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点名称赞的九江植棉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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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年前的1月，来自江西九江的植棉能手高冬梅赴北京参加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其间，她不仅受邀参加周恩来总理召集的小型座谈会，而且在闭幕大会上被周总理点名称赞。

时光流逝，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但回忆起来仍是那样真切和感人。 2014年1月中旬的一天，笔者来到著名劳动模范、曾担任中共江西省直属机关工委书记等多个职务的高冬梅家里，听她讲述48年前在北京受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并聆听他教诲的珍贵往事。

赴京参加全国棉花会议见到周总理

1966年1月，深冬的北京严寒料峭，银妆素裹。江西省农业劳动模范、九江县江洲公社棉丰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妇女主任高冬梅，同时任中共九江县委书记左凤岗、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黄问隆等九江地区的代表在火车上度过元旦，来到北京参加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棉花生产会议。这是高冬梅首次来到心中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也是她第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这年她才23岁。

作为一个在江西土生土长的南方姑娘，高冬梅从小一直生活、学习和劳动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小岛上——九江县江洲镇。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支援农村建设， 1960年夏，品学兼优的高冬梅从九江县一中初中毕业后，放弃了已被九江师范录取的机会，毅然回到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因为吃苦耐劳、勤奋好学，仅仅两年时间，她便从一个走出校门的初中女生成长为一名能独当一面的大队干部和生产骨干。

1964年，高冬梅被派到公社农一场，带领一批回乡知识青年组成突击队，进行棉花的科学栽培和良种繁育。她们栽培的棉花皮棉单产最高达到100多斤，这在当时很了不起。高冬梅成了植棉能手，并被评为回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和省劳动模范，全省各地前来学习取经者络绎不绝。 1965年底，高冬梅被推荐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自己的工作和成绩。

这是第五次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19个省、市、自治区的358县，共700多人。粮棉问题事关国计民生。从1962年开始，国务院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棉花会议，周总理或亲自到会讲话，或召集代表座谈，了解棉花生产方面的情况，倾听来自基层的声音，同时布置工作任务，为大家加油鼓劲。流传甚广的报告文学《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写的就是在这次棉花会议期间，周总理向植棉劳模吴吉昌交代：“主席要求我们继续研究解决棉花脱蕾落桃问题，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你把它担起来……”

高冬梅虽没有吴吉昌那样的知名度，却也享受了当面聆听周总理教诲的殊荣。她回忆，会议中的一天她接到通知，要她代表江西参加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一个才二十几岁的小姑娘，能够与国家总理坐在一起开会，近距离接触、面对面交谈，高冬梅心情既兴奋又紧张。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二十几人，大都是棉花生产成绩显著的地区、单位的代表，包括农业和供销部门的领导干部、植棉能手和科学技术人员等。走进会议室，高冬梅看到，这里陈设十分简陋，一张长条桌，四周摆了些木椅，非常简朴。不一会儿，身着一套深灰色中山装的周总理笑容满面地健步走来。落座后，总理就当前棉花生产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与大家进行座谈。当时，高冬梅坐在总理的斜对面。周总理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亲切地注视着每一位代表，并一一询问每位代表的情况。当总理问到高冬梅：“你是哪里的？”高冬梅赶紧回答：“我是江西九江的，家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小岛上，叫江洲公社。 ”

看到高冬梅有些紧张的神态，周总理微微一笑，像拉家常一样随和而爽朗地说：“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是个南方姑娘!”高冬梅笑着连连点头，紧张的情绪随之烟消云散，对总理的敬仰之情也油然而生。

这时，总理浓浓的眉毛扬起，又关切地询问：“小姑娘，你那里棉花生产怎么样？”高冬梅向总理汇报说：“我们一批回乡知识青年组织一个大队，一方面培育棉花良种，另一方面种植棉花。 ”在听了她的介绍后，总理紧接着又问道：“你们那里青年多，晚婚的多不多呀？”

高冬梅没想到总理会问这样的问题，但由于对自己所在大队的情况十分熟悉，便向总理报告说：“现在青年结婚的年龄比原来要晚一些。 ”听了她的回答，总理高兴地笑了。高冬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想不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日理万机，对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这么重视，竟问得这样认真、仔细。

周总理在大会上专门提起“九江的小姑娘”

