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元朝、清朝皆非汉族政权，其历史为何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北朝、元朝、金朝、辽朝、清朝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属于中国历史。从上古迄于先秦，中国就完成了民族融合和统一的基业，以华夏为主干，纳入许多其他民族，后世如东夷、南蛮、西戌、北狄之类不断融入中国，使中国广土众民，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历史也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谈到国家凝成和民族融合，秦始皇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国家凝成，体现为秦一统天下，结束了封建诸候割据状态，实行郡县制，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千载犹行秦法政。民族融合，体现为南蛮、东夷、北狄、西戎成为汉民族，并通过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加深民族融合，从根本上避免了国家分裂，使统一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1个文明社会，中国是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中国社会是文明特征保留得最为完整的样本，而这一伟大成就正得自于“统一的文化” 。统一中国是秦始皇的伟大历史功绩，此后法家政治权力思想和儒家意识形态的高度联镇整合维持了国家大一统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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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远的古代，这些少数民族与华夏族同源。

六七千年以前，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诸氏族正处在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有许多氏族部落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逐步向肥沃富饶的黄河中游黄土平原移动。后来，他们终于在中原地区汇合，并同当地的部落集团融合，而成为历史上进入文明时代最早的华夏族。

匈奴出于夏。匈奴人的先祖是夏王朝的末代国王夏桀的遗民，向西迁移的过程中融合了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的白种人；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把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东胡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春秋战国以来，南邻燕国，后为燕将秦开所破，迁于西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燕筑长城以防其侵袭。秦末，东胡强盛，其首领曾向匈奴要求名马、阏氏和土地，后为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退居乌桓山的一支称为乌桓；退居鲜卑山的一支称鲜卑。

自汉武帝起，强悍的匈奴被赶出漠南，分裂成南匈奴与北匈奴，东汉末年，乌桓为曹操所灭，鲜卑势力强大。从晋朝到五胡乱华时期，鲜卑分成东、北、西三大部落，吐谷浑是西鲜卑的后裔，鲜卑参与五胡乱华。公元45年鲜卑跟随匈奴侵扰边境，鲜卑才作为民族实体被中原王朝所知。匈奴分裂后，鲜卑族逐渐摆脱其控制。 85年和87年，鲜卑两次攻打匈奴，反抗压迫。 91年，受到东汉和南匈奴打击的北匈奴被迫迁往中亚，鲜卑族趁机占据蒙古草原。二世纪中叶，檀石槐率部统一鲜卑各部，檀石槐死后，鲜卑陷入分裂。三世纪前叶，轲比能重新统一东部和中部鲜卑，但轲比能死后，各部落又开始独立发展。在此期间，鲜卑同中央王朝时和时战。

十六国时期，鲜卑各部落趁中原混乱不堪，先后建立国家。 385年，拓跋部建立北魏，并在439年统一北方。 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举汉化。 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557年，北周取代西魏。鲜卑族共建立十个国家。另外在青海、甘肃一带，还有由鲜卑慕容部分化出来的吐谷浑政权，直到663年才被吐蕃吞并。鲜卑族建立政权后，部落大都解体，人民多转向定居农业生产，随着封建化进程的加深，同各民族的融合加快。到了隋唐时期，鲜卑作为民族实体和政权实体融入到其他民族中，逐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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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属姜氏。羌族尊称周武王为灭商复羌的大英雄，而周武王是黄帝姬姓的直系后代，所以羌族是黄帝的后代无误。大禹也是黄帝的直系后代，可以说汉羌同源，羌族也是黄帝的后代。

氐出有扈氏。原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游牧，殷代和西周，氐族还未从羌族中分化出来。春秋战国时，开始以氐作为族称，但仍多以“氐羌”并提。可见氐族虽已出现，但与羌族的关系仍极密切。从东汉起陆续内迁，主要居住在今陕西、甘肃、四川等广大地区。从事畜牧、农业。魏晋时大量接受汉族文化和生产技术。氐族最终形成单一民族，是由于有些羌人部落从高原迁徙河谷，由游牧转向农耕，并在与四周汉族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受汉族先进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以致其语言、经济、文化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所致。

靺鞨一直在中国东北生存，周代、秦朝、西汉时，被唤作肃慎，东汉到魏晋谓之挹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时叫靺鞨。突厥汗国(552年~630年， 682年~745年)是六世纪中叶崛起于漠北的由突厥人建立的以游牧为主的部落联盟国家。 583年因隋分化离间突厥分裂为东突厥、西突厥，并分别于630年与657年亡于唐。 682年后突厥复国，至745年为回纥汗国所灭，东西突厥前后共立国1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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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少数民族生长于华夏大地，为祖国的大江大河所养育，他们是中国版图内的兄弟民族。

