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矛盾：别夸大韩非对秦始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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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讨论韩非思想与秦朝政治实践的关系问题，学者大多认为韩非虽死于秦而其学说却在秦付诸实行。事实上，秦始皇对韩非思想的欣赏是有选择的，秦始皇行为及秦朝统治与韩非的思想主张皆存有诸多差距，尤其在在法治与人治、法制标准、农商关系、鬼神观念、君主利益追求等方面存在较大矛盾，韩非学说并未被秦始皇接受和付诸实践，韩非学说与秦始皇及秦朝政治的分歧是极为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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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韩非主张治国必须依赖“法、术、势” ，君主在治理国家时应该“决于法” ，而秦始皇却走向“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极端。虽然，韩非在论述君、臣、民关系时，突出君主权力和威势居首位，是君主治理的前提和基础。

但是，在国家的治理中，韩非则明显突出法的重要性，以法制引导君主权势的规范运行，君主必须依靠法进行治理，极力劝谏君主以法为本，强调法是君臣关系的保证，坚持以法作为行为的至高标准，这其实是另一层次上对君主权力和君臣关系的规范和约束。

秦始皇在法家思想传统的影响下，明确宣扬“事皆决于法” ，表现出秦法严整、井然有序的状态，使得秦法推行以雷霆之势席卷六国，实现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卓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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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秦始皇对于君主权势的迷恋和过度紧张，实际上却逐渐演变为“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秦始皇力求由自己掌控帝国上下，而没有遵行韩非所主张的那样，政由君出、事由臣劳、举措皆轨于法的理想状态。

依赖自身权势和主观智虑，这本身便是对《难势》篇所要强调的法、势互补理论的破坏，更是对法家思想治国精髓的破坏，因而绝不能将其归为是韩非君主极权倾向所导致的恶果。

韩非所主张的是法有为、君无为、依法而治。君主的使命是确保法的有序运行和强力执行， “决于法”才是君主权力运行的规范和保障，如此才能避免君主好恶以及大臣背公询私，以致国家混乱。

然而，秦始皇则坚持极端的强权威势主义，大权独揽的同时又独断专行，并未以君势支撑法治运行，而是单向性的以“术、势”强化君权，最终的结果必然形成事无巨细“皆决于上”的极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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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韩非之法是以“平法”为原则和基础的，然而秦法却以“急法刻削”著称。法家对“重刑轻罪”的必要性及合理性坚信不疑，商鞅的“重刑”主张在秦国的成功实践，为韩非所推崇和借鉴。

但是商鞅至韩非相承的“重刑”思想，与后人评价的“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之秦朝政治并非一回事。因为“重刑”是在“因人情”的基础之上，针对学者“轻刑”和“少刑”的“不知治者” ，主张必须通过对小罪处以重刑，以达到防止重罪和震慑良民的效果，以“刑重轻者”实现防奸、矫奸、止奸。

“重刑”是制定刑罚、法令时遵行的指导原则，具有时代治理的需求和“以刑去刑”逻辑，因而韩非告诫君主，应无视当世显学所鼓吹的仁义爱惠为基础的“轻刑”思想，因为“夫刑当无多，不当无少” ，而在法令既定的基础上，韩非是坚决反对以私意影响法令刑罚的，仁义暴房、刑过好杀、重赋苦民等皆是对法的破坏，遭到韩非的抨击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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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因为韩非认为官吏的功能或者职责，便是严格执行和解释法令。不增不减、不急不缓、不轻不重才是其行为为标准和职责所在；无令擅为或是急法苛法都是私曲法令， “舍常法而从私意”便是破坏法律的“妄意之道”；因而，治国需要去除执法不当、行法失准的官吏，去除凭借私智私意等主观因素以解释甚至扭曲法令的无法、败法、乱法之人。

