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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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前4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物质基础。

这里需要指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的效果，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主要是：看它是不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推动了社会进步，是不是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从这样的标准来看，只要比较一下旧中国，我们在毛泽东时期取得的是历史性的伟大成就，是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总体上带给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灾难。虽然在这期间发生过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但在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外交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能否定的。现举下列数例说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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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66年，建成并投产的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1198项，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兴建了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我国的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等，大多是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的，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

二是农田基本建设初见规模，效果明显。农业技术改造的积极开展，为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打下了基础。在粮食、棉花增长幅度较大的同时，经济作物也获得一定的增长。这其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灌溉、发电、拦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是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从1956年起步的，到1960年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的第一枚运载火箭。 1964年10月和1965年5月，先后两次我国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从而打破了国际上的核垄断。 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70年4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71年9月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试航成功。今天在世界上计算速度处在领先地位的天河一号、二号计算机，也是从当年银河六号脱颖而来的。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技术骨干力量，也主要是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

四是培育了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进步举世瞩目。人民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涤荡了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倡导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在惩治贪腐、廉洁奉公，反对封建迷信，发扬社会主义新道德，计划生育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这里还要指出，一个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是反映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社会进步状况的一个标志性的重要指标。毛泽东领导时期，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比中国晚了整整35年。

五是在外交上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区别不同国家对我国的不同态度，同世界各国建立新型的外交关系，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作用。 1964年中法建交，打破了西方国家封锁中国的链条。 1971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1972年促使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到1976年，在当时世界上独立的130多个国家中，同我国建交的达到110个。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尊严形象，赢得了朋友，赢得了声誉，为巩固我国革命胜利成果，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上述成就作为基础，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难以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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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毛泽东在探索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是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

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不久，发生了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进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 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这引发了他对如何防止党和国家被变质的思考，力求要探索出一条能够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毫无疑义，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但仅仅说在这个时期只是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还不足以涵盖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也不足以反映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所面临的历史课题。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犯了诸如“大跃进”这样的错误，走不通了，所以重提阶级斗争，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诚然，这两大探索是伟大的起步，在一定意义上说，错误是难以避免的，都不是完全成功的，但却都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所以应当如实地说， 50年代以后毛泽东所致力的探索，是包含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是两大探索，而这二者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性课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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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义，毛泽东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极为重视的，不止一次地说过“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多次；同时他也认为“文化大革命”犯有错误，应当“三七开” 。所以，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他一生的两件大事之一，也是从他致力于解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能够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历史课题上说的。 “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一种尝试，实际上是一种失败的尝试，这正是历史的悲剧所在。但作为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是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的。我们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错误，但不能否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不能否定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历史课题。所以，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两大探索的概括，是符合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符合他的本意的。

