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历史学家的本职，不是为黑暗的过去和现在辩护，是揭露罪恶

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小编为大家介绍的内容是关于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伏尔泰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他的批判精神在《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中随处可见。其中，宗教、王朝及前辈学者的研究是他批判的主要对象。由于当时的教会是最为弱小的，也是与理性主义精神对抗最为激烈的，因而宗教和教会是伏尔泰批判的主要矛头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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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伏尔泰批判教会及教职人员的不合理地位，认为“几个世纪以来，教皇是靠手中武力当选的，以至于一个僭教一经他们承认便成为上帝的代理人，成为一个绝对不会犯错误的人。一旦这个绝对不会犯错误的人被废黜，人们还会把他的继承者奉若神明。而上帝的这些人间代理人不是暗杀别人就是被别人暗害；不是放毒就是被人毒死，如此轮流不息；他们使自己的私生子发了横财，却颁布法令禁止私通；他们禁止骑士比武，却经常发动战争；他们对国王处以绝罚把国王赶下王座，却向民众出售赎罪券；他们是基督教欧洲的神，同时又是基督教欧洲最可耻和最丑恶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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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还对《圣经》进行了批判，认为它不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文本，它描述的许多故事都是不可信的：“以前的人活到三百岁一一这在《圣经》中是个极其伟大的奇迹，但在任何其他地方却都是无稽之谈。 ”另一方面，封建王朝虽然是伏尔泰能够接触的统治政府，但伏尔泰也对它进行了批判。认为王朝的命运完全系于明君，如果缺少明君，则政府过于软弱，如投石党叛乱使“王国陷入这场大乱之中又达数年之久。政府除了某些软弱无力、含糊不清的规定之外，几乎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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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王朝政府与教会的联合也是伏尔泰坚决批判的，他认为路易十四晚年取消特赦令，王朝与教会联合的表现，是愚蠢的做法，导致了法国文明的衰退和王朝政府走向了人民的反面。此外，对于以往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伏尔泰也进行了批判。如在《风俗论》中他批判说：“当我读到德国历史学家普芬道夫的著作时，试图了解下瑞典的兵力情况、人口的多寡、民族的融合、文化的输入等信息时，一个也得不到，尽管当时普芬道夫在瑞典写作，并且可以阅读国家的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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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希罗多德关于埃及等地的一些习俗的叙述，伏尔泰也进行了评判。伏尔泰的批判精神，立足于他的基本观念，即并不是人人信仰的权威就是真实的，可以相信的仅有“那些经过公家文书证实、同时代的作家认可的事件，因为这些作家生活在首都，彼此互通信息，而且是在国内重要人物的眼皮底下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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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伏尔泰的研究目的，也为近代文化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希罗多德的文化史，不少学者认为它只适宜于公共场合的颂读所用，它的目的是娱乐，是取悦公众。伏尔泰为了避免遭遇类似的尴尬，明确提出自己研究为的是自己而非公众。不过，这并非他的真实意图，他研究历史绝非出于好古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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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的本职，不是为黑暗的过去和现在辩护，而是要揭露人类统治者的罪恶；而阅读历史的目的则主要是纠正历史的错误， “我们了解这段历史，只是为了蔑视这段历史！如果王侯和个人都不愿从这么多野蛮朝代的剧烈变革中获得教益，那么，最糟蹋时间的就莫过于阅读历史了。 ”因而，伏尔泰的历史研究其实是有着强烈的现实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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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詹姆斯鲁滨孙曾说，伏尔泰写作目的乃是专门攻击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宗教，其《风俗论》不过是从大货栈里拿取了他反对现状的运动所需要的东西而已。柯林武德也说，伏尔泰的历史学纯粹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他的历史研究中体现出了一种拥护理性的圣战精神，他的不宽容恰恰是出于争取宽容的需要，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的历史研究走向了他并不欣赏的群众精神的创造力，并在这种转向中将艺术和科学、工业、贸易和般的文化的历史带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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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伏尔泰对历史研究对象缺少起码的同情心，因而伏尔泰的历史研究本质上是反历史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柯林武德的批评击中了要害，因为伏尔泰研究和撰述历史的目的确实是教育人们热爱道德教诲人们从以往的历史中吸取有益的启示。他的研究完全立足于现实社会的需要而非真正的历史意识：“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任何历史真理，而只是可以教诲和教育我们的真理。 ”并且，伏尔泰的现实主义思想远不止于此，他甚至公开说， “历史是宣传运动的举例材料而不是权威，人们可以用过去的历史说明现在的要求，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现在的自由主义宣传可资借鉴的东西。 ”当然，从文化史发展的角度来说，伏尔泰使文化史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的做法，将文化史引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它不仅在坚持真实中保留了历史文化的一些事实，而且也将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巧妙地体现出来了，反映出人类的无限创造力。好的，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大家订阅我们，和我们一起了解更多好玩有趣的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