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乱世之中，为普度众生毅然出家，成为净土宗初祖

他生于乱世之中，为普度众生毅然出家，成为净土宗初祖// //

若说起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那便是魏晋南北朝了。这一段历史时期里，不仅有连绵不断的战争，更有文化领域的碰撞和交流。诸如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盛、玄学的流行。

清代文学家赵翼在《题遗山诗》里写过这样一句：“国家不幸诗家幸” ，说的就是在家国变换、朝代更迭的动荡时期，更容易激发诗人的情感，促使诗人写下情感充沛的诗篇。

其实，在动荡的历史时期里，文化生态环境虽然遭到了破坏，但也得到了交流的机会。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时局动乱，文人们迫于政治暴力的摧残，开始醉心于以道家精神形态出现的玄学，而玄学的出现、发展与流行，又影响到了传入中土的佛教哲学，甚至还有很多研究玄学的名士，后来遁入空门。

东晋时期的名僧慧远，便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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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慧远（334—416），雁门烦楼人（今山西宁武人），俗姓贾。出生于书香世家的慧远，自小就展露出过人的聪慧，再加上他勤于学习，所以，在少年时期就已经精通儒学了。慧远十三岁时，便随舅父令狐氏游学许昌、洛阳等地，接触到老庄的道家思想，由于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转而研究老庄。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非常频繁。在经历了中原频繁的战乱之后，慧远深深地感到自己所学的儒学经术，对于治理国家没有丝毫作用，于是就产生了报国无门的苦闷。二十一岁那年，慧远在太行山听道安法师讲经说法，体会到无上真意，认为佛法之玄妙，远在儒道之上。既然自己满腹才学却不能报国，慧远便发心学佛，追随道安。

说起慧远与道安之间的师徒缘分，还是挺有传奇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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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道安在但是可是一代宗师，他不论在哪里讲经说法，都有为数众多的信众前来听讲，其中不乏名士，或是权臣。当时，前来太行山听道安讲经的人很多，但道安与慧远刚一见面，竟觉得两人像是旧相识一般。慧远见道安对自己很是亲切，自然喜出望外，而道安对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也十分满意，认为他根器不凡。从此之后，慧远就成了道安门下的弟子。

有这么一天，慧远听道安讲解《般若经》时，心中产生极大的震动，认为在佛教诸法之中，般若教法，最为殊胜。此后，慧远便专心于般若学的研究，到了二十四岁时，就已经可以开坛讲解《般若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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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慧远的根器、悟性，确实在常人之上。

慧远所处的历史时期，玄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形态。为了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般若经》的内容，慧远就灵机一动，引用《庄子》一书中的文义来阐释经文，而他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了道安的赞许。在当时，佛教并不是主流文化，也不是一种普遍信仰。慧远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推动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加速了佛学的传播速度。

（2）

东晋太元三年，慧远辞别道安来到庐山定居，在东林寺传法。此时的慧远已有了一定的声望，跟随他学习佛法的弟子也不少。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之后，庐山东林寺与建业成为南方地区的两大佛教中心。

在慧远带领弟子前往庐山的过程中，还发生了很多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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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慧远与弟子们准备居住在某处精舍，这精舍虽然清幽宁静，但此处缺少水源，生活用水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正在大家犯愁时，只见慧远手持锡杖，敲击地面，朗声说道：“若此处果真适合修行，那么必然能够找到水源，在此专心清修。 ”

果然，慧远的弟子们找到了水源。这水源就在慧远用锡杖敲击的那个地方。这件事可就传开了。人们认为，慧远是个有大神通、大智慧的“神僧” 。

还有一则故事，也很神奇。这个故事里说，某地久旱无雨，慧远到了此地后便焚香诵经，不一会儿，空中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在另一个故事里，则主要体现出慧远的慈悲心。据说，某地因为连年战乱，导致疫病流行，死了很多百姓。慧远来到这里后，对于这些死难者深怀同情，于是发大慈悲心，在此地诵经以超度亡灵。诵经完毕后，天降瑞雪，扑灭疫病，从此之后，此地便再没有疫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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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庐山东林寺的这段时期，慧远请来僧伽提婆，翻译出《阿毗昙心经》、《三法度》等小乘佛学经典。这样一来，就为佛教毗昙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过了一段时间，慧远又请来佛陀跋陀罗，翻译出《达摩多禅经》，这部经讲的是小乘佛学的禅法，所以，这部经翻译出来之后，小乘禅法在南方地区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

