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诡笔记｜从翟天临事件谈古代科举中的“死了也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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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翟天临的博士学位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有那么几天，打开微博热搜，前十条中一定有一条与此事件有关。而网上的抨击之声也不绝于耳，大家在替很多焚膏继晷地埋头苦学的博士生抱屈的同时，也在谴责浮华的教育环境，有些偏激之语甚至拿当前考试制度跟古代科举制度做起了对比。

事实上，我国古代科举存在着相当多的营私舞弊问题，不过从整体上看亦有可取之处。就拿清代来说，名门显宦家的子弟苦熬多年都考取不了功名的比比皆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底层逆袭更是常见现象。而且一旦考生被发现在科举考试中作弊，罚款坐牢都是轻的，闹不好要发配充军，假如作弊是因考官受贿而起，揭发出来，考官基本上是杀头的罪过。所以，虽然有清一代也发生过顺治十四年丁酉科场案、康熙五十年的辛卯科场案和咸丰八年的戊午科场案这样的惊天大案，但从276年的享国历史来看，依然是个别而不是主流。

今天的“叙诡笔记” ，笔者想通过古代笔记中那些“死了也要考”的案例，说说清代科举的“苦”与“难” 。

一、阴间科举，吓鬼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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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铎》

清代沈起凤所撰笔记《谐铎》中，记娄东（今江苏太仓）一位姓陈的书生，在莲桥之西筑别墅，刚刚完工， “家人哗传有鬼” ，陈生读圣贤书，不信这些，径自住了进去。深夜忽见四个读书人结队走进别墅，其中一个是年约五十岁的老人，一个是四十岁的中年人，还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他们满口子曰诗文，只是“四肢俱带腐气” ，在夜色中显得诡异阴森。他们在凉亭中坐定， “怀中各出文具” ，开始作八股文，作完之后互相交流，老人看了那两个青年的卷子，很是惊讶，说你们正值英年， “作文宜有豪兴” ，怎么笔下这等绵软无力？两个青年苦笑道：“世间严刑酷罚无过作八股文一事。我们虽然死了，但从此不用再参加科举考试，总算逃得此难、躲过此苦，哪里有无病自寻鸩药的兴致？”老者拍手大笑……陈生这才知道，这四个人真的是鬼。

时值岁试，朝廷任命考官的宪牌传示地方。夜里公差在莲桥投宿，恰好住在陈生的别墅里，便将以宪牌放在香案正中，在旁边拥被而卧。夜里那四个鬼魂又联袂而来，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将公差吵醒。擦眼观看时，只见老者忽趋案头，一见宪牌，大惊失色说：“催命符又至矣！”其他三个鬼围上来一看，个个面如死灰。片刻，一个青年忽然笑了起来说：“生前，我们一见宪牌就吓得肝胆俱裂，现如今已经死去多年，阴阳两隔，还何必怕这个呢？”老者说：“你可别说这种太平话，阴曹地府最近颁布新规，阳世岁考之期，阴间也要由城隍搜括鬼秀才，到修文殿进行岁试：优者受上赏，劣者押入刀山狱，刳剔肠胃。 ”另外三个鬼都吓得半死，纷纷跟老者求计，老者说：“君等欲免此难，惟有弃儒巾、卸儒服，在地狱最黑暗处躲上个五六百年，让持牒小鬼无可搜捕，或可脱离苦海也！”三个鬼一听，忙不迭地解衣摘巾，跟着老者踉跄遁去。第二天一早，公差将这段奇事跟陈生一说，陈生赶紧画了个宪牌贴在墙上，从此再不见那几个考鬼上门烦扰了。

科举考试之苦，在这则杜撰的故事中描绘得栩栩如生。鬼是已死之人，而死亡是世间最悲最苦之事， “大不了一死” ，按理说，一旦做鬼也就无可畏惧，但鬼闻听岁试二字，依然肝胆俱裂，莫不股栗，可想而知生前已经对此恐惧到何等田地。但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深更半夜聚在一起的“娱乐项目”依然是作八股文，一面叫苦连天一面跃跃欲试，可见“毒瘾”之深，欲罢不能。

