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台湾第一人——宣城沈有容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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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振宇

五、取往朝鲜

万历十九年（1591）二月，沈有容调往保定镇，晋升源图钦总，守卫浮图峪。在此任上，沈有容上书纵论边政， “遂条革八弊，与时枘凿” 。提建议本是一件好事，但在明朝做为一员武将去提建议，那便有些不同。

也许是鉴于唐朝藩镇割据，明朝自宣德以后，重文轻武趋势十分明显。文官自视甚高，认为武将在战阵中凭的不过是血气之勇，只要听从调派即可。武将上书言兵事，无疑是对文官集团权力的挑战。譬如当年俞大猷守御金门之时，曾上书监司论用兵二弊二便。监司得书后竟然发怒说：“若武人何以书为！”杖责俞大猷，并夺其职。

这次沈有容上书还算幸运，好像只得了上司的一顿斥责，但他已觉得有些灰心，于八月份托疾乞归。但保定巡抚宋仕对此置之不理，等待一年也没有结果。后来，沈有容拆了破旧的公房二百余间来盖公馆，被一个与他有隙的同事揭发，才得以解甲归田。不过，在他等待交接之时，狂风暴雨却突然从东方岛国吹来。

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十三日，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因平定岛内战国乱世局面，野心极度膨胀，悍然出兵侵略朝鲜，妄图征服琉球、吕宋、朝鲜、明与印度，独霸东亚。早在日本天正五年（1577），丰臣秀吉奉织田信长之命征讨日本中国地区的毛利氏时就这样说过：“蓄粮仗，造舟舰，济海入朝鲜……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 ”当他完成日本内部的统一之后，果然将目光瞄向了朝鲜。在和平臣服朝鲜失败之后，丰臣秀吉在准备充份的条件下，命令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率十五万大军开始进攻朝鲜。

这时朝鲜的李朝已承平了近两百年，在十五世纪末更是陷入了党争：先是士林派与勋旧派，再有东人党与西人党，导致王朝政治腐败，国困民穷。当日军杀来之时，朝堂会议之上竟然“或有坐睡低头者，或有袖手冷笑者，或有哄然辨争者，或有攒眉饮泣颠倒失常者，凡事有同群儿，争辨闲谈，国事可知。 ”当时的军队更是缺乏训练，素质低下，甚至士卒射箭“矢至数十步辄堕，不能伤贼。 ”这样的军队如何能抵住日本在内战之中锻炼出来的虎狼之师？自然一触即溃，败退千里，半月之内，王京汉城沦陷；又过了一个半月，平壤也被占领。

日军侵入朝鲜之后，朝鲜立即向明朝请求援助。但明廷认为日本不过弹丸鼠国，能有多大能耐？只命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支，应援朝鲜。七月十七日，明军三千人进攻平壤，与装备了铁炮(日式火绳枪)的日军展开巷战，大败，只剩下祖承训率残部退回国内。

明军初战失利，日军更加猖獗，朝鲜“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江）” ，大明边关岌岌可危，正如后来宋应昌指出的那样：“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 。战报传来，明廷十分震惊，方觉日本实乃劲敌，不容小视，兵部制定了“直抵朝鲜，存属国，以固门庭”的方针，决心派重兵应援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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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明廷于八月任命宋应昌为备倭总经略。宋应昌受命后，声称平日讲求“一字阵法” ，用兵一万，造车三百六十辆，火炮七万二千门，弓弩二万七千副，毡牌各二千面，弩箭数百万枝，火药铅子及轰雷、地雷、石子、神球、火龙、火枪等，要兵部先备齐，方肯出征。这种怯战的姿态显然是受初战失利的影响，御史郭实由是弹劾宋应昌担任经略一职不当，宋应昌大喜，马上顺水推舟，要求辞职。神宗大怒，狠狠申饬了宋应昌一番，他才不得不出征。

宋应昌原来听过沈有容曾以二十九骑破敌三千的威名，于是向宋仕要来沈有容，令他“补本部院中军”取往朝鲜。宋应昌虽然找了沈有容来护卫自己，但他仍旧不放心，还找了一个自谓可“驱使神兵”的术士张元阳。其实这也没什么，姑且不说秦皇汉武，就是本朝嘉靖皇帝不也是个中翘楚吗？可是沈有容见到经略如此沉溺于方术，却深不以为然，常窃笑之。宋应昌因此对他逐渐冷淡了起来，沈有容觉察了这个变化，便识趣的告病归田了。

