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 我死了,也难闭上眼睛因为这不是我的交友之道

“畏友”的故事——巴金与萧乾

文洁若(萧乾夫人)说:“假若巴金不认识萧乾 , 巴金还是巴金 , 但假若萧乾不认识巴金 , 就不一样了 。 萧乾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 , 是在三十年代初在北平结识了巴金 , 七十年来一直保持友谊 。 如果不是这样 , 我一生会走更多的弯路 。 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 , 巴金教我怎样做人 。 ’”这些话强调了巴金对萧乾一生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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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与文洁若

萧乾总结了他与巴金友谊的三个重要内容 , 即挚友、益友、畏友 。 前二者比较好理解 , 文洁若的书中也有较详细的描述 。 如萧乾最早是在巴金的启示、鼓励、影响下 , 有了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 , 以至后来终于走上一条他认为正确的健康的人生和文学之路 。 当他处于人生的低谷 , 被社会遗弃的时候 , 只有巴金一如既往仍然热诚相待 , 使他懂得在任何境遇下都对自己不要失去信心 。 巴金始终对萧乾抱着热切的期待并持很高的评价 , 希望他把他的“才华和文采”贡献出来 , 萧乾觉得巴金几十年来一直推动他“在历史的长河中前进” 。 这些真挚美好的友情 , 充溢在过去萧乾的有关文章中和现在文洁若的书中 。 至于“畏友”之说 , 他们也有所涉及 , 但我想在这里作些补充 , 因为这在今天的文坛实在是太难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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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与巴金

萧乾第一次婚变 , 巴金“看不惯”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萧乾的感情生活问题 。 萧乾一生有过四次婚姻 , 情况各有不同 , 文洁若书中都有记述和评点;也说到巴金对萧乾第一次婚变的批评 。 巴金说:“我批评他 , 同他争论过 , 我看不惯那种凭个人兴趣、爱好或者冲动 , 见一个爱一个 , 爱一个换一个的办法 , 我劝他多多想到自己的责任 , 应该知道怎样控制感情 , 等等 。 我谈得多 , 我想说服他 , 没有用!但是他不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人……”对一个朋友的私生活肯这样直言不讳 , 这样鲜明表示自己的意见 , 在文坛这个圈子里是很少见的 。

当年萧乾和巴金在香港九龙码头见面 , 萧乾要巴金一起等候见他的新女友时 , 巴金坚决不见 , 掉头而去 。 对巴金来说 , 他绝不是矫情 , 更不是说教 。 他是真诚的 。 他对恋爱婚姻历来主张 , 既要有感情 , 又要负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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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巴金

他对另一位朋友杨苡 , 当在生活中碰到不顺心的时候 , 也劝她:结了婚 , “算是负上了责任”;“系在一个共同的命运上 , 就应该互相帮助 , 互相谅解 , 互相改进自己 。 ”而且 , 巴金更主张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改造社会的事业上 。 他对于别人如此 , 对自己的感情生活更是这样 , 他与萧珊坚贞不渝 , 相爱一生 , 是众所周知的 。 他对自己的写作生活也是这样的:他一生觉得自己身内像是充满着激情 , 像有一根鞭子在驱使着自己 , 为人类和民族的进步献身 。 他是个言行一致的人 。 所以萧乾说他是医治他的心灵的医生 , 视为“益友”“畏友” 。

但是当时萧乾却听不进去 , 任性而为 , 白白消耗了自己的精力和才华 。 文洁若说他早年写出《梦之谷》时的艺术灵感因此都失去了 , 被艺术女神抛弃了 。 由此比较巴金与萧乾两个人的性情、心灵不同处 , 导致了不同的后来 。 萧乾晚年 , 对于当年这段婚变 , 一直歉疚在心 。 这也正是文洁若书中特意把萧乾写的“心债”两字作为标题的用意 。

巴金要萧乾“器量大些”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萧乾被打成右派时的遭遇 。 文洁若对此语焉不详 。 1979年 , 我和唐达成曾去看望萧乾 , 那时他住在永定门附近的一个陋室 。 达成和他是老友老同事 , 我是第一次见到他 , 但他一样非常随意亲和 , 像是与一个相识多年的朋友那样 。 谈到当年反右派 , 他漫不经心地说:“我对所有批判过我的人 , 都不会计较 , 但对叶君健 , 我是决不会原谅他的 。 ”达成是过来人 , 知道此事的原委 。 我在反右时还是北大学生 , 是从当时的文艺报上读到有关此事的报道的 , 虽然事隔二十多年 , 仍留有深刻印象 。 果然 , 过些日子 , 萧乾在香港杂志《开卷》1980年第10期上发表文章《猫案真相》 , 叙述此事的本来面目 。 巴金看到后 , 从此到1985年 , 在长达五六年时间内 , 至少有六次在信中提到关照萧乾 , 不要纠缠此事 , 不要再提叶君健 。 但是萧乾在这时期给巴金写了许多信 , 却没有什么反应 , 直到1985年9月的信中 , 才勉强回答说:“器量问题我一定注意就是了 。 ”显然他是有所保留的 , 但他尊重巴金 , 还是不再提说此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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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萧乾

