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四川（2）：川南村民冒死掩护红军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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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长宁县梅硐镇泽鸿村保留着一幢具有川南民居特色的瓦房——余泽鸿烈士故居，在这幢瓦房的耳房里有一个“地印子”（俗称夹壁墙，为川南民居的一种构造，是为防匪和在危急情况下避难的地方），在其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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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洪1986年留影

1935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后改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目的是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安置伤病员，牵制敌人，减轻中央红军主力的压力。从此，他们转战在川滇黔边区与敌人周旋。在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中，有一位名叫李桂洪的红军女战士，因有孕在身而无法跟随部队在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战斗，经领导研究决定，由纵队司令部党总支书记、秘书阚思颖陪同李桂洪到长宁县梅硐山区隐蔽。

在中共梅硐区委和区妇女会的掩护下，李桂洪、阚思颖白天藏在梅硐山区内的一个山洞里，天黑后便住在附近的农户家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桂洪的身体渐渐不便在山洞里隐藏了。最后，中共梅硐区委决定实行一个既冒险又可行的计划，就是把李桂洪转移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兼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政治委员余泽鸿的家中，虽然周围驻扎了国民党周化成的部队，但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那里群众基础好，梅硐乡14保保长胡治国又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便于掩护她们；而且余家已被国民党部队搜查了3次，他们已开始松懈。经请示，余泽鸿同意了这个计划。为此，中共梅硐区委安排中共梅硐游击队队员余承远到余泽鸿家负责李桂洪、阚思颖的安全，并指定梅硐区妇女会陈淑均等人负责掩护。此时，中共梅硐区委委员周司和叛变。他叛变后潜伏在中共组织中，随时向国民党部队提供区委和红军女战士的情报。中共梅硐区委书记邓楷感觉到了异常，他发现两位红军女战士不管转移到哪里，国民党部队都会很快追来，一定是有人叛变了。邓楷经过仔细观察，把目标锁定在了周司和身上，他几次看到周司和独自到梅硐场附近，行为诡异。一天，周司和暗杀邓楷未遂便公开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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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女战士李桂洪、阚思颖白天隐藏的山洞

由于叛徒出卖，余承远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李桂洪等人的行踪被敌人掌握。一天中午，驻扎在长宁周家沟一个姓罗的营长带了40余名国民党官兵来到余泽鸿家。正在站岗的陈淑均发现后，立即叫人将李桂洪、阚思颖转移到耳房内的“地印子”里。此时，余家人赶紧做了几桌饭菜“招待客人” ，因为罗营长是余泽鸿幺叔的学生，所以他并未进行仔细搜查，便匆匆离开了，李桂洪等人逃过一劫。

两天后，川军第5师陈万仞部一个姓曾的排长根据情报率兵向余泽鸿家包抄而来。中共梅硐游击队传递急情的竹梆声传来，余泽鸿的弟媳迅速带李桂洪、阚思颖及余泽鸿的祖母藏进“地印子”里。余承远见国民党官兵逼近，便围上围裙进入厨房，当他们进入厨房搜查时，余承远称自己是帮厨，名叫“王伙二” 。经过一番搜查后，国民党官兵没有找到红军女战士，便气急败坏地将余家10余口人及“王伙二”捆绑起来吊打，无论他们怎样逼问，没人说出李桂洪等人的下落。这时，李桂洪、阚思颖在“地印子”里听到打骂声、哭声，心如刀绞，为了不让余家人继续受迫害，她们二人低声商量了一下准备出去解救大家。李桂洪、阚思颖刚要往外走，就被余泽鸿的祖母和弟媳拦住，祖母说：“你们不能出去送死呀，一定要保住红军的后代！要不然他们就白受苦了。 ”她们听后强忍着心中的怒火退了回去。由于敌人没有问出李桂洪等人的下落，便将“王伙二”押到保长胡治国家里继续拷问。胡治国担心敌人把“王伙二”带回营部暴露身份，便用好酒好菜招待他们。胡治国对姓曾的排长说， “王伙二”在余家帮厨只是为了糊口，并提出以保长的身份为他担保。最终，敌人没有证据只得放了“王伙二” 。

1935年11月，李桂洪在“地印子”里生下了一个男孩。她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初为人母的喜悦，就要面临与孩子分别。为了防止暴露李桂洪、阚思颖的行踪，大家经过商量，决定把孩子转移到胡治国家，由他们来抚养。两天后，胡治国的夫人把孩子抱回了家。虽然，胡治国对外称这个孩子是捡来的，但还是引起了怀疑。胡治国怕长此下去有危险，为保护好红军的后代，便举家迁到宜宾的兴文县，以开中药铺为生。

1936年1月初，李桂洪与阚思颖在两名中共梅硐游击队队员的护送下离开了梅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