1966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这次的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前后开了10余天，总结交流了1965年棉花生产经验，提出了1966年棉花生产的奋斗目标，讨论了实现棉花继续大幅度增产、粮棉双丰收的措施和办法。

会议规格很高，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代表，并合影留念。周恩来总理，李先念、谭震林副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

在1月15日的闭幕会上，周总理向代表们作报告时，从棉花生产的角度讲了备战、备荒、为人民三个问题。据《周恩来年谱》对此记载，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争取一个和平环境对建设祖国是好事，我们不挑起战争” 。 “中国这样大，全国没有一点灾害是不可能的。丰收之年，有些地方也有灾荒，要有备荒思想” 。

周总理还说：减少棉花种植亩数，要和公社、大队、生产队商量，要走群众路线。如果硬摊派，会出乱子。革命胜利靠群众路线，建设也要走群众路线。各省各地都可种一些棉花，但一定要经过试验，能种则种，不能瞎指挥，不能影响粮食生产。中央要抓重点，注意北方几个干旱的省。这几个省既要解决粮食自给问题，又要保证棉花生产不能减少。

周总理在讲话中所表现出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科学严谨态度，给与会代表留下深刻印象。而令高冬梅又万万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她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地听着总理作报告时，突然听到总理说：“江西九江有个小姑娘，她们那里的青年比较集中，现在结婚比以前晚些，这就很好。我们既要抓棉花生产，也要抓人口生产。 ”

只在前天的座谈会上和周总理简短地交流，他老人家就记住了她，并在大会上向全体与会者作介绍，这让高冬梅惊讶不已，也深受鼓舞。她不仅亲身感受了周总理惊人的记忆力，更为总理如此关心和重视来自基层的农民群众感到无比激动。走出会场，隆冬的北京寒冷异常，而高冬梅却热血奔涌，一股幸福的暖流长久地荡漾在心头。

离开北京，回到家乡，高冬梅向公社领导汇报在北京开会和得到周总理肯定的情况。公社领导要广播员开通广播，让高冬梅向全体社员报告受到周总理接见的喜讯。高冬梅通过广播让全社的男女老少分享了自己的幸福和荣耀，顿时引起了全社上下一片沸腾。

总理教诲始终铭记心头成为工作动力

高冬梅说，岁月如流，多少往事随风飘散，但自己被敬爱的周总理接见谈话的那一幕幕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永志不忘。每当想起来，总理那英气照人的眼神，那爽朗开怀的笑声，那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作风，便一一浮现于自己的脑海，叫人挥之不去。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听到噩耗，高冬梅非常难过，连续几天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吃不香睡不安。 “1966年我们见到总理时，感觉到他的身体和精神特别好，想不到仅过了10年他就离我们而去。 ”高冬梅说，当时自己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江西团省委和省妇联担任领导职务的高冬梅有幸受到邓颖超大姐的接见。 1978年10月28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邓大姐专门和参加第十次团代会的女代表见面，并发表了热情洋溢、对青年一代寄予殷殷厚望的讲话。看着大姐慈祥的面庞，握着大姐温暖的双手，高冬梅很想和大姐说几句话，表达她对周总理的思念，然而在场的人将近200人，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拥向大姐握手，使她未能如愿。

高冬梅说，那张周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与会议代表的合影照片当时挂在棉丰大队会议室，后来到省里工作没有带过来。现在那张珍贵的合影也不知下落何处。对此，高冬梅感到很遗憾。

1966年1月周总理的接见和谈话，给高冬梅以巨大的鼓舞，成为她一生难忘的珍贵记忆，更成为她锐意进取、奋发工作的精神动力。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高冬梅先后在团省委、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省妇联、省直机关工委和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等多个领域工作。每到一地，也不论在哪个岗位，她都严格要求自己，奉行“清清白白做人，尽职尽责做事”的准则，认认真真，兢兢业业，脚踏实地，走好人生每一步，从一个最基层的回乡知识青年锻炼成长为一个在多个重要的岗位担当重任的厅级领导干部，成为一个受到群众信任和拥护的人民公仆。

“每当我工作和生活遇到困难与挫折时，都会想起总理的教诲。正是总理的鼓励和教导，使我始终坚定着共产主义信念，满腔热情地为党工作，尽自己的一切能力为人民服务。 ”回顾自己的人生轨迹和成长过程，年逾七旬的高冬梅由衷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