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历史图书选摘｜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撰文：奥兰多·费吉斯

翻译：曾小楚郭丹杰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理想国/四川人民出版社）是一部关于俄罗斯人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历史。贵族小姐娜塔莎飞扬的舞姿背后是俄罗斯民族上千年的西顾与东望。作者融史学与文学写作于一体，用大量生动细节和充满美感的叙事勾勒出众多俄罗斯文化史上的代表人物。展现了俄罗斯灵魂的诗性与神性、孕育与失落、流亡与回归，以及它在亚洲与欧洲、贵族与农民、本土与异乡间的徘徊撕扯。对于想解开俄罗斯心灵之谜的人来说，本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

以下文字选自该书第三章：莫斯科！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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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了，这座著名的城市。 ”拿破仑从麻雀山上俯瞰莫斯科时说。城里的宫殿和金色穹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从开阔的平原上伸展开去，他看到远处有一条长长的黑色人带蜿蜒着穿过遥远的城门。 “他们要放弃这一切吗？”这位皇帝惊问道， “这不可能！”

法国人来到时，整个莫斯科空空如也，如同一个“没有蜂后的废弃蜂巢” 。自从8月份斯摩棱斯克陷落的消息传到城里，集体出逃就已开始，并在博罗季诺一役后达到了高潮。库图佐夫的军队先是退到莫斯科近郊，最终决定放弃这座城市。富人们（就像《战争与和平》中的罗斯托夫家一样）收拾细软，驾着马车奔往他们乡下的房子。穷人则靠两只脚，他们扶老携幼，鸡笼放在手推车上，牛群在后面慢慢跟着。一位目击者回忆说，当时直到梁赞的路上，全都挤满了逃难的人。

拿破仑在克里姆林宫驻扎后，有人在它东面围墙根的摊位放了把火。火是市长罗斯托普钦伯爵下令放的，如此自焚粮草是为了断绝法军供给，迫其撤军。要不了多久整座莫斯科城就成了一片火海。小说家司汤达（当时在拿破仑军中后勤处服役）形容城里“火光冲天，犹如一座暗红的金字塔” ，它“拔地而起，尖顶直插云霄” 。到了第三天，克里姆林宫完全被火包围，拿破仑只得撤离。根据塞居尔的描述，皇帝“从一片火海中”冲出来，里头“地板和天花板塌陷，椽子和融化的铁皮屋顶纷纷往下掉” 。他不停地表达自己的愤怒之情，同时也钦佩俄国人的牺牲精神。 “多么伟大的民族啊！这些斯基泰人！多么决绝啊！这些野蛮人！”大火一直烧到1812年9月20日，城里五分之四的建筑都付之一炬。塞居尔再次进入莫斯科时， “只有几处幸存的房子，散落在废墟中” 。

这座伟大的城市遭受沉重打击，焦黑一片，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成堆的灰烬和一两处断垣残壁显示出曾经存在的街道。贫民区里的男男女女衣不蔽体，身上的衣服几乎都被火烧光了，他们就这么在街头游荡，如同一群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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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完全焚毁的教堂和宫殿都被洗劫一空。藏书和其他国宝转眼成灰。怒不可遏的拿破仑下令炸毁克里姆林宫，来报复这场夺取了他伟大胜利的大火。炸药破坏了一部分中世纪的围墙。但是克里姆林宫的成片教堂却完整地保存下来。三个星期后，下起了第一场雪。冬天悄无声息地来了，而且来得特别早。法国人在这座烧光的城市里什么补给也指望不上，只好撤退。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道，每一个俄罗斯人都把莫斯科看成自己的母亲。即使是彼得堡那些最为欧化的精英，也认为它是俄罗斯民族的“家园” 。莫斯科是俄罗斯一个古老的象征，是保存了古代俄罗斯风俗习惯的所在。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当时苏兹达尔的多尔戈鲁基大公在今天克里姆林宫的位置建起了一座简单的木头城堡。那时基辅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的古罗斯的首都。

但是接下来两个世纪，蒙古人占领并摧毁了基辅诸公国，只有莫斯科大公通过与蒙古可汗合作，使大量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14世纪克里姆林宫的建成标志着莫斯科的崛起，城堡的围墙内开始出现美轮美奂的宫殿、由白色石料建成的大教堂以及洋葱式的金色穹顶。随着蒙古人的衰落，莫斯科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核心，自1380年在库里科沃打败金帐汗国，至16世纪50年代在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战胜了蒙古人，最终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中心。