晋安帝元兴元年，慧远与弟子刘遗民、周续之等人，在龙泉精舍的无量寿佛像前发誓，期望能够往生西方净土世界，摆脱轮回痛苦。慧远带领众弟子在东林寺建立莲社，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结社。莲社提倡修持“弥陀净土法门” ，只要口诵佛号，死后就能够往生到净土世界，因此慧远又被人们尊为净土宗初祖。

（3）

慧远生活的年代，佛教虽然还不是社会的主流信仰，佛学也不是主流文化形态，但也初具规模，信徒众多，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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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出家人之中，既有真正发心修习佛法、普度众生的人，也有为了满足私欲、勾结权贵的人。这些表面上修行，暗地里勾结权贵的人，不过是想当个“缁衣宰相” ，给自己谋取个一官半职的。更过分的则是那种大肆聚敛百姓钱财，攀比奢侈的“假和尚” ，这些不良行为，不仅给佛教的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而且更使得佛门清净不再，威信扫地，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满。而晋安帝则担心的是，佛教的势力发展过快，会对自己的统治产生不利影响。

在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东晋将领桓玄下令清理沙门，并强令出家僧尼在见到帝王时要行必要的礼节，凡是不礼敬帝王者，一律获罪，重则斩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慧远撰写了《答桓太尉书》和《沙门不敬王者论》，阐述了佛教能够起到辅助王政、教化民心的作用，并请求统治者对沙门的习俗持宽容之心。慧远本身是一位慈悲智慧的出家人，他既有着深厚的佛学理论素养，同时又具备高尚的品格情操，所以，他的人格魅力赢得了统治者的敬佩，桓玄也因此收回了清理沙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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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慧远为佛教理论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代表性佛学思想主要是法性不变论、魂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论。

在《法性论》一文中慧远指出：“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 ”法性是佛教的最高实体，是真常不变的。我们活在尘世间，终日受着欲望的牵绊，很难真正平静下来，脱离世俗的牵累。所以，依照佛法而修行，便成了获得解脱的唯一途径。 “是故反本求其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之泥洹。 ”惟有在洞见无常世事之后，领悟到真常不变的法性实体，才能登上解脱的大道。在这样的境界里，人们不再有任何心灵的牵绊，更没有忧愁烦恼，是一种大清净大自在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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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又从法性不变出发，推导出灵魂不灭的结论。学佛修道之人，他们的精神与法性实体已然结合，通过宗教上的修持，转化成为佛之法身，而凡俗之人的的精神只能是随物而化，在生命结束之后，便会转化到另一个形体之中。在《沙门不敬王者论》这篇文章里，慧远这样阐述道：“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 ”

在中国传统宗教观念里，早就存在灵魂是非物质的这种说法，而且还认为人的肉身是短暂存在的，而灵魂却是长久存在的，不会随着肉身的死亡而消失。所以，慧远提出的“灵魂不灭论” ，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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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慧远还提出了“薪尽火传”的说法，一个肉体消亡了，灵魂就会转到另一个肉体上，好比一堆火烧尽了，火种却不会消失，而是转移到另一堆火上去， “火之传于新，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 ”灵魂的这种传递，就是佛教所说的轮回。

慧远更进一步，把佛教的轮回学说和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善恶因果报应思想相结合， “三业体殊，自固有定报。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 ”（《三报论》）而这些因果联系，都是从人的主体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人的一言一行，乃至当下的每一个念头，都具有善恶不同的属性。每个人所造之业不同，所受到的果报自然也是千差万别。慧远的“三业三报”说，更强调人们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起责任，这就对对净化人心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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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把永恒存在的灵魂，当做承受轮回业报的载体，其理论根据是灵魂不死论，鸠摩罗什则指出慧远的这种佛学思想与印度传来的大乘佛教教义并不符合。因为，这种对于灵魂的执有，是犯了“我执”的错误，假如仅仅为了自己不堕恶道，能够脱离轮回苦海、获得福报而做善事，那么，行善的动机就是功利的，也就算不得是真正的解脱。

但是，根据印度佛教一切皆是无常的说法来讲，既然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变动不居的，那么人的灵魂不断轮回，也是可以说通的。而鸠摩罗什所宣讲的教义，尽管符合印度佛教的正统，但是他的理论十分深奥难懂，不太容易被中国人接受。而慧远把印度佛教的理论和中国由来已久的业报思想结合起来，这就是让高深的佛学理论，变得更加通俗易懂，同时也便于发挥佛教辅助王政、教化人心的作用。所以，慧远的佛学思想一经提出，就受到统治者的欣赏。这也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对宗教在社会功用方面的重视程度，更胜于进行哲学理论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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