其次，韩非虽然认为君主变革法治应有远见和魄力，不为智虑浅短的愚民好恶所影响，但赏罚是为了引导和治理民众而不是一味地镇压和屠杀民众，韩非深知此理，因而劝谏君主应该谨防自身喜赏憎罚。 “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 ，君主应该慎重赏罚，应该控制在适度范围内，根据治国需要而定，这样缘法赏罚，才不会引起民众的幸进、怨忿之情。

韩非极为反对君主根据自身主观意志扭曲法令，因为法令本就是君主意志的体现，君主不依法而治则会出现权威受制、国家无序运行的局面，如此权臣奸邪则乘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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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反复强调暴政苦民的最大威胁，便是给予国内权势重臣可乘之机。君主实行暴政、劳苦百姓，则使得权势有机可乘，笼络民心、培植势力以与君抗衡。所以韩非反对谣役、赋敛过重，以防国家动荡不安、便于权臣劫弑君主。

韩非主张的是：“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 ”虽目的是维护君主权力地位，其主张却有反对过度剥削和赋敛无度的思想。秦始皇突出刑罚和统治的从严从急，明显与商韩的“重刑’ ，思想有极大差距。

秦朝主“刑杀’ ，倾向的“急法” ，己违背韩非的“平法”原则，导致法治失衡、激化民众矛盾、最终使得六国贵族乘势而起覆灭强秦，正应验了韩非“民苦则权势起”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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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韩非思想里的“重农”和“抑商”是一体两面的， “农商”是不可两存的矛盾两面，然而秦始皇施政中却与之不同，有“农商并举”倾向，彰显商贾富家之事，见于史籍者颇多。

韩非及法家政治主张均围绕耕战为中心，针对商人、手工业者多则农耕之民少的现实，主张“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 ，因商工之民和游食之民等“不务农本” ，韩非认为他们于国无益，因而主张重农本、抑工商，贬低“商、工、游食”群体的社会地位，从而迫使其安心农本。

韩非坚持耕战之士与工商之民不可共举、是矛盾两端， “仓虞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纂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 ，这样的社会现实会造成民有二心、不安于农事，导致地荒农废、粮备不足。工商末作得利富贵，是对安心农事的民众的损害，商人利益是从农民身上窃取的， “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作农夫之利” ，因而，重农必须抑商，抑商是重农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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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秦始皇总体来说还是“重农”的，不过秦始皇对于农商关系的政策，并没有韩非认为的“非此即彼”那样绝对，而是表现出“除末”与尊显富商并存的矛盾特征。秦朝虽仍然遵行“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的法家传统，但从秦始皇在刻石中“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所宣扬的内容来看， “诸产得宜”表明秦始皇并未照搬法家战争时期的主张，而是了解手工业、商业对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重农”的基础上，调整法家绝对打击工商的经济政策。

秦始皇不同于韩非极力贬低、打击、禁绝商工之民的主张，还表现在《史记》记载的秦始皇对富商大贾的尊显和嘉奖活动上。《货殖列传》还记载了蜀卓氏、临邓程郑、南阳宛孔氏等，因商而显的“素封”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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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韩非对封建迷信的鬼神之说是极为反对和抨击的，然而秦始皇却大肆封禅、祭祀、迷信神仙方术、妄求长生，极尽鬼神之事。韩非认为君主的地位，政治上是由于“势”即权势决定的，但哲理上是“道之所出也” 。

君权至高是因为“君臣不同道” ，君主之道是万物之纪、天地之始的“道” ，特点是“道不同于万物” ，所以“君不同于群臣” ，论证君主“独道”之贵的道理依据，因而韩非的君权依据是“道无双，故曰一” 。

韩非在具体的政治论述中，则把君权定义为“人之所得设”的“人设之势” ，要旨在于通过法、术结合即“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 ，以保障君主的权势和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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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所论的君主观念主要倾向于权势称谓和权势概念，其君主思想的主体也是权势君主。秦始皇巡游、祭祀、封禅的石刻中，对“皇帝之功”、“皇帝之明”、“皇帝之德”极力宣扬，秦始皇所代表的君主上升到“圣智仁义”、“体道行德”、“大圣作治”、“秦圣临国”的神圣高度，可佐此证。