当然 , 萧乾所以如此 , 是有他的原因的:1957年反右派时 , 曾对萧乾连续召开批斗大会 , 许多批判发言多属辱骂和人身攻击 。 有一次 , 叶君健以一个战时也在英国的当事人知情人的身份发言 , 揭发萧乾如何向一个英国女人谄媚 , 像她豢养的一只猫似的匍匐在她的脚下 。 这个绘声绘色的发言无异像扔了一颗重磅炸弹 , 使与会者个个义愤填膺 , 一下子从政治批判转成对其人格的鄙视和唾弃 , 进而达到对萧乾批判的大获全胜 。 叶君健的批判是否系会前主持人事先的安排 , 则不得而知 。 但这对萧乾确有极大的杀伤力 , 即那时流行的说法:把他搞臭了 。 难怪萧乾对此耿耿于怀 , 一旦右派问题得到改正 , 他是非把此事说个明白加以澄清不可的 。 但巴金又为什么几次三番叫他不要再提此事呢?

其实巴金是非常同情萧乾曾经受过许多委屈和苦难的 , 但是 , 首先他主张对人(包括亏待过自己的人)要宽容 , 要器量大些 , 心胸开阔些 。 他以自己为例:“文革”时 , 老友赵家璧经不起造反派的逼迫 , 胡编了许多不实之词 , 说巴金有许多反对毛的言论;造反派如获至宝 , 以此来整巴金 , 使巴金吃了许多苦头 。 “文革”后 , 巴金从不对别人提此事;在编《巴金全集》书信卷时 , 把涉及赵家璧、叶君健等的名字都隐去 。 但这次在文洁若的书里 , 有关巴、萧来往书信中 , 却都明白地保留下了 。 其次 , 他历来认为萧乾有才华和文采 , 可以写出更好更多的作品来 。 过去因为政治原因 , 浪费了二十多年的宝贵时光 , 现在更要抓紧时机 , 不要为这些旧事分散精力和时间 。 第三 , 他对当时政治环境颇有看法 , 曾引用别人的话来告诫萧乾:“拿棍子的人还有” , “要冷静些” , “你还得有更大的成就 , 还需要埋头 , 小心地写下去” 。 这些肺腑之言 , 金玉良言 , 可见巴金对朋友的一片赤诚之心 。 所以萧乾对叶君健问题在感情上不一定能够释然 , 但还是听从了巴金的劝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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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和文洁若

巴金说:“……我死了 , 也难闭上眼睛 。 ”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曹禺的《雷雨》发表的问题 。 前几年对这件文坛公案聚讼纷纭 , 颇有歧异 。 还是上面讲的1979年我和唐达成访见萧乾那次 , 萧乾也讲到此事 , 说:“曹禺写了《雷雨》剧本 , 给靳以 , 靳以压着不发 。 有一天 , 巴金从编辑部办公桌的底下抽屉里发现 , 已是布满了灰尘 , 后来看了以后 , 决定马上发表 。 ”萧乾讲这段话时对章靳以的不满表情 , 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晰(据萧乾文章中说 , 他在“文革”下放干校时 , 在稻田里 , 也曾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同事说过这件文坛掌故) 。 正是这种情绪 , 在他后来写有关巴金文章时 , 也都统统表露了出来 。 这就引起巴金极大的不满 , 在信中多次严词批评和告诫萧乾:“你写文章表扬我却把靳以扫了一下 , 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读者怎样看我呢?我死了 , 也难闭上眼睛 。 因为这不是我的交友之道……”他希望萧乾在文章中 , “写出事实就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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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和曹禺

因为这件事情的当事人 , 如靳以、巴金、曹禺以及郑振铎、李健吾等都已作古 , 很难再把每个细节都弄清楚 。 他们生前讲到的一些情况 , 也都有一些出入 , 与这些老人在半个世纪后记忆有误不无关系 。 例如 , 巴金给萧乾信中说:当时他听靳以说 , 曹禺“写了一个剧本 , 放了两三年了” 。 但没有说清是放在作者手里 , 还是放在编辑部 。 曹禺给巴金信中说:“是你在那里(指北京三座门大街14号《文学季刊》编辑部)读了《雷雨》的稿件 , 放在抽屉里近一年的稿子 , 是你看见这个青年还有可为 , 促使发表这个剧本 。 ”萧乾说稿子积满了灰尘 , 是说在编辑部抽屉里放的时间久了 。