虽然杀倭立功的机会没有了，但接下来的三年中，沈有容在家中“朝夕菽水，承欢膝下” ，为父母尽了人子的孝道。

?六、征日计划

万历二十四年（1596），因丰臣秀吉不满意明廷“许封不许贡”致使日本无利可图的条件，明日和谈破裂。第二年的二月二十二日，日军再度进攻朝鲜。朝鲜军依旧是一触即溃，几月之内，东莱、晋州、梁山，乃至闲山岛、南原等军事重镇相继失陷，到了九月，日军又已兵临汉江。

闲山岛失守之后，不仅对朝鲜的打击十分严重，中国的天津、登莱也是失去了屏障，于是大学士沈一贯、赵志皋等上疏提议设立天津、登莱海防巡抚，沈一贯在奏疏中建议“多调浙、直、闽、广惯战舟师，相度机宜，进剿釜山、闲山及对马岛，救援朝鲜……” ，并且指出“今迤北捣巢，征虏为却，宜仿此意，行之于海以渐，灭倭必此一举” 。后来御史徐兆魁更是直接提出“捣巢之策” ，兵部回复称：“关酋（丰臣秀吉）背道逆天，虐用其众，闻各岛愤怨已非一日，纠合出奇，诚因势利导之策也……是在各督抚同心秘计，随便酌行，如忠义可鼓，勿待正兵，事机可乘，勿待奏报，而一切假之便宜，毋以议论束缚，致令掣肘” ，得到了万历皇帝的首肯。

其实，由明军直接进攻日本本土而解除朝鲜之祸的“捣巢之策”提出甚早。早在万历十九年（1591），海宁致仕官员仇俊卿在听说日军准备侵朝就曾经建议督抚“请如汉横海楼船故事，以张国威” 。朝鲜战争爆发后，太仆寺少卿张文熙向兵部尚书石星提出了“集浙、直、福、粤濒海四省之兵，入海捣日本之巢”的奇策，但“旋为言路所驳” 。后来福建巡抚许孚远的“备倭三计”其三也提出“特发内帑百万，分助诸省打造战舰二千余只、选练精兵二十万人；乘其空虚、出其不意，会师上游，直捣倭国。顺命者宥，逆命者诛……” ，但因为此时明廷已经把重点放在议和上，故也没能实施。

明廷为了贯彻这一次的“捣巢之策” ，特别将广西总兵童元镇调到浙江主理此事，因为他“熟识岛情，往年曾与捣巢之议” 。这一策略还得到了福建巡抚金学曾的积极响应，但因军中缺少将才，金学曾开始着力搜求，沈有容就在其中。

沈有容欣然接受了聘请，但等到了福州府衙，却发现“同聘者多老疾” ，与他们共事，能有什么作为？当下也不多言，将礼金原封不动的退还太守车大任，自行离去。金学曾得闻后，立即派了幕僚林守宇去追，在洪塘追到了正在等船的沈有容。沈有容见金学曾如此礼贤下士，便回到了福州，被授予海坛名色把总一职。

兵马未动，情报先行，沈有容接到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潜入日本探察丰臣秀吉的情形，为此金学曾派给沈有容一个叫刘思的商人做助手，并从府库中拿出一千两白银，让他们扮成商人前去。沈有容却将钱财之事全交给了刘思打理，自己不取分毫。

正准备行动之时，却传来了丰臣秀吉已死的消息。金学曾认为丰臣秀吉死后，日本又将陷入内乱，即刻上疏：“倘水陆交攻，歼此鲸鲵，或其时也。乞敕朝鲜经督诸臣再加侦实，相机进剿以彰天讨……”但此时日军己开始撤退，而且明廷主要奉行的还是“来则拒之，去则不追”的方针，认为将倭寇赶下海的目的已经达到，不宜再行远征。于是沈有容也就不用去日本探察，一千两的公款自然要归还，只是刘思竟已将大部分挥霍，落了个抄家的下场。金学曾见沈有容对钱财毫不染指，对他越发器重。

七、徙建水寨

沈有容在海坛待了一段时间后，金学曾把他调任浯铜游把总。浯铜军纪涣散，军官多吃空额，沈有容赴任后， “痛洗夙弊，鼓舞士卒” ，提升了士卒的士气。正因为如此，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福建各个水寨巡逻兵船多有被倭寇劫掠的，只有沈有容一军在四月初七日生擒倭寇十八名，斩首十二级。