韩非则极为反对鬼神崇拜和迷信活动，认为君主迷信鬼神和占卜等将有亡国之祸， “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筑，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而秦始皇却喜好封禅、祭祀名山大川等活动。韩非认为，君主迷信鬼神、神灵、卜筑、祭祀等迷信活动，容易导致君主大兴劳民伤财的仪式活动，极大耗费社会财富、影响国家政治的健康运行。

秦始皇的神仙方术思想和对长生不死的追求，甚至抛皇帝制度下的政治符号“朕” ，转而去追求虚无缥缈的“真人”称谓， “吾慕真人，自谓‘真人’ ，不称朕” 。这显然不属于整合神权和信仰的统治需要，而是统治者个人的迷信和追求，因而并没有体现国家控制以鬼神崇拜、控制民间信仰和民众思想的作用，而仅是听信侯生、卢生、徐福等方术之士的个人迷信活动，与韩非反对鬼神的主张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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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韩非认为君主之利是成就“霸王之功业” ，而非如臣民追求的功名之利，劝谏君主应该“不事玩好” ，专修甲兵以备耕战。然而，秦始皇为后世一大诟病者便是骄恣自为、穷奢极欲，即“专用天下适己” 。

韩非看到君主权势运用不当的现实危害和弊端，并且将危及君主地位。在分析君主骄恣自为和耗用无度的弊端后，劝谏君主：“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玩好，则人多。 ”

人主不应耽于享乐、沉溺玩好、荒废治理，反复强调“民苦则权势起” 。君主追求耳目之好、财货之用，必然导致大臣分权、受制于人，远于治理又为百姓怨愤，必将导致身死国削的下场。

韩非强调法、术对君势的重要性，为避免因君主能力而定无法得到保障的“自然之势” ，主张“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在以法保障君主权势和地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君主权力运用和国家治理提出更加完备的要求和对策， “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戒以法保证君势、以术行使君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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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秦始皇则在帝国一统之后，大兴土木、穷兵默武、内兴外作，导致赋敛繁重、民不聊生、激化了社会矛盾，无视法治规定，正如韩非所告诫的“民苦则权势起”那样。

韩非主张君主的利益追求不应局限于个人的满足，而是应该追求代表着国家利益的“大利” 。韩非提出， “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 。

君主利益应有别于普通民众和大臣，不应局限于功名利禄、富贵荣辱等个人追求。君主必须摒弃慈爱仁义等个人主观因素，通过严行法禁制度和政治秩序使得国家富强，唯有国家富强才能实现君主自身所欲和其目的。韩非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论证了君国一体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韩非政论中的君主，很大程度上是与私门及个人相对的公共和国家的象征，而非狭隘的个人观念，因而君与国往往呈现出。韩非认为，君主的利益追求绝非与国家利益背离的个人满足，而是与国家休戚与共的，也因此论证了其君国一体的逻辑。

而秦始皇在统一之后，骄恣自满而使得法度失衡，不怜百姓而大兴土木，最为严重的则是因其追求个人的长生不死而遭受方士愚弄，导致君臣上下隔绝，使得政风败坏、人人自危、朝野嚓声，最终方有沙丘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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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秦始皇对韩非思想的欣赏，主要是其“术论”和“势论”部分理论，集中表现为《孤愤》《五蠹》等篇所论述的运用“术”、“势”以强化君权、打击权臣的主张，至于君主专制、重刑思想、禁绝私议等，和韩非虽有共鸣，但是并非来源于韩非，也非韩非之创造。

秦始皇与韩非的思想存在明显的差异和矛盾，集中表现法治与君主关系、农商政策、鬼神迷信认知、君主利益追求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分歧。韩非认为国富兵强、主势尊隆的“霸王之功”才是人主应该追求和实现的目标，而秦始皇则是穷奢极欲、大兴土木、赋敛苦民，违背了韩非思想的原则和精髓，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一概而论。

撰稿/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