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一场利国利民的改革是怎样失败的？

《大明王朝1566》前半部其实就一直在围绕“改稻为桑”说事儿。我们看看这次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是怎么一步步从利国利民的状态，转变成参与者全输的结局。

“改稻为桑”的提议是在嘉靖四十年御前会议上，由张居正最先提出来的。那时候国库亏空，寅吃卯粮，有些地方的百姓赋税甚至已经征收到嘉靖四十五年。嘉靖本人则还惦记这万寿宫还没钱盖，裕王派系则担心国家财政已经到崩溃的边缘，所以不得已在朝堂会议上，发起绝地反击。就连严党，也深感裕王派系的不满，可能需要鱼死网破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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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一句话，都是钱闹的。无论是嘉靖、司礼监、严党、裕王派系都知道必须想办法开源节流。

但实际上“节流”是不可能的。 “节流”本质上就让大家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嘉靖第一个就不同意，他心心念念的万寿宫还没找落呢。至于严党，更不可能节流。贪腐是不可能自我停止的，只会越来越膨胀。裕王派系倒是能做到，可朝政大权根本不在他们手里，想“节流”根本实施不了。

所以最后还是得回到“开源” 。于是张居正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大意就是江浙等地的丝绸，卖到西洋各国能卖的更贵，简单说就是做外贸，挣外汇。这样朝廷就有钱了。为了实现做外贸的目的，他提出应该先肃清海上倭寇。

这时候立刻就被严嵩打断了。因为严嵩非常清楚，严党之所以屹立不倒，就靠两点：第一胡宗宪是严党，现在浙江剿倭少不了他。换句话说，如果哪天倭寇平息了，紧接着就是严党倒台的日子。第二，严党之所以能大肆贪婪，是因为嘉靖的庇护。其实整个国家最贪的是嘉靖，严党是替嘉靖敛财，嘉靖拿大头，他们分小头。

张居正的提议正好是针对这两点来的，首先清除了海面倭寇，那胡宗宪自然没什么大用了。其次张居正能想出更好的挣钱办法，一旦嘉靖同意，那就意味着严党连另一点作用也没了。所以让张居正说下去，万一嘉靖听完一高兴，说，责成裕王派系的人去干，那严党倒台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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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当机立断接过话头，顺便就把张居正的政策给改了，决口不提剿倭的事情，只说江浙要想多产丝绸，就需要增加桑田。严嵩这样做，就能把事情的主动权挣过来。如果嘉靖点头一同意，那具体怎么办，其实就是严党说了算。所以无论张居正设想是什么样，从严嵩接过话头开始，虽然名字还是“改稻为桑” ，但实际上的具体内容，可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有一点要说明，明朝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的户籍制度就是定死的，比如是麦农，田地就只能种麦，是桑农，田地就只能种桑，还是世袭的。也就是麦农的儿子只能继续当麦农。要想更改田地种植的农作物品种，需要皇帝，也就是嘉靖亲自下令才行。

嘉靖一听能多挣钱，自然愿意给顺水人情，立马同意。为了显示自己爱民如子，还特别提到了不能增加赋税。 “改稻为桑”之所以可以实行，核心原因就是两点，第一，同样的田，种桑要比种麦收成高。其次，采桑养蚕，织成丝绸，卖到西洋诸国，能挣更多的钱。

但这多出来的钱到底怎么分，那可就是不同方案，不同分法了。最后到底谁获益，谁吃亏，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别老觉得多干活儿的人，最后肯定挣得多。现实中，谁干活，跟谁收益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按照张居正的设想，既然种桑比种稻收成高，那“改稻为桑”能执行，首先获益的就是农户。其次通过市舶司卖个国外，那钱自然应该入户部，朝廷也能受益。

但严嵩，其实应该说是严党，并不是这么想的。严党的想法是，种桑确实比种稻收成要高，所以应该趁机兼并土地，这样多出的收益就会地主所有，严党也就能趁机分一份。其次，丝绸通过织造局卖给外国，那钱就会流入宫中，也就是嘉靖的私人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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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就能看出，国家政策，从一个良好的设想开始，到最后实际落地的过程中，有太多太多可以影响最后结果的手段。同样是“改稻为桑”的国策，如果裕王派系来执行，可能做到利国利民。但如果由严党来负责执行，收益可就大部分流入严党和嘉靖的口袋。原来的麦农会失地，国库会继续亏空，变成损国损民。所以别一上来就批评什么政策，应该认真具体的分析政策细节，因为那些细节，才是真正决定到底谁受益的关键。

很明显，严党的方案才更符合嘉靖的利益，因此嘉靖当即表态，应该让严嵩去办。嘉靖的聪明之处在于，从不过问细节。因为这样可以保留最大解释权。虽然国策是他定的，但细节可不是。就算将来出了麻烦，他也可以一推六二五，说自己的本意是利国利民的，只不过底下人弄权，把好好地政策搞乱了，然后把具体执行的人处罚了事，自己的圣名依旧保得住。