为了防止又有所抬头的倭患，兴泉道王在晋提议招募巡逻兵800人，商船24只分为二哨，令沈有容统帅其中之一。沈有容得到这股生力军后，马上出海巡逻，直到与广东交界的地方。在五月十七日与一股倭寇相遇， “斩首三十二级，夺回南澳捕盗张京兵船一只” ，立了大功。但漳南道俞士章忌惮沈有容的功劳，陷害他说：沈有容为了报功，杀了这艘船上幸存的士卒充当倭寇。如果此罪坐实，那沈有容恐怕就不仅是革职查办的问题了，好在金学曾明察，洗刷了沈有容的冤屈。但因此事的影响，沈有容前五年的功劳都被抹消。

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二月，朱运昌调任福建巡抚，将沈有容升任浯屿钦依把总，明制“钦依把总与守备同体，事权颇重，非各营哨名色把总之比” ，因其可便宜调遣沿海各卫所军队执行作战任务。此时，新上任的泉州知府程达熟察海疆地形，感到浯屿水寨“辖地北至崇武，南至料罗。料罗稍近，其去崇武且三百里，缓急无以应；而厦门自有游兵，地亦割隶，不相摄也” ，为此曾经亲自乘船在周边考察，见到倭寇“船突至郡桥之南” ，叹道：“岂有丑虏卒来，如入无人之境，门户安在哉！”于是咨询有无合适的地方可以徙建水寨。沈有容履任浯屿之后，对附近地形已经了然于胸，建议“遍观四履之地，枕山带水，系泉郡咽喉，可以居中调度、便于扼控者，无如晋邑之石湖澳” 。程达将此建议与巡海道徐应奎、巡抚朱运昌商讨后，上报朝廷同意，将徙建水寨的事交由沈有容一力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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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石湖的百姓听说此事之后，却十分惊慌，他们认为“今欲建寨于此，恐将未必能缉、卒未必能听。又以营造之故，一畚一锸皆呼之民，一鸡一蔬皆取之民；间有悍卒为虐，当道亦置之不问，民有逃之他郊耳！”太守程达只好对百姓说，徙镇此地的是沈有容，百姓这才平静下来。因为他们早就听闻沈有容治军严整，所在禁奸缉盗，素有德于民，还曾为民请命，上书税监高寀停止了征收运粮船的税费。

先是，明廷设市舶司于福建，遣内监高寀主理，高寀上任后，任命许多税役充当爪牙，指使他们敲诈勒索、横征暴敛，掠民财富无所不至，甚至宣布：沿海运送米粟的船只也必须交税。当时沈有容的驻地“其地上硗下卤，率不可田，即田不足食民三之一” ，粮食大多是靠300多艘船只往浙江、广东贩运而来的，对这些船只征税，实是影响民生的一件大事。船商与百姓知道沈有容是一位体恤下情的好官，于是相约向他请求帮助。沈有容得闻这些情况后，立即上书高寀，指出加征船税无异于断了百姓活路，虽然我的职责是防备倭寇，本不应该插嘴朝廷的税收政策，但此举实际上等于逼良从倭，严重影响了沿海稳定。高寀收到此书之后，只好下令停止向运米粟的船只征税。

沈有容受命之后，亲自负责水寨的徙建任务，此项工程于万历三十年（1602）六月二十二日开工，到翌年二月二十日才竣工。新建成的水寨内设有监司署、海防署、寨署、玄武祠和演武场，屹然成为泉州府郡的海上重镇。所需费用，全是用的卖掉旧水寨土地所得与沈有容往年立功得到的赏金，未费公家一分钱，也未曾烦扰百姓。工程期间，沈有容发现此地“海上之沙浪淘风涌上于田亩者久岁，民有耕地，率为碛卤” ，特地组织士卒为石湖沿海修了一段障沙护田的石筑长堤，也就是现在的“沈公堤” 。

八、东番剿倭

当沈有容全力进行浯屿水寨徙建工程之时，有7只倭船横行在浙、闽、粤三省沿海，沿海将士却“不闻以一矢相加遗” 。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初二日，这股倭寇由浙江流窜到福建万安卫所，攻打城池，焚烧船只，劫掠了在草屿耕种的许多百姓，并且在西寨停泊了十余日。沈有容得到消息后，率水军在崇武卫所严阵以待，准备择机出击。倭寇听到风声，不敢再多停留，从乌邱出澎湖列岛，逃往东番（今台湾）。

这股倭寇到达东番后，在大员（今台南安平）建立了据点， “四出剽掠，饱所欲则还归巢穴，张乐举宴为欢” ，搅扰的东南沿海地区“渔民不得安生乐业，报水者（渔人纳赂于贼名曰报水）苦于羁留，不报水者束手无策” ，台湾先住民也深受其害， “不敢射雉捕鹿”、“灭迹销声避之” 。