毛泽东提出要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是一个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以探索的历史性课题。如果说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第一次结合，是在经历并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这样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的话，那么，党在新时期面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课题，也将经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其间包括将会遭遇到的挫折和失误，也就是一种并不奇怪的历史现象。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所致力于对自己的建设道路和如何避免党与国家改变颜色这样两个方面的探索，都是围绕着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展开的。当然，他为此所提出的那些理论观点并不都是成熟的和完善的，它们还有缺欠，还不完善，特别是还发生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应当看到，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的巨大功绩都是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不能不带有那个历史时代的局限。这是一切站在时代前面指导历史潮流前进的历史巨人常有的一种历史现象。还应当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还不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更短，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和我国的基本国情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不能不经过艰苦的探索，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毛泽东本人在《十年总结》一文中就说过：“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他说：“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正因为如此，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贡献也往往与失误相互交织或交替出现；他提出的许多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观点，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处于萌芽状态，有的未能付诸实施，有的没能坚持下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毛泽东在探索中所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确实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重要准备。同样，毛泽东对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曾陷入误区，但是，他从对苏共20大赫鲁晓夫丢掉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发出的警示开始，继而又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做出最早的、明确的回应，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它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在探索中所犯的错误，而决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是出于私心，是所谓权力之争等等谬说。正如邓小平所说：“搞‘文化大革命’ ，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 。因此他说：“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 ，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 。这就要求我们在区别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是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走向成熟的。民主革命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毛泽东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及其所积累的经验，具有穿越历史的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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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93年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的时候，胡绳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看法：在1956年，当我们党在已经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及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之后，如果不是另辟蹊径去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而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 。可以设想，当90年代初苏东剧变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时，中国也将难以幸免。这虽是一个假设，但却是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假设。这个看法无疑是深刻的，但这个看法还须要进一步深化。如果说另辟蹊径就可能避免后来的厄运，而事实上当年另辟蹊径的并非中国一家。拿经济体制来说，当时除了苏联的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外，还有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体制，匈牙利的计划加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国家在苏联解体时也全都覆没。而中国在提出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之后，其间又曾经历过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震荡，却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确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应当指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总是十分重视并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全党，指导历史前进。这可以说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特有智慧的一个表现。 1956年，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国内和国际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果断地提出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并围绕这一历史性课题回答了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和国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为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奠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另辟蹊径的艰巨事业中，比较能够经得住风浪，而当我们出现失误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回到正确的思想上来并加以纠正，因而能够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是我们党坚持走自己的建设道路而不迷失方向的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

这里，拟从以下两个方面说明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理论建设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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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以苏联为鉴戒，初步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1956年，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提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任务。应当指出，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鉴戒苏联的经验相联系的。正是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并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论十大关系》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这不仅表现在以此为起点的探索已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并开始触及到体制方面的改革，达到一定的深度；而更重要的是体现其中的基本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紧紧把握探索的主题，是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道路，这是关系到改革的正确方向。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出发，以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来确定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就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第二，关键要正确处理坚持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是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时，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且说提出这个口号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所以这样，不仅是要放下大国的架子，强调一万年都要学习；而且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但这种学习决不是照搬照抄，要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坚决抵制腐朽的东西；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把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新的东西；在向外国学习中要把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扬起来。这些思想对今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强的针对性的。第三，中心是反对教条主义。党的七大在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时，明确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其中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七大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对我们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影响已日益缩小，而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使得那种对西方的迷信，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正呈上升态势。他们企图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消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用新自由主义来影响和误导我们的改革，这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腐蚀力和破坏力，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这些思想对今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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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阐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6年，当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后，党和国家面临着如何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即关系到国家的治理和社会走向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敏锐和深刻的哲学思维，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入总结实践中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于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它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最早的、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探索和回答，它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根据他对人类社会的演进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的长期研究，指明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基本矛盾，他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虽然他在这里没有使用“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已指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种基本的矛盾是社会发展动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后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曾明确使用过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他指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列宁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他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时指出：“因为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 。他们这个深刻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建立在社会生产的基础之上，一切社会的运动和社会的面貌归根到底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的。但社会现象是极其复杂的，这个概括还不能反映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全部特点，还没有涵盖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样人类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矛盾，因为有一部分社会矛盾是由这个基本矛盾产生的。因而，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把经典作家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种矛盾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并认定这种社会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他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特殊矛盾及其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涉及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明这些矛盾同以往社会一样，都是受社会基本矛盾所规定和制约的。他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正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这两种社会基本矛盾，这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一，指明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 “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 ”使我们在社会矛盾面前处于主动地位。第二，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是相适应的，这就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也还存在不相适应的方面，但这是非基本的方面，因而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这就为通过调整和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强调大量的、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就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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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表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的一系列理论思考和理论工作，对于我们另辟蹊径、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纠正在前进中出现的自身的失误，使之沿着健康而正确的方向发展，都起了重要的指导和保证作用。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改革和创新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善于依据现实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才能正确地指导现实，预见未来，保证航向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