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怎么一步步走入没落的

其实，当万历朝富庶的光环渐渐褪却之时，明王朝便开始了其不可回转的颓废之路。经历了万历后期的朝政荒怠，朋党之争，特别是天启年间的魏忠贤专权跋扈，残害忠良，到明思宗朱由检（即崇祯）即位时，所接手的已是一个内外交困、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了。他不仅要面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 ，要对前朝“阉党”专政所造成的政治后遗症痛加针砭，尤其要面对内外交困的潜在危机。 “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崇祯长编》卷14 ，崇祯元年十月戊子），是其处境最生动的写照， “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崇祯长编》卷15 ，崇祯元年十一月甲子）之感叹，透露了其当时内心的焦虑。为了拨乱反正，为了大明王朝的中兴，他几乎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孜孜不倦地探究新政的举措， “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明史》卷24《庄烈帝纪二》），是并不为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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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长年累月形成的官场积弊，并不是明察苛求所能奏效的，这些积弊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身处官场之人大多习以为常。而思宗求治心切，对臣下要求有时近乎苛刻，也就必然造成臣下终日畏怵，最终沦为皇上一人独劳的局面。崇祯时期朝政的一大特色，便是深得思宗宠信并居相位达八年之久的温体仁，推行没有阉党的阉党路线，大搞帮派体系，加剧党派之争。纷乱不断的党争，是晚明朝政无法遏止的痼疾，也是其走向衰败的罪魁祸首。无谓的内耗争斗，直接削弱了明政府的统治能力，加剧了日益严重的边防与内政危机。

以边防而言，万历初年，辽东在李成梁的镇守下，尚属平静。但随着李成梁的逐渐居功自傲，出现一些诸如虚冒战功、纵兵杀掠之类事情，激化了内外矛盾。神宗于万历十九年无可奈何地罢免了李成梁，以无能的杨绍勋出任辽东总兵。此后十年间，辽东更易八帅，没有一个人的军事才干可与李成梁相匹敌，辽东边备因而日趋废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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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七年，明军与努尔哈赤的萨尔浒之战，成为双方势力的转折点，此后明朝控制后金的凶猛攻击已属不易，遑论收复失地。明政府起用堪称帅才、在战略上有独到之见的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出来收拾残局。但万历四十八年神宗病逝后，熊廷弼就遭到言官出于党派门户之见的无端攻击，致仕罢官。取代熊廷弼出行辽东经略的袁应泰不懂军事却固执己见，导致辽东战备重镇沈阳、辽东政治中心辽阳相继沦陷。朝廷不得不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同时任命投靠“阉党”的王化贞为辽东巡抚，致使经抚不和，酿成广宁战役的惨败。熊廷弼被捕入狱，又遭“阉党”诬陷，终落个被杀后又传首九边的下场。

随后，朝廷又任命对辽东充满使命感的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辽东经营又出现一些起色。但令人惋惜的是，不久，孙承宗因受“阉党”爪牙无端攻击，被迫辞官回乡。一切的运筹帷幄与文韬武略统统落空，辽东局势急转直下。后来，在同努尔哈赤的交锋中，镇守宁远的袁崇焕崭露头角，大败努尔哈赤，给明政府扭转颓废的辽东战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时机。然而，当时正是“阉党”的专政时代，袁崇焕遭到魏忠贤党羽的上疏诬劾也被迫辞官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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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宗即位伊始，渴望扭转辽东的忧患局面，袁崇焕又重新被委以重任，全权掌管辽东事务。但是，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直接导致了袁崇焕的被捕入狱。其实，思宗最初下令逮捕袁崇焕时，只是“暂解任听勘”而已，并没有要把他处死的意思。但是，朝廷中另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袁崇焕与党争纠缠在一起，由袁崇焕牵连到内阁辅臣钱龙锡，终于使袁崇焕的罪状层层加码，以致无法收拾。

就这样，从熊廷弼到孙承宗再到袁崇焕，几任有为的辽东边将，莫不因朝内党争而受牵连，袁崇焕的悲剧固然有皇太极反间计的影响，但同时也是明末党争的直接恶果。对思宗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脚，自毁长城，此后再难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 “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面对黄土高原地区日呈燎原之势的民变危机，以温体仁为首的朝臣们也是无动于衷，仍然醉心于彼此之间的尔虞我诈：“当是时，流寇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温体仁）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明史》卷308《温体仁传》），不计国事。明廷从内阁到六部，依然我行我素，丝毫没有改弦更张的意思，听任局势的日益恶化。为此，谈迁曾深深感叹：“大臣不深为社稷虑，惟私旨是徇，鲜有不覆者，况抢攘危急之秋哉！”

今人以全球化的视角观之，晚明时期的中国经济充满生机，充满活力。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大量白银不断外流进而带来的经济几近崩溃相比，晚明时期占世界产量三分之一乃至更多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是一种无可争议的辉煌。但是，愈演愈烈的“党同伐异”之风使晚明朝政乌烟瘴气，并将万历新政带来的社会新气象折腾得荡然无存，使明政府失去了一次最好的中兴机会。及至崇祯时期，民变蜂起的社会危机，强敌窥视之际边将袁崇焕与毛文龙之间的“同室操戈” ，更将晚明王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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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此，晚明悲剧的教训是惨痛的，特别是晚明社会的政治体制面对外来经济文化冲击时的麻木不仁与无所作为，尤令人深思。应该说，晚明时期开始的世界全球化发展趋势，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已经开始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改变当时统治者对世界的看法，对统治者来说，政治体制与权力运作仍然是帝国政治的老传统。换言之，不待义军蜂起、清兵入关，明王朝的生命力已在人与人之间无尽的内耗中厮杀殆尽了，这可以说是晚明朝政的最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