但事实是:1933年9月巴金到北京后 , 郑振铎、章靳以与他一起商量决定创办一个刊物 , 定名为《文学季刊》 。 10月 , 以这个刊物名义正式宴请在京的著名作家共同筹划并组稿 。 1934年1月创刊号出版 。 曹禺的《雷雨》是在1934年7月即第一卷第3期刊出的 。 也就是说 , 它在编辑部最长的时间也不可能超过九个月 , 减去一本季刊的正常工作日三个月的周期来算 , 充其量耽搁了六个月 。 其次 , 所以没有及时选用 , 巴金说:靳以“把稿子送给了一位朋友看过 , 那位朋友说:‘写得乱 。 ’他就不敢用了” 。 这里说的这位朋友据说是指李健吾 。 但是李不是《文学季刊》的编委 。 《文学季刊》主编是郑振铎和章靳以 。 靳以主持日常编辑工作 , 周旋在各编委之间 , 他与曹禺又是中学老同学 , 所以有了不同意见 , 他就为难了 。 巴金是编委 , 是创始人之一 , 文名也大 , 和靳以一起住在编辑部里 , 参与实际编务 , 说话就比较少拘束和顾虑 。 他从靳以手里要来这个剧本 , 看后很激赏 , 就决定发表了 。 所以无论怎么说 , 最早“决定发表它”的是巴金 , 这点是人们一致的看法 , 是没有歧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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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萧乾、曹禺、沈从文、靳以(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再次 , 当事人曹禺、巴金从来没有说过靳以处理此稿有故意扣压的问题 , 相反曹禺在出版这些剧本写的序跋中 , 都对巴金、靳以表示很真诚的感谢 。 1936年1月 , 曹禺在《雷雨》单行本序的末尾说:“不过这个本头已和原来的不同 , 许多小地方都有些改动 , 这些地方我应该感谢颖如和我的友人文慧(谢谢他的友情 , 他在病中还替我细心校对和改正)、孝曾、方叙 , 他们督促着我 , 鼓励着我 , 使《雷雨》才有现在的模样 。 ”这里的文慧是巴金的笔名 , 方叙即章靳以 。 同年11月 , 在《日出》单行本出版的《跋》的末尾 , 曹禺又说:“最后我愿意把这个戏献给我的朋友巴金、靳以、孝曾 。 ”1940年12月 , 巴金在曹禺的《蜕变》单行本出版时写的《后记》中说:“从《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的读者 , 他的每一本戏都是经过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手送到读者面前的(他相信我们 , 如人相信他的真实的朋友) 。 ”这里说的另一个朋友就是靳以 , 因为曹禺早期的剧本都是在靳以、巴金编辑的《文学季刊》发表的 , 这些都充分说明曹禺与靳以之间没有什么过节 , 靳以也没有理由故意去扣压曹禺的作品 。

萧乾当时是燕京大学的学生 , 但已进入北平文学界 , 常来三座门大街14号编辑部会友聊天 。 在这件事上 , 他毕竟不是当事人 , 也只是听到一些传说而已 。 从巴金给萧乾信中 , 可知萧乾与靳以个人间有点不和 。 所以 , 他对此事的说法 , 不足为信 , 也是引起巴金对他批评的原因 。 萧乾还是尊重巴金 , 在他写的有关巴金文章中 , 删去了他原先的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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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中)与沈从文夫妇

共同的理想追求

从巴金给萧乾信中 , 我们可以看到巴金对萧乾的关心、鼓励、友善 , 还常有批评和提醒 。 他提醒萧乾要器量大些 , 眼光远些 , 谨慎些 。 他关心萧乾的住房、工作、写作 , 他欣赏萧乾有才华、文采 , 鼓励他多写 , 写出传世之作 。 他批评萧乾有时过于聪明 , 显露锋芒 。 他同情萧乾过去遭遇不幸 , 为他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而高兴 , 称这是正义得到伸张 。 但给人印象更深刻的是:他对萧乾不留情面直言不讳真诚友善的批评 。

几十年来这种肝胆相照的深厚友情使萧乾视他为亦师亦友 , 既益又畏;即使有时未必完全同意巴金的意见 。 因为“巴金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友谊 。 它不是个实用主义的东西 , 而应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善意 。 它时刻鼓励着你向上 , 总怕你跌跟头 。 当你跌了跟头时 , 它不是称快 , 更不会乘机踹上一脚 , 而是感到痛:这种痛里闪着金子般的光辉 , 把人间(即使是没有窗子的斗室)也照得通亮” 。 所以 , 萧乾把从年轻时就结识了巴金看作是自己“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 。

巴金和萧乾的友谊是上个世纪文坛的一段佳话 。 这种真挚单纯的友谊在今天还多吗?我不知道 。 他们有很多不同处 ,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 即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同一个理想追求上 , 这就是文洁若说的那样:“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启迪善良的人性 , 鞭笞一切丑恶 , 在国家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日子里 , 为和平 , 为正义奔走呼号 , 不遗余力 。 ”

文章、图片来源 / 凤凰读书

本文原始标题 / “畏友”的故事——巴金与萧乾

作者/ 陈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