为了纪念这最终的胜利，伊凡雷帝下令在红场建造一座新教堂。圣瓦西里大教堂象征着拜占庭东正教传统的胜利。它原名是“圣母代祷教堂”（为了纪念在1552年的圣母代祷节这一天收复了鞑靼人的首都喀山），标志着在宗教的意义上，莫斯科成为对抗来自蒙古草原的鞑靼游牧民族的第一城。这项庄严的使命体现在“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教义之中，它镌刻于圣瓦西里教堂的石壁上。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莫斯科将自己视为仅存的东正教中心，接过罗马和拜占庭的衣钵，成为人类的救世主。莫斯科的大公自称为“沙皇”（俄语中的“恺撒”）；他们在圣乔治的盾形纹章上加上了象征拜占庭皇帝的双头鹰。教会的支持是莫斯科成为“神圣罗斯”（Holy Rus）母城的基础。 1326年，主教将俄罗斯教会的中心从弗拉基米尔转移到莫斯科，从那个时候起，任何与莫斯科作对的人都被视为基督教的敌人。莫斯科与东正教的联合在教会和修道院中得到巩固，它们的圣像和壁画体现了中世纪俄罗斯艺术的辉煌。根据民间传说，莫斯科声称拥有“40×40”座教堂。实际的数字是200出头（到1812年大火时为止），但是，看来这个数字已经足以使从小山顶上俯瞰这座城市的拿破仑赞叹不已了，他在给皇后约瑟芬的信中，一再提到那些金色穹顶给他的神秘印象。

大火将这座中世纪城市夷为平地，从而帮助18世纪的俄罗斯统治者完成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心愿。彼得大帝一直都很讨厌莫斯科：它体现了其王国腐朽的一面。莫斯科是旧礼仪派的中心—一群反对17世纪50年代尼康改革（其中最有争议的一条是，画十字时使用的手指数目的变化）的虔诚信徒，他们固守着古老的希腊东正教仪式，以此作为虔信的象征。他们将改革视为异端邪说，是撒旦控制俄罗斯教会和国家的体现，许多人逃到了边远的北部地区，有些甚至因为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而集体自杀。旧礼仪派将他们的信仰寄托在莫斯科的救世使命上，它是第三罗马，是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东正教唯一的代表。他们认为君士坦丁堡陷入土耳其人之手，是上帝对1439年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归一的惩罚。他们害怕而且不信任任何来自西方或是外部世界的新观念，生活在一种严密的宗法社会里，如同中世纪的莫斯科，内向而封闭。他们认为彼得是伪基督徒—他那座位于波罗的海边上的城市是魔鬼和末日之城。关于彼得堡的许多黑暗传说都起源于旧礼仪派。

随着圣彼得堡的建立，莫斯科的财富迅速缩水。人口比以前少了，因为城里一半的手工艺人、商人和贵族都被迫定居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首都。莫斯科成了一个省城（普希金将其比喻为一位穿着紫色丧服的衰老皇太后被迫向新国王行屈膝礼），直到19世纪中期，它都像是一个沉睡的山谷。小小的木头房子，狭窄而蜿蜒的小巷，带有马厩和庭院的宅邸，牛羊在围墙里游荡—莫斯科给人一种明显的乡村感觉。它被称为“大农村”—至今它仍保留着这个绰号。不过，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看来，莫斯科是“懒惰的乐园” ，它那广袤的土地鼓励贵族们过着一种“无所事事、铺张浪费”的生活。 “到处都是狂热的象征，教堂、能行奇迹的圣像、教士和女修道院，与盗贼、土匪并存” ，这一切正是女皇希望将其扫荡一空的中世纪旧俄罗斯的象征。 18世纪70年代早期黑死病肆虐莫斯科时，有几千所房屋必须烧毁，当时她就打算清理这个地方。连计划都拟好了，要将这座城市重新建为像圣彼得堡那样的欧洲城市—由林荫大道、码头和休闲公园连接起来的环形街区和广场。建筑师瓦西里·巴热诺夫和马特维·卡扎科夫说服叶卡捷琳娜二世，用新的古典式建筑取代中世纪风格的克里姆林宫。确实拆掉了一些房子，但是整个工程却由于资金缺乏而延期了。