当时的福建水师“将怠卒玩，贪生畏死，故事循行” ，对这股倭寇毫无办法，福建巡抚朱运昌对此十分忧心，感叹“安得豪杰，为我荡寇分忧者？”他自然想到了沈有容，派人给沈有容送去密札，令其便宜行事。

沈有容感激朱运昌的知遇提携之恩，在得到朱运昌的密令之后，立即开始暗中“部署战舰、兵仗、糗粮” ，并且派遣渔民郭延“直至东番，图其地里，乃知彭湖以东，上自魍港、下至加哩，往往有屿可泊” 。此外，还严格做了保密工作， “虽内而妻孥、外而亲信左右，绝不知其有事东番也” 。

沈有容原计划在除夕之夜前往突袭，但得到谍报消息，倭寇会在此之前外出劫掠，于是提前到腊月十一日发动进攻。由于时值隆冬腊月多风时节， “非出海候，诸将及舵师皆有难色” ，沈有容将朱运昌的密令下达，但为了防止奸细告密，对外则宣称：“吾近往耳，聊以惧窃窃通我分地者”? ，摆出了一副只是例行巡逻的姿态。

沈有容统战船24艘从金门料罗湾起航，在航行到澎湖附近时突然遇上了飓风， “巨浪滔天，众舰漂散，各不相顾” ，沈有容的座船想要返航西屿头，但许久也没见到陆地，飓风却依旧不息“播荡一夜一日，勺水不得入口，舟几危者数矣” ，船上的人都以为将要葬身鱼腹了。实际上，沈有容的座船早已被飓风吹得偏离了航线、飘过了澎湖。在入夜时分，终于看到了澎湖，因为天色已晚，沈有容不得不冒险停泊在地势险峻、船不得并行的丁屿门峡中。在这里等候了三天，仅集结了14艘飘散的战船。沈有容“度贼七艘，我舟倍之” ，破之足矣，于是又再向东番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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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澎湖出发，又经过一日夜的航行，在十二月初八日与倭寇相遇， “将军率诸将士殊死战，无不一当百；贼大败，尽出辎重投之于海令我军拾，而姑少缓师。我军无一人取其秋毫，战益力，斩馘火攻，须臾而尽。 ”是役， “斩级十五，而投水焚溺无算，救回漳泉渔民三百余人” 。因为彭湖以外有黑水沟之称的台湾海峡难以捞斩首级，有的士卒觉得首功太少，竟然建议将救回的这三百余人杀了“伪充倭级”报功，被沈有容断然拒绝，但将“所得金、布、苏木、鹿麂皮、米、麻、苎、椒、乌鱼、温鱼之类，不下数百金”?的战利品全部分给了士卒。

在明军登陆大员修整的时候，台湾先住民的一个酋长大弥勒听闻沈有容剿灭了倭寇， “扶老携幼，竞以壶浆、生鹿来犒王师，咸以手加额，德我军之扫荡安辑之也” 。随行的沈有容好友陈第，利用此机会对大员附近进行实地考察，并向酋长详细了解了此地的风土人情，回到泉州后，整理成《东番记》一文。《东番记》全文一千四百余字，是目前发现有关早期台湾之最可靠具体记录，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除夕之际，沈有容班师返回福建，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总府方索宝，而本将又复忌功” ，要没有朱运昌帮他，恐怕又不免得咎。直到八月份，才得以题叙，这时候朱运昌却不幸去世了，沈有容十分伤心，七次具文乞归，但新任巡抚徐学聚坚持不允。明廷对东番剿倭此事也不甚重视，直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九月才“录闽省防汛官兵擒斩倭贼功次” ，沈有容仅得了六两赏银与附簿纪录。但沈有容的功勋并没有被人遗忘，东番剿倭十年之后的万历四十年（1612），右给事中彭惟成在评论日本岛津藩吞并琉球、东南倭患再起时说“沈有容在闽，能越海数日歼倭众于东番，东番自是敛戢，倭亦戒不敢掠至闽且十年，皆有容之力也” 。

沈有容此次军事行动是福建官方在台湾地区的一次重要行动，随着沈有容东番剿倭与陈第《东番记》的刊行，福建与东番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后来因为其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闽抚院以其地为东洋日本门户，常欲遣数百人屯田其间，以备守御” ，保守派周婴对此讥讽说“疆场喜事之徒，爰有郡县彼土之议” ，此计划的实际操作者是总右翼军赵秉鉴（若思），据说他甚至在台湾筑城，不过可惜的是“后竟连兵作贼，外接东番逆酋为援，内纠漳泉叛民为党，建议袭取东番，实启兵端，以图叵测” ，赵秉鉴被诛，其事遂寝，甚为遗憾。

（作者系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五里沟办事处工作人员、明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