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铁钧：《西行漫记》的艰辛出版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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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美国采访人员埃德加·斯诺在陕北解放区采访、考察5个多月，写出一部纪实通讯集《红星照耀中国》。该书于1937年在英国出版， 8个星期5次重印，售出10余万册，引起广泛国际反响。白求恩、柯棣华就是受这部著作感动、鼓舞，毅然奔赴延安支援抗日。

当时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的中共党员胡愈之，读完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后，敏感地意识到，这部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揭穿国民党对解放区造谣污蔑，介绍陕北真实面貌的书籍，应马上着手翻译出版。他的想法得到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的支持。刘少文刚从延安归来，知道书中许多重要内容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审定，准确可靠。于是出版图书的重任就落到了胡愈之肩上。

当时国民政府对出版管制十分严厉，出版物必须经“新闻总署”审批，但这样的“赤书”是不可能得到批准的。后来胡愈之的胞弟胡仲持想出办法：成立一个文化社团，以“抗日读物”名义出版。当时“淞沪会战”刚结束，国民爱国热情高涨，许多民间文化团体都创办报刊、编印书籍宣传抗战。

不久，一个名为“复社”的文化团体在上海成立，经胡愈之、胡仲持和中共党员梅益、林淡秋聘请，《上海周报》主编吴景崧、编辑邵宗汉，《译报》主编冯宾符、《救亡日报》编委傅东华、《中华书局》编辑倪文宙和进步学者章育武、陈仲安、王厂青等12人组成《红星照耀中国》翻译小组。大家得知译书的重大意义，都跃跃欲试地索要样书，怎奈样书只有一本，胡愈之只好把12章、30多万字的书拆开，每人分一章。

这样各自拿回翻译，就发生了许多难料的险象、意外。倪文宙被人诬告私藏禁书，家中遭特务搜查，未译的书稿被翻出。好在书页没头没尾，倪文宙谎称翻译论文，才蒙混过去。冯宾符把书稿放进保险箱，午夜贼人入室撬开，连同钱财一起掠走。没了原稿，他一筹莫展，后来几经波折，在一位英国侨民那里找到一本，才救了燃眉之急。

20几天后，译稿陆续交齐，胡愈之通读后不禁叫苦。原来， “各自为战”式的翻译，内容无法前后照应，许多回忆、倒叙的情节接续不上、自相矛盾。另外，译者对书中内容不完全了解，许多名字、术语不知如何翻译，只好音译。如“林伯渠”、“杨家岭” ，有的译成“蔺波趋”、“林博曲” ， “羊夹铃”、“洋伽灵”等。译稿谬误百出，胡愈之放下手头的事情，把自己关在一个亲属家阁楼里，用了13个日夜修改、校正错译和笔误。他后来回忆说：“为把译稿校对的通顺无误，我一天只睡3、4个小时， 13天瘦了5斤多。 ”

书稿校完，确定书名时又出现了争议。有人主张维持原貌，依然用《红星照耀中国》，有人提出：“红星”马上让人联想到“共产党”、“红军” ，为避免麻烦应改名。胡愈之与刘少文商议，决定用名《西行漫记》，因当时党中央在大西北， “西”也可以暗喻延安、共产党。

书稿敲定，还面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资金。经预算，印刷2000册需2500元，当时上海民不聊生，工商业经营惨淡，极难找到富豪资助出版。这时，上海《读书》杂志编辑杜元启欲投奔解放区，来找胡愈之帮忙联系。他得知《西行漫记》出版遇到困难，就自告奋勇去找自己的远房叔叔：上海帮会大亨、时任“上海各界后援会”主席的杜月笙。当时杜月笙爱国热情正高，听说侄儿要出版抗日书籍，很爽快地拿出了1000元。

得到千元资助，胡愈之却高兴不起来，还有一大半费用没着落。杜元启又出主意：《读书》杂志麾下有个“读友会” ，会员2000多名，不妨将《西行漫记》打折预售，交钱就发一张代金券，出版后凭券领书。这办法果然奏效，没几天就筹到1500元。

资金齐备，胡愈之满心喜悦地联系印刷，问题又来了。因为淞沪战争，大多印刷厂已迁往内地，如去上海之外印刷，书在运输中被查出来，凶多吉少。后来多方打听，总算找到一家没搬走的印刷厂，但已停业，工人也全都辞退。在“上海工人救国会”帮助下，找到了10多位印刷工人，他们夜以继日地苦干20多天， 2000册《西行漫记》终于付印并运到“复社” 。胡愈之等人翻阅历经艰辛、坎坷出版的新书，心情激动、感慨万千：这部著作必将像焰火一样，为憎恶黑暗的人们指引光明方向。

果然不出所料，《西行漫记》1938年2月面世，到11月已经4次重印，售出2万余册，武汉、南京、重庆等地相继出现翻印本。《西行漫记》不但使民众了解了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八路军的抗战决心和力量，也知晓了共产党的英明主张、解放区的大好局面。许多有志青年、进步人士从延安、解放区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冒险跋涉，奔向延安，寻求革命真理，实现救国抱负。

转载自《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