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何难敌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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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为何难敌通胀

文/苏琦

本文首发于总第884期《中国新闻周刊》

国民党从1927年至1937年的统治算不算“黄金十年”是一个大可争议的话题，但其统治的最后十年（1939～1949）无疑是举步维艰的十年。

将国民党的失败归结于穷兵黩武贪腐无能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除了穷兵黩武导致军费节节升高这个因素，国民党政权的无能或应对失措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依然需要人们作出深入的剖析，否则不可能真正理解国民党的失败给中国后来的发展造成了哪些深远的影响。在国民党统治最后阶段出任中央银行总裁的经历，让张嘉璈先生的解释性回顾有着旁人无法企及的洞察力和说服力。这本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在海外出版的关于国民党财政货币大败局的著作，在半个世纪后终于和大陆读者见面，可谓姗姗来迟。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种“迟到”反而有助于其在当下的阅读中被更好地理解和接纳，因为经历了近些年市场经济思维和术语熏陶的大陆读者，对于张嘉璈的分析框架和语境，无疑颇为熟稔。毕竟那是对一个市场经济运作的解读，哪怕是一个失败的、不完备的市场经济。

当年黄仁宇对于国共之争有一个精彩的譬喻，认为国民党打造了一个现代上层结构，而共产党则有效地翻转了底层，二者缺一不可。而张嘉璈整本著作一个贯穿性的分析框架，就是国民党城市经济与农村腹地之间的割裂对其财政货币政策“内卷化”的致命影响。

面对一个前现代的经济体，现代的财政货币手段和经济的局部外向性，或许会更加凸显而非弥补其缺陷。一旦最初几步没走好，事后的补救就总是适得其反，左右为难，直至一发不可收拾。

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而言，一个全国统一的而非割裂的市场非常重要，这个如今已是常识的前提恰恰是国民党政府所不具备的。无论是因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所导致的沿海与内地经济部门的先天割裂，还是交通运输体系的落后，还是内战导致的物资交流不畅，总之国民党旨在扩大产出的财政和信贷政策基本无法传导至内地和农村，这使其不得不依靠进口来满足需求，而其在进口过程中不分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地满足消费和原材料需求的做法，反过来又进一步压抑了国内产出。

这随之又产生了两个不祥的后果。进口激增迅速消耗了国民党的外汇储备，而宽松信贷在拉动产出方面虽缓不济急，但在推升消费品价格方面却立竿见影。接下来国民党采取的外汇管制和信贷紧缩，又助长了相关黑市的勃兴，而国民党囿于手中资源匮乏和政治掣肘，在打击黑市整顿市场秩序方面进退失措，又进一步伤害了市场和社会信心，令包括投机在内的各种短期行为兴起，进而又推升了通胀，而此一后果又主要由构成国民党统治之基的城市部门来承担。

除却经济层面应对的失措，张嘉璈书中还展现了国民党作为一个专制政权行政效率的低下和对采取诸如调整税制等结构性改革的畏首畏尾。由此看来，一个政治上过分集权的统治集团，并不意味着就能拥有一个高效而专业的行政团队，而缺乏民意授权靠平衡内部利益集团维系统治，则会导致关键时刻经济决策执行力的惊人缺失。

张嘉璈写作此书的本意是强调，在促进国防或经济发展方面，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利益最好是通过增加实际产出和促进国内资本的积累来实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尊重民营企业和银行业的健康发展。然而吊诡的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国民党反通胀战争失利最为负面的遗产，是人们对市场的恐惧和由此导致的对经济的全面把控。为了摆脱此一负资产，中国人民付出了持久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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