专家指出，距今17万5千年前，阿尔滨阿城区交界镇就有了人类先民。雄起于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曾在大定五年（公元1165年）修建朝元观，对夏代诸帝王之陵进行奉祀，这是女真人融于夏、融于汉文化、融于炎黄的最好证明。考察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文化史发现，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族）是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在松花江中游，裨离、夫余、豆莫罗、黄头室韦等，是活跃于松辽、松嫩平原一带的历史角色；而在大兴安岭、松花江西南、嫩江流域，所谓的东胡人、鲜卑之拓跋氏、慕容氏、宇文氏，以及辽之耶律氏，金源之完颜氏，以及后来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先祖为蒙兀室韦，曾生活在嫩江上游草原地带，后西迁进入蒙古高原）之苍狼、白鹿部落等，是喝松花江、嫩江水长大的。因此，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松花江养育的各族儿女与生活在中原大地以及江南各兄弟民族一起缔造了伟大祖国的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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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承袭中国传统文化，自居于同宗之列。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本没有很深的民族界限，他们看重文化，远过于看重血统。只有文化高低，没有血统异同。中国史上所谓异民族，即无异于指着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意味不同的人民集团而言。在中国北部，因天然环境之不同，限于气候土壤种种条件，中国内部农村文化，到此受到障碍，不能推进，于是环居着许多游牧民族，与中国大部的农村生活隔成两截。中国人对当时他们所谓的异民族，也并不想欺负他们，把他们吞灭或削除，只想同化他们，让他们学得和自己同样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惯。这是中国人的对外政策，自名为“怀柔政策”的，这是一种使人心悦诚服，禁不住由衷记念我而自己软化乃至同化的政策。中国人在此怀柔政策下，常常招致边外的归化人，让他们迁移到边疆以内，给以土地，教之稼穑，渐渐再施以中国传统的教化，直到东汉末年，这一种边内杂居的异民族，日渐地多了。尤其是三国以下，匈奴人居住在今山西太原以南的一带，最称繁盛。

其次，如鲜卑人居住在东北境的辽河两岸，氐与羌人居住在西北的甘肃境。他们全都习得中国的农事生活，及相当的教育程度，他们在当时已无异于中国人之一部分了。乘着汉代末年的大饥荒，中央政府解体，各地土族凭借固有的特殊势力，群起割据，而那些由塞外内迁的胡人遂亦乘机兴乱。这在当时，与其说是一种民族斗争，毋宁说是一种社会纷扰。因此不断的纷扰，逼得西晋王室南渡，西元317年建都建康，即今南京，历史上成为东晋。同时有大批北方士族随政府南渡，遂形成了那时的中国正统。由东晋传于宋、齐、梁、陈四朝，后代历史上称之为南朝。而北方则经历了一百多年之长期混乱，历史上称之为五胡十六国之乱，北方终于合并为一个政府，这是一个拥戴鲜卑人为君主的政府，历史上称之为北魏，因以示别南朝，而又称为北朝。北朝又分裂为东、西二政府，东魏、西魏以及北齐、北周，最后到隋朝起，又把中国南北统一。

在长期的纷扰中，当时中国虽分为南、北两方，但实在全部应该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绝不能说那时的北方，已经不是中国文化而另有一种异族胡人文化。那时虽有大批中国士族，随着东晋王室南渡长江，但大部分的中国士族，依然保留在北方并未南迁。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北方的继承人和保护人。当时北方政府，虽拥戴胡人为君主，但实际政治的主持与推行，则大部还在中国士族手里。当时中国北方士族，他们曾尽了教育同化胡人之极大努力。从某一方面说，他们恰如西方的基督教会，曾在中世纪里也尽了教导开化北方蛮族的功能。只是西方基督教会并不直接罗马传统，而为当时的一种新兴势力，而中国北朝时代的北方士族，则在历史上并非一种特起的与中国人素不相干的异民族，他乃直接自东汉以来在社会上已经形成的一种组织与机能，不过在此纷乱状态下更能见其特殊有意义的贡献而已。因为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并非直接罗马政治传统，故而他们要另自组织，形成一种非政治的宗教势力，将来不免与北方蛮族新兴的政治势力相冲突，而在此蛮族的新政权机能未达十分完成之前，便有一段所谓的西方“封建时期” 。

在中国则北方士族直接两汉传统而来，因此北朝政府里虽掺进许多胡人，但其政治上大传统，依然沿袭两汉文治政府之规范，虽在小节目上，不免有许多差异，但大条理法则，则并无变动。因此当时中国虽分南北两政府，但此两政府同样是沿袭秦、汉以来郡县国家文治政府之规范，在中国史上不致再有一个封建社会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实在是继续着春秋以前完成了中国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与国家凝成的大贡献。这实在可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经过严重测验之下的一种强有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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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汉迄于南北朝，中国民族又吸纳了匈奴、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进一步融成一个更新更大的中国民族。从隋唐迄于元未，中国民族又汇入新成分，如女真、契丹、蒙古之类，形成明代之中国人。直自满清入关至现代，中国民族又添新成员，如满、藏、回、苗、瑶等，就是现代的中国人。中国文化有强大的坚韧性和同化力，文化根基不变，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民族及其文化，使之成为中国人，并丰富中国文化，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民族发达的德性与优质的文化内涵。（参考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辛德勇《史记新本校勘》、蒋秀松《关于东北民族源流的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