裕王派系的人，尤其是张居正一听严嵩的说法，立刻明白了严党在打什么鬼主意。毕竟同样是“改稻为桑”这块蛋糕，张居正和严嵩只是分蛋糕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很容易就能想明白。由此，张居正第一次设想，应该借“改稻为桑”的机会，彻底把浙江搞乱，这样嘉靖追究下来，严党必定倒台。但此时此刻还只能是设想，因为严党具体怎么搞，还是个未知数。

与大家一般的经验并不相符，朝廷中枢的定下的国策，到了地方并不一定办得成。尤其是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毕竟，山高皇帝远，而且皇帝也差不动饿兵。朝廷虽然定下来国策，定下了基调，但具体到底怎么执行，执行时采用什么尺度，往往是操纵在具体执行人手中。

另外，在明朝那个年代。像“改稻为桑”这种国策，朝廷到底是怎么设想的，哪派分别打什么主意，老百姓都是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那时候又没政务公开，朝廷来往的公文，也不可能给老百姓看。所以在老百姓眼里，朝廷就是一体的，根本什么没有派别，政策都是皇上一人定的，具体执行人怎么解释国策，老百姓就得怎么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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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策执行完，就算有什问题，也都是中间的执行人给皇帝汇报。这样看来，中间具体执行人才是整个政策的关键。虽然他们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利，但他们能充分利用自身手中的信息交流权，可以选择性的只向上回报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或者只向下传达对自己更有利的政策内容，从而做到欺上瞒下。所以很多好的国策最后往往也会被执行的乱七八糟，就因为中间的官僚系统，会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去扭曲的执行政策。

浙直总督胡宗宪看一眼“改稻为桑”的具体政策，和郑泌昌与何茂才的所作所为，立刻就明白了小阁老他们打什么主意。 “改稻为桑”的国策只说把农田改为桑田，可到底怎么改，具体政策一字没说。胡宗宪一眼就看出来兼并土地其中的关键之处：稻农把田种成了桑树，但桑树当年是产不了多少丝的，也就是换不回足够的口粮，那农民到时候怎么过冬。

严世藩代表朝廷天天催促让把田改了。但是农民担心改了桑，过冬时候没饭吃，所以坚决不肯改。一边借着国策急着催，一边担心没饭吃，所以坚决不肯改。正好把胡宗宪夹在当中。

其实这事儿很好解决，即由朝廷出面，借粮给农民。农民有了过冬的粮食，心自然就安了，也就会自发的进行改稻为桑，毕竟种桑收益更大，等到第二年桑树就能产出足够蚕丝够生活了， “改稻为桑”也就成了、这样“改稻为桑”的收益，起码种桑这部分归了农民，也算是利民。

但郑泌昌何茂才，还有背后的严世藩，打的主意就在这。逼农民把夏天把田改了，等到秋冬时，无米过冬，那时候就只能贱卖田地。他们正好能借机兼并土地，大赚一把。所以他们一方面不断下廷寄，逼迫胡宗宪赶紧“改稻为桑” 。另一方面，联合各大粮行，坚决不肯借粮给农民，打的旗号就是没粮。目的就是等农民走途无路，贱卖土地。如果按照他们的计划执行，农民非但从“改稻为桑”当中，收获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将赖以为生的土地，也一起丢失。如此一来，严党可是赚大发了。至于将来农民失地之后会干什么，他们才不管呢。

郑泌昌何茂才可以不管，因为他俩一个是布政使，一个是按察使，到时候农民就算是造反，追究责任也追究不到他们头上。而且如果真能按照他们的计划执行，所有过程全部合理合法。农民夏天改桑田，是执行国家政策，冬天被迫卖给大户，是自愿买卖，横竖都挑不出毛病。

可身为浙直总督的胡宗宪就不能不管了。胡宗宪是两省一把手，又肩负剿灭倭寇的国家大任，浙江本来就地少人多，万一失地的农民走投无路，开始造反，跟倭寇里应外合，那他这个浙直总督必定难逃其咎。所以他坚决不同意这么干。

胡宗宪虽然不同意这么干，但他也没有什么化解的好办法。裕王派系的人不会帮忙，严世藩等人巴不得把他踢出局。更何况，他已经快撑了半年了，他原本指望把事情拖到6月多，这样农时一过，就算是想“改稻为桑”也完不成了。

但没想到就在这关口，织造局的杨金水居然谈成了50万匹丝绸的买卖。如果此刻他还继续拖，那内阁和司礼监就会联手对付他。这种政治压力已经不是他能承受得了。最后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上疏说明整个事情。

可他万万没想到是，嘉靖居然不看。更恶劣的是，还因为自己上奏疏的事情，直接惹恼了严世藩。然后严世藩竟然想出了“毁堤淹田”的办法，直接把事情变成了死局。如此一来，胡宗宪本想保住农民田地的策略，非但没实现，还提前就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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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方出招，对方必然就会反击。大家就在这种相互博弈中，不断将局面朝对自己更有利的方向拉扯。所以一个看似简单的政策背后，几乎每一步都包含各种复杂的利益斗争。但最后到底能把事情拉扯成什么样，就是身在局中的每一方，也都不清楚。因为参与博弈的每一方，都只知道自己会干什么，而不知道对方会怎么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