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什么非要伐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到底是为啥

我们前面说了刘备的失误，今天来说说面对刘备制造的烂摊子，诸葛亮采取了什么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来延续蜀汉政权的存在，却改变不了其败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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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州的叛乱使刘备终于明白，虽然汉献帝已经禅位，但只要强调这是曹魏篡权造成的，是被贼一时夺去，就能证明汉室仍是天命所归，道义仍在汉室这一边。那么由他这个宗室建立的蜀汉政权，作为唯一的刘氏余脉，就有资格代表汉室去讨回天下，并合理地存在下去。反之，放弃讨伐曹魏、贸然称帝，就是对自己这种资格的否定。所以，蜀汉必须坚持讨伐曹魏，才能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压制人们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质疑，阻止内忧外患的发生。于是，刘备把这个思路作为遗嘱，托付给了诸葛亮，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甚至告诉他，如果你觉得我儿子会拖你后腿，你就自己取代他。这一下就把伐魏上升到了谁也不能否定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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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认为，此前刘备一直没把诸葛亮当作贴身智囊对待。比如刘备入蜀占领益州，是法正和庞统起主要的谋划作用。向东吴复仇时，诸葛亮也劝阻不了刘备。所以直到刘备死后，诸葛亮才真正成为蜀汉核心，并制定了北伐战略。他也深刻意识到北伐是最大的政治，远不止军事问题那么简单。让我们来看他对出兵时机的选择。

刘备死后不到四年，诸葛亮就着手第一次北伐。从国力的恢复来看显得有点着急，但此时曹魏政权已经交到了第三代手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人对它的认同度会越来越高，对汉室的怀念会越来越少。长此以往，恢复汉室就不再有民心基础，所以诸葛亮不能再等，哪怕国力未复，也要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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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头等政治大事，诸葛亮采取了严刑峻法的模式。第一次北伐中，马谡失了街亭，诸葛亮不但斩了马谡，重罚了老将赵云，还把自己降了三级。因为他深知北伐一旦有失，政权都可能被颠覆，因此哪怕是他自己，也不能影响北伐的战果。他使蜀汉之人意识到，北伐的坚定性，是一种信念，代表的是道义和天命，谁都不能与之相违背。人心的认同会折射到行为上，为政治提供助力。所以尽管诸葛亮秉承严刑峻法，但在以天命为基础的观念感召下，蜀汉从刘备兵败的危机中走了出来，重新认可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使之延续了数年生存。期间政治清明，国力虽然最弱小却最有进取心，不能不说得益于北伐这个准确的政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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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北伐没能取得成功呢？这还是由刘备早期的政治失误造成的，因为《隆中对》最初提出的设想，毕竟是在“跨有荆益”的基础上实现两路出兵，夹击曹魏。但荆州已经失去，从那里出兵的通道没有了，蜀军就只能从地势不好的秦川一带进军。补给线长，粮草总是出问题，很难持续和曹魏作战，更谈不上威胁中原。不好打，还必须要打，所以说北伐是一个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选择，是诸葛亮面对的一个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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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个困局，就是益州的内忧。尽管诸葛亮很快平定了益州的叛乱，可是反抗的潜流始终存在。这仍然与刘备的失误有关。当初刘备取得益州以后，手下包括了两股力量，一股是原来益州刘璋的部属，一股是刘备从荆州带来的部属。前者是“旧部” ，是原来益州的主人，后者则是所谓的新人，也叫客籍，这就形成了历史学家所说的“新旧”之分，或“主客”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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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过，益州旧部对刘备政权的态度很消极，这就造成了人心不稳。更何况从东汉末年开始，谶语的影响，也不利于姓刘的人当皇帝。什么是谶语呢？就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预言。这些预言的核心观点，就是“刘祚将尽” 。祚，就是皇帝之位，刘祚将尽，就是说姓刘的皇帝位子做不长。

由于对刘备不满， “刘祚将尽”这种论调在益州旧人中很流行，并在刘备死的时候催生了叛乱行为。诸葛亮在世时还能靠铁腕与北伐逻辑压制这个论调，当他去世后，益州旧部的力量抬头，这个论调就像火星遇到了鼓风机一样，疯狂燃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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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影响最大的声音，是担任光禄大夫的谯周写的一篇《仇国论》。仇国指的就是两个互为仇敌的国家，一个叫因余是小国，一个叫肇建是大国，其实就指现实中的蜀汉和曹魏。这篇文章的基调，就是力量弱小的国家打不过强敌，应该学周文王那样休养生息，不要穷兵黩武，实际上就是反对诸葛亮的北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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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调有现实依托。公元249年，司马懿趁着魏国皇帝去高平陵扫墓的时候，发动政变控制了魏国的军政大权，史称“高平陵事件” 。曹家自己都要被司马氏篡位了，那么当年所谓的曹贼篡汉，就将成为历史。既然这件事都成了过去，那么以声讨曹贼为口号的北伐，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失去了意义，不就成了为打仗而打仗，那不是穷兵黩武是什么呢？所以谯周的《仇国论》写出后，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颇为认同，甚至连张翼、廖化这样跟着诸葛亮数度北伐的将军，都以此为依据，反对继续北伐。民间更是出现了大量逃避兵役的情况，这就看出当时的人心了。

但对蜀汉而言，《仇国论》的论调其实非常危险。因为我们说过，北伐是蜀汉政权合法性的保证，《仇国论》否定北伐，实质就是否定刘氏政权的合法性，瓦解抵抗心理，一旦有魏军来攻，就会促使人们去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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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客籍集团就眼睁睁地看着这种情况发生吗？答案是无奈的。因为在诸葛亮去世后，其继承者蒋琬、费祎等人，都没有他那样的影响力与掌控能力。而且蒋琬等人虽然还在喊着北伐，但在“穷兵黩武”理论的压力下，采取了军事收缩，把精力转移到了保境安民。这使得北伐逐渐成为空谈，人们越来越不想和曹魏争斗，只求得过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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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公元263年，后主刘禅面对进攻的魏军，在《仇国论》的影响下，在诸多大臣的劝说下，选择了投降，蜀汉灭亡。而那时魏军距离蜀汉的都城其实还很远。刘备早年造成的政治痛苦，终于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当然，历史上对《仇国论》和谯周的争议比较大，也有声音认为谯周是帮助蜀汉避免了战火，对百姓有益，这就是另外一种角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