前，斧钺不懼。言下之意，戚继光是以“愚愚”自期。

大无畏的担当精神

若是追溯其思想的渊源，无论是老实做人，还是认真做事，事实上有精神源泉：来自《中庸》的“诚” 。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 “诚敬”是“进德”的基础。所谓“敬” ，就是在日用之间“一念不敢忽易”；所谓“诚” ，则是在日用之间“一念认真” 。

归根结底，所谓认真做事，其实就是一种大无畏的担当精神，也是英雄实心任事的精神。从古迄今，豪杰精神一脉相承，真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如伊尹放逐太甲，就是一心把商家天下挑在自己身上，任劳任怨，何尝有些小的顾虑，一有顾虑，就任事不成；诸葛亮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奉为自己做事的信条，不去顾及成败利钝；范仲淹坦言，自己只管做应该做的事，至于能否成功，则并不取决于自己，无暇考虑；韩琦认为人臣应该尽力事君，甚至死生以之，决不可事先担忧事情不济，辍而不为；李纲更是直言，事君之道，只可考虑进退之节，不必计较其中的祸患；戚继光主张， “鞠躬尽瘁，夕死何憾” ，追求的并非是肉体的永生，而是精神的长存；鹿善继更是别具一副真肝胆，不分炎冷，不计险夷，甚至敢于辞炎就险，把举世莫胜的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

如此种种，都是不顾利害，不计个人得失，正好契合于儒学的真精神。惟有老实做人，认真做事，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方可使儒学真精神得以理性地回归。

（内容来源：学习时报；作者：陈宝良。题目略作修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