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史地：晋南地区的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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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今日【山西省域】的视角切入中国古代历史，那么由临汾、运城及其辖县所构成的【晋南地区】便是所谓【山西通史】的总开端。提纲挈领地讲，【晋南地区】不仅是与【山西省域】（山西高原）在历史时期的第一经济文化重心，也是【山西省域】在历史时期的第一军政重心，这一“显耀”地位，主要存续于周秦汉唐宋之际的两千多年间，在元明清之际的八百年间方才被时势的变化所逐渐“削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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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古代主要以【河东】、【平阳】之名存在的【晋南地区】，是山西高原在历史时期的第一经济文化重心所在，无论是远古时期的西侯度文化、陶寺文化与传说中的尧舜禹之行迹，还是自晋国以降，河东、平阳两郡（府）之地在经济文化上长期处于东西两京与塞外之间的地利优势，造成了【河东平阳】之地成为山西高原在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第一重心地位，【太原盆地】对【晋南】在经济文化地位上的超越，也是明清以降【晋商崛起】后相当晚近的事，何况，明代以盐商发家的【晋商】，最早也是临汾的亢家，【祁太平】的崛起，主要也是清朝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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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晋南】之名之所以在省内仅仅包括运城、临汾两地，而不包括晋东南两地，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晋南】在历史上的重心地位，导致了【晋南】是自古以来自太原往南走的主干道。毕竟一边是难走的太行山区，一边是相对好走的汾河谷地，在古代交通条件下，运城临汾地区对于民间交流与商贸往来而言是天然占优的。所以，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晋南专区】，还是文化地理层面的【晋南】，往往都是指【山西西南部】，而非整个【山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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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高原自秦汉时期太原郡、雁门郡、河东郡、上党郡分区后就大致没怎么变过的域内分区

在政治军事方面，【晋南】地区的军政地位，也是与太原盆地、大同盆地、上党高地不相上下的存在，甚至在远古与上古时代发挥着山西高原第一重要的军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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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大同盆地是中原政权北上经略塞外族群的桥头堡、是塞外族群盘踞漠南以后的必备要地的话，那么太原盆地便是中原政权北控大同盆地，进而控制整个山西高原连珠状走廊的枢纽重镇，也是塞外族群南下中原的必经之地。如果说，上党高地是关东政权（定都黄淮海平原）的天然北部屏障，也是关西政权（秦晋）与塞外族群控制黄淮海的战略高地，那么由临汾盆地、运城盆地构成的【晋南】地区便是关洛两京经转枢纽与北上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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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运城地区为主的河东地区（狭义河东），与古称弘农的崤函通道以及黄河晋豫段的漕运共同构成了长安与洛阳两大汉唐京都之城间的经转要道。两京之间既可以通过弘农郡所在的黄河南岸狭长通道，在函谷关于潼关之间经转交流，也可以通过中条山与稷王山两侧的汾、涑河谷，渡过秦晋之间的黄河津渡，实现人员与物资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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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之际两京之间的这种交流是以先秦时期夏、周、晋、秦四政权的交通网络为雏形的，本来这张交通网只是诸夏之间（西伯联盟）与秦晋之间的交通网络。在上古之世先后体现为夏人、周人先祖迁徙与交流的要地，西周分封的重点地带、晋国腹地内外交通的交通网以及秦魏战争、秦军东进战争的必经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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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分封在今日晋南地区的主要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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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晋国腹地的交通网络

随着战汉之际（战国、秦、西汉），黄河流域关东与关西两大经济文化区域的成型，沟通秦、西汉政权核心关西区域中心（关中平原）与关东区域中心（中原地区），对于刚刚形成大一统局面的华夏来说，战略价值极高。再加上，东汉、曹魏、西晋三朝的连续定都洛阳，以长安、洛阳两京为重心的汉唐时期关洛核心，也便成型了。那么，处于汉唐两京之间，且拥有盐运之利的河东郡，自然越发重要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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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自西周分封晋霍诸邦以来，经运城盆地、北经临汾盆地而北上的路线，也便成为周秦汉唐自关洛核心向“正北”开拓的“最短捷径” 。晋国率先完成了“北启群狄”的任务，从而将整个山西高原囊括到了华夏文明的范围之中，而后在汉帝国的北击匈奴过程中，河东郡是两京去往雁代诸郡的必经中转，后勤物资的转运、中央军力的北上，无不需要通过河东以达雁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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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晋南河东之地是袁曹对峙的侧翼、曹操进取关中的桥头堡、汉国灭晋的策源地、两赵对峙的交锋地（前赵与后赵）、秦燕对峙的交锋地（前秦与前燕）、秦魏对峙的交锋地（后秦与北魏）、两魏周齐对峙的交锋地（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在将近四百年的乱世里，晋南河东之地始终处于东西势力对抗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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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折冲府（府兵制在唐代的基本组织）分布图

到了唐代，晋南河东之地先是作为府兵驻扎的高密度地区存在，成为唐前期两京与龙兴之地之间的三角中点，并且依然延续着秦汉时期的两京经转与北上经略的要地位置。唐中期以后，由于蒲津在上述形势下的崛起，晋南河东之地以【河中】之名存在于唐朝中后期的历史之中，并且治所在今日永济市蒲州古城的【河中府】，还差点成为与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北京太原并称的【中都】。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在北方所能有效控制的地域，无外乎秦晋河洛之地，掌握盐运之利的【河中府】，恰好处于这片区域的中位，自然在唐后期的历史中活跃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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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宋元之际长城南北华夏与塞外两大军政经文重心的双双东移，大运河一线的黄淮海江下游地区与大兴安岭辽河流域一线，分别取代了关洛核心与漠南河套，成为了长城内外的军政经文重心所在。原本处于关洛核心与漠南河套之间的晋南河东之地，也便随着整个山西高原一起，成为了北京城的侧翼旁路，而非原先的正北中道，这才在战略地位上不再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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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正是在元明之际，晋南地方才逐步归属于以太原为治所的“高级政区”（周振鹤先生之定义）之下，在此之前的晋南河东之地往往归属于两京直辖的高级监察区或高级政区，如汉朝的司隶校尉部、魏晋北朝的司州，或者便是像唐朝河东道那样，虽然大体上以整个山西高原为主，但治所却不在并州晋阳（今太原西南），而在蒲州河中（今永济河中）。

北宋的【河东路】与【永兴军路】尚且还是平分今日的【晋南】之地，金朝的【河东南路】尚且还是以今日的【晋南】、【晋东南】为主、平阳府为治，元代则将整个山西高原并入中书省辖地，但冀宁路（约等于秦汉太原郡）、晋宁路（约等于金代河东南路）、大同路（约等于明代大同府）依然在省下一级分立。可以说，明代设置山西布政使司之时，方才是晋南地区正式以太原为省府的起点。山西布政使司在明清时期开始简称为【晋】，【晋南】之名也才逐步成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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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是【晋南】之地，在历史地理视角下的基本定位。有趣的一点是，如今属于【运城】的古称【河东】，属于【临汾】的古称【平阳】，分别在秦汉时期以【河东郡】之名、在明朝时期以【平阳府】之名，做过整个【晋南】之地的【统县政区】，所以【河东】与【平阳】即可以说是【运城】【临汾】两地各自的曾用名，也可以说是整个晋南地区的曾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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