在我国古代，儒生们骂科举就像现在的家长们骂课外培训班一样，骂得积极，参加得更积极，这是因为科举考试乃是他们实现阶层跨越的唯一方法，焉能不屡败屡战，至死不渝？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描写“秀才入闱有七似” ，前面几种省去不说， “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 ，之后“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 ，真是生动形象极了。外人看来也许荒唐，甚至嘲笑文人无骨，可是对于寒窗十年的书生而言，那种“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销磨如此”的内惭，以及由内惭激发的赌徒一般不赢一把不下赌桌的疯狂，不在其中者，很难体会之。

二、没有交卷，金榜题名

蒲松龄从十九岁应童子试，到七十岁时都无法通过乡试，破例补上一个贡生，他笔下对科举自然满是愤懑之词。而在清代，年逾古稀考取不了任何功名的大有人在，漫长的人生白白浪费在场屋之中，毫无意义。当然，在《啸亭杂录》中也记载了一些熬到白首终于出头者的名字：姜宸英七十三岁中探花，刘起振八十岁授检讨，王服经八十四岁入翰林……不过，还有一个人说来惨淡，王岩八十六中式， “未及殿试卒” ，年近九旬，耗尽一生，终于还是没有“打通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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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啸亭杂录》

科场遇合，变化百端，在没有机读判卷和标准答案的年代，一份考卷是否中式，有太多太多的考官个人因素掺杂在里面，就算排除“潜规则” ，也很难做到客观公正。清代笔记《三异笔谈》的作者许仲元论才华与实务，都是乾嘉年间非常优秀的人物，但就是于科举运气奇坏，考了九次都没有考中，而他弟弟的文章在当时很多考官眼中“疵类百出” ，作诗连平仄都不调，顶了天算是文从字顺，却连中秀才和举人，简直匪夷所思。

有一则故事，可以说明科举中式的机遇成分有多大：乾隆三十九年，会试结束后，考官在闱中分房阅卷，挑选好的加批荐给房师（会试主考或总裁官）。这天晚上有位考官失眠， “辗转如芒刺在背，乃起独酌” ，忽然看到一位名叫刘泰的考生的试卷，觉得文字老练，但过分质朴，没有什么才华，就放回装考卷的箱子里，准备再睡。谁知刚刚躺下， “闻箱中纸声谡谡” ，仆人说可能是刚才开箱时有老鼠钻进去了，考官吓了一跳，怕老鼠把考卷咬坏了，赶紧开箱检查，最上面就是刘泰的卷子，他查看有无损坏时，只觉得“字字惬心” ，第二天一早向座师推荐，终于使刘泰榜上有名。可是等发榜后，这位考官再次阅刘泰之卷时，又只觉得平平无奇了。

金陵一位老学究的奇遇，更说明机运在科举中的重要性。当时科举屡不中式者，常常以开私塾教人做八股文为生。这一年，老学究率领着一群弟子同入棘闱，交卷时他“恭然踯躅甬道中” ，走得气喘吁吁，恰好看见自己的一位弟子亦来交卷，就请他代劳。谁知这弟子精神过度紧张，虽然接过老师的卷袋，但到了考官那里，只交了自己的卷子，却忘了把老师的卷子从卷袋中拿出交上。等到发现时已出考场，他“窘甚，不敢告人” ，取针线把老师的卷子纳入枕头中细细缝好，准备就这么糊弄过去。谁知几天后， “师捷报至”！这弟子目瞪口呆，把自己忘了交卷的事情告诉老师，还从枕中取出考卷呈上，老学究一看差点儿昏过去，赶紧到考官那里“自首” 。考官听完，拉着他说：“你还不知道，就因为你，差点酿出大狱！”老学究一听惶恐不已。考官说：“你前面几场考试的卷子，主考官非常欣赏，已列魁首，谁知后面没有交考卷，怀疑你是有事没有参加考试，特地调来点册（考场签到簿）查阅，谁知你的签名朱痕灿然，主考官认为这一定是有其他考官或考生妒忌你的才华，收买小吏毁掉了你的考卷，正要向上面弹劾监试官，掀起一场大狱。监试官没办法，找了我们几个考官，一起写了份卷子交上去，说是你的卷子找到了，结果主考官一看就拍案叫绝，我们正准备放榜后，等你来补誊墨卷呢！”