1812年之后，这座城市的中心地带才最终以欧式的风格重建。大火为古典主义的建筑理念开辟出巨大的空间，就像格里博耶多夫的《聪明误》中斯卡洛茹勃上校向我们保证的，这使“莫斯科的形象提升了不少” 。红场在清理了老旧的贸易摊档后重新开放，那些摊子使人感觉这里更像是一个尘封的菜市场，而不是开放的公共空间。三条新马路呈扇形从广场延伸出去。为了给更为宽阔笔直的大马路腾出空间，弯弯曲曲的小巷被拉直了。首批设计的大型建筑群是以彼得堡大剧院为中心的剧院广场， 1824年完工，紧接其后的是林荫道和环形花园（今天依然是该城市的主要环道），以及紧邻着克里姆林宫西墙的亚历山大花园。私人资金大量涌入建设这座城市，它成为1812年之后民族复兴的模范。不久，市中心各条大街两旁便立起了优雅的豪宅和帕拉迪奥式的宫殿。出于本能，每一个贵族之家庭都觉得有必要重建他们祖先的住宅，因此莫斯科以一种非凡的速度翻新。托尔斯泰将这一切比喻为蚂蚁回到了被摧毁的蚁窝，它们将垃圾、蚁卵和尸体一点一点地搬走，并以极大的热情重建它们过去的生活。它显示出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尽管无形，但这正是“群体的真正力量” 。

在所有这些对重建的狂热中，人们并没有盲目地模仿西方。莫斯科一直都将欧式风格与自身特色相结合。温暖柔和的色彩、圆而笨重的形状和俄罗斯样式的装饰，软化了古典主义的外墙。它总体上散发出一种从容的魅力，这是冷峻而充满帝王气派的圣彼得堡所没有的。彼得堡的风格是由宫廷主宰的欧洲时尚，莫斯科则更多像俄罗斯外省。莫斯科的贵族实际上是外省贵族的延伸。他们在乡间消暑， 10月才来到莫斯科参加冬季的舞会和宴会，而且一旦路上的积雪融化，可以通行，他们便返回乡下的庄园。莫斯科位于俄罗斯大地的中心，位于沟通南北、欧洲和亚洲大草原贸易的交通要道上。随着帝国的扩张，莫斯科吸收了来自周边的不同文化，并将自己的风格加诸各省。喀山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座古老的喀山汗国都城，模仿了俄罗斯征服者的形象—它的城堡、修道院、住宅和教堂，全部都按照莫斯科的风格建造。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莫斯科是俄罗斯各省文化上的首都。

然而，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同样可以看到东方的风俗、色彩和图案。诗人康斯坦丁·巴秋什科夫将这座城市看成是东方和西方“匪夷所思的交汇” 。这是一个“由迷信和辉煌、无知和启蒙组成的混合体，令人惊奇且难以理解” ，由此他得出令人不安的结论，即彼得大帝“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统统都不到位” 。在莫斯科的形象中，人们依然可以看出成吉思汗的影响。这种亚洲元素是它魔力和野蛮的来源。 “如果没有教堂，而只有尖塔， ”批评家别林斯基写道， “人们可能正身处谢赫拉萨德常讲的那些野蛮的东方城市中。 ”古斯丁侯爵认为，莫斯科的圆顶塔很像“德里的东方式圆顶，而城堡的主楼和塔楼则会将你带回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欧洲” 。拿破仑则认为它的教堂很像清真寺。