为了防止通过查看笔迹知晓考生的身份，从而进行作弊，科场有一规矩：考生在交卷后，一律由专门的书吏录出，再呈交考官阅卷，由于老学究的中式文章是其他考官们代拟的，所以才要他补誊墨卷。老学究因祸得福，没有交卷而金榜题名，实在不能不说是荒诞至极的事情啊！

三、万金之资，换取功名

也正是因为科举之苦之难，也就诞生出了各种走捷径的方法甚至产业。作弊和反作弊的斗争，在整个科举考试的历史上从来就是鏖战不止不分胜负的，今天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明天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愈到后期愈呈现出复杂化的形貌，作弊不再是打小抄、买考题和贿赂考官那样简单，而是利用制度上的漏洞，达到“一条龙作弊”的整体效果，才有成功的可能。

清末吴炽昌在《客窗闲话》中记一事：有个姓张的书生，一边在京城备考一边打工，给官府做文书，他“性甚平和，善随人” ，把挣到的钱在国子监捐了个监生，但文运不佳，入闱数次，恒不终局，最后就干脆住在北京一家馆舍里，浪迹于妓馆酒楼，但因为囊中羞涩，又不敢在声色犬马上消耗太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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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窗闲话》

这一年恰逢会试， “有太原人十数辈来视馆舍，凡有闲宅，皆修饰一新，为上房，为下舍，为书斋，为客厅，为厨为厕，莫不布置井井，陈设焕然，似将寓显宦” 。馆舍内的其他客人正在啧啧称奇，只见馆舍门口马腾车涌、仆从如云，簇拥着一位少年住了进来。几天后，少年与张生相熟，才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他：少年姓王，家中乃是太原望族，家中虽然有钱，但他一直没有考上进士，这次来京，专为功名一搏。由于张生与世无争，所以无论王生还是他的仆从，都很快与他成为了好友。

七月间会试临近，突然馆舍里来了一位客人，与王生密语几句后，王生及其仆从“皆有张惶之色” 。良久，王生问张生：“你的国子监监生的身份是真是假？”张生觉得奇怪，说“有照为凭，奚能伪也” ，然后打开书箱取出监生的“学位证”给他们看。王生大喜，劝他今年不必再考， “曷不一纵游观，以解其闷乎”？这话正合张生心意。从此，王生每天陪着张生纵酒肆博、沉湎花丛，消费所用的银两都从自己腰包里出。八月七日会试，王生要去参加考试，张生自告奋勇说：“你初次来到京城应试，对贡院不熟，我带你过去。 ”于是便帮王生拿着文具，将他送到贡院外唱名处，其他认识张生的举子或国子监监生，都以为他是来参考的。回到家中，张生“见箱箧似有启动者” ，翻了翻似乎并没丢失什么，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发榜前一天，王生请张生做通宵饮， “醺醺然渐入醉乡” 。正在这时，有人冲了进来祝贺张生说：“你已经金榜题名，怎么还在这里喝酒？”张生瞠目不知所谓，怎么自己没有应考反而中式了呢？拍案连呼：“异哉，异哉！”直到这时，王生才如实相告，原来他为了中式，花费数千两银子请了一个贡生代笔，怎知临场前那贡生忽然丁艰（死了父亲或母亲），不能用自己的本名参试，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盗取了张生的监照（明清会试，考生需具有贡生或国子监监生资格才能应试），让那贡生赴试，谁知在考卷上填写名字时，那贡生本应填写王生的名字，却错写上了张生的名字……张生听完又好气又好笑，说科场舞弊是要杀头的，你怎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王生也知道此时此刻，自己的性命就掌握在他的手上，只好长跪，以“万金之资”作为条件来封他的口，张生说我本就没有中举的命数，从此，我这名字就归了你了，你去享受科第之荣吧！然后“拥厚资而归故乡”也！

一番曲折，总算各取所需，煞是不易，而且如果不是张生一心求财，含混了事，王生纵有百万家资也未必能保住颈上头颅。相比之下，今天一些拥有太多财富和资源的显贵们，在获取高等学历的“征途”上，难易程度和风险指数实在都要低得太多……从翟天临学历事件爆出到现在，笔者始终认为，不能因为学历掺水而否定翟天临的演艺才能，更不能对他进行个人攻击，让翟天临背负所有的罪，因为所有针对个体的泄愤，最终都会导致歪楼：把恶之花视为独立的突变，逃避本应更加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