在19世纪30和40年代重建期间，占主导地位的所谓新拜占庭风格充分体现了莫斯科的半东方风情。 “新拜占庭”这个词其实有误导性，因为这种建筑风格实际上相当不拘一格，它既混合了新哥特式和中世纪俄罗斯的风格，又带有拜占庭和古典时期的元素。这个词是在镇压十二月党人之后，觉醒的尼古拉一世和他的理论家们为了显示俄罗斯文化已经开始远离西方而采用的。沙皇和斯拉夫主义者有着相同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将俄罗斯和拜占庭的东方传统联系起来。像救世主大教堂那样有着洋葱式圆顶和钟楼、帐篷式屋顶和扇形（kokoshnik）山墙的教堂，都是希腊拜占庭和中世纪俄罗斯风格的融合。有了这样的建筑物，莫斯科的重生很快就被神化为一种民族复兴，是对圣彼得堡的欧洲文化的有意拒绝，以及对莫斯科公国古老传统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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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被神化了的自我形象全都和它的“俄罗斯性”有关。莫斯科的生活方式相当保守，更加接近俄罗斯人的习惯，而不是彼得堡的贵族方式。莫斯科的宫殿很像是一座小型的庄园。房子都大而宽敞，好举办大型的娱乐活动，中央还带有一个用作农场的大型庭院，关着牛和各种家禽，以及菜地和用来储存食物（从乡下带来以备过冬）的小棚屋。在一些豪宅里，例如位于特维尔大街的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基家，还有大量的温室，用来种植从外国引进的冬季水果。诗人巴秋什科夫生动地向我们描绘了莫斯科贵族家庭中的旧时乡村氛围：

宅子建在一处空旷而且堆满杂物和柴火的庭院周围；后面是花园，种着蔬菜，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带有栏杆的门廊，就跟我们祖父辈在乡下的房子一样。走进去，你会看到门房在打牌—他从早打到晚。房间里没有壁纸—墙上挂满了大幅的肖像，一边是沙皇的头像，另外一边是朱迪斯端着一个大银盘，盘子里放着一颗头颅，乃是被砍下的赫罗弗尼斯的头，以及赤裸的克莉奥帕特拉和一条蛇：这些杰作都出自家里的仆人之手。我们看到桌子上放着白菜汤、甜豆粥、烤蘑菇和几瓶克瓦斯。主人身穿羊皮大衣，女主人身穿大衣；桌子的右边坐着教区神父、教区老师和圣愚；左边则坐着孩子们、老巫医、一位法国太太和一位德国家庭教师。

莫斯科贵族之家的内部装潢更多是为了私人享受而不是公开展示。 “所有的房间都铺着华丽的地毯， ”巴秋什科夫说， “还装饰着镜子、吊灯、扶手椅和长沙发—每一样东西都是为了使人感觉舒服。 ”跟彼得堡那些正式得多的宫殿比起来，莫斯科的宅邸是舒适和有家庭味儿的，甚至带有几分布尔乔亚的味道。帝国风格在彼得堡主要体现为宏伟的公共建筑，在莫斯科则通过贵族私人生活空间中富丽堂皇的装饰和家具展现。舍列梅捷夫家族在莫斯科的宅邸（沃兹迪真卡老宅）就没有正式的接待室。起居室里堆满了家具、植物和各种装饰品，墙上挂满了家族的肖像和圣像，还有他们的许愿灯。莫斯科人对舒适生活的热爱，在这里恰好与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审美相合。舍列梅捷夫家族称他们莫斯科的家为“家族的避难所” 。由于他们最古老的地产就在莫斯科地区（包括今天的舍列梅捷沃机场），因此他们将这座老城看成是自己的家。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孙子谢尔盖·舍列梅捷夫回忆说：“我们的家族传统，我们和俄罗斯历史的联系，所有这一切带我来到莫斯科。每一次回到这里，我就觉得精神上焕然一新。 ”

这不只是谢尔盖一个人的感受。许多俄罗斯人认为，在莫斯科他们变得更像是“俄罗斯人” ，更加自由自在。这座城市反映了他们无拘无束和轻松随意的性格。这是一座与他们一样热爱生活的城市。 “彼得堡是我们的头，莫斯科是我们的心” ，一句俄罗斯谚语是这么说的。果戈理则用另一种方式描绘了它们之间的对比：

彼得堡是一个精确、守时的人，是一个完美的德国人，他做任何事情均考虑周到。在举办宴会之前，他会先看看自己剩下的钱有多少。莫斯科则是一个俄罗斯的贵族，如果他想玩乐的话，他会痛痛快快地玩到倒下，根本不在乎自己口袋里还剩多少钱。莫斯科做事不喜欢半途而废……彼得堡喜欢取笑莫斯科的笨拙和没有品位。莫斯科反过来谴责彼得堡不会说俄语……俄罗斯需要莫斯科，彼得堡需要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