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关怀

每当我想起周恩来同志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关怀，想起他对我参加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想起他对我全家人的深情爱护，就禁不住泪眼汪汪。他的声音，他的笑貌，他的手势，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三次会晤

1939年在重庆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全国处在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之中。周恩来同志从武汉来到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并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这时，我出席第八届国际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五届国际劳工大会后回到重庆。那是重庆一个难得的明朗的天，经张晓梅同志的安排，我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一见面，他就迎着我亲切地说：你在国外辛苦了。我扼要地向他汇报了在苏黎世开会的情况，他听得很仔细，还问到关于国际工联和英国工会大会以及我认识的一些欧美各国工会领袖的情况。尽管周恩来同志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对欧洲几个大国工会的基本情况早已熟悉，他还是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我从他的谈话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就是在有关工会的国际活动中，中国劳动协会应该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合作。我把这个想法对他说了，他立刻提高了嗓音说：这样很好，我来向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建议，加入中国劳动协会为团体会员，共同开展国际活动。我立即表示欢迎。不久，中国劳动协会在重庆召开第二届年会，我当选为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中国劳动协会为团体会员的决议。这就为以后解放区工会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建立了合法的根据，充分表现出周恩来同志的高瞻远瞩。

我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1945年9月，在重庆工人福利社。当时，抗日战争刚结束，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为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而奋斗。国民党则坚持法西斯独裁的一党专政，要维持一个黑暗的旧中国。我国工人运动处在严峻的关头。

9月8日，周恩来和王若飞同志应邀参加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社的开幕典礼。我陪着他们参观了福利社、工人医院。周恩来同志向我详细地询问各项福利事业的情况和工人们的反映意见，并同我谈了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工会的团结统一问题。他提出了几点具体意见：第一，出席即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由中国劳动协会组织联合代表团，包括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三人(董必武、邓发、章汉夫)组成，以示一致和统一。中国工会代表团在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上要力求协调一致，在报告各自地区或工会生活时，应由各单位代表自己负责说明。第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已加入中国劳动协会，解放区各职工会亦宜加入。第三，中国劳动协会召开1945年的年会时，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各解放区职工会决定参加，共同筹备成立全国职工联合会。第四，上海原有20万有组织的职工与解放区有联系。由于中国劳动协会已派水祥云乘飞机前往上海，建立上海市总工会，因此，对上海工人运动亦采取统一组织办法，力求联合一致，共同争取工人生活福利和文化教育待遇的改善。我对他提出的战后我国工人运动坚持团结统一的方针和几点具体措施，表示完全同意。 9月9日，周恩来同志给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董必武同志写信通报他同我会谈的情况，同时他给中国劳动协会和我送来亲笔信。他在信中写道：“陕甘宁边区职工联合会久以团体会员资格参加贵会。兹因边区及中国各解放区职工联合会正在筹备联合组织，在弟上月离延之前，曾与该筹备会主任邓发先生谈及与中国劳动协会关系问题，邓先生告弟，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颇愿以团体会员资格加入劳动协会，并嘱弟前来洽商。同时，该筹备会及陕甘宁边区职工联合会亦愿以其所椎定出席巴黎世界职工大会之代表董必武、邓发、章汉夫三人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使之成为中国统一的职工代表团。弟曾以此意面告学范先生及政府当局，均蒙赞许。现特函达如上，务恳迅予采纳，代向社会部、外交部请领护照，并转告中国驻美大使馆签发董、章两先生由美赴欧护照，以利团结，实为至感。 ”我从周恩来同志同我的谈话和来信里，强烈地感觉到与解放区工会代表组成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在举世瞩目的世界工联成立大会上各国工会代表将听到中国解放区工会代表的声音。我接到周恩来同志的信后，就与国民党当局交涉。我对陈立夫说：如果不让解放区工会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我也不去开会。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和舆论的压力，同意邓发一人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这就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解放区的封锁。当时，有工会、妇女、青年的三个世界代表大会先后在巴黎召开，中国解放区的妇女、青年代表申请外交部发护照，都被国民党阻止，只有工会能够打开突破口，这是周恩来同志深谋远虑、周密安排的结果。如果没有1939年他建议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中国劳动协会，也就不可能有1945年邓发同志参加世界工会代表大会。邓发同志来自中国解放区，受到世界各国工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在大会的会议厅里响起了中国解放区的声音，使大会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邓发同志在巴黎与各国工会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这次大会上邓发同志当选为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理事会理事。大会结束后，我去日内瓦出席国际劳工大会，聘请邓发同志为中国劳工代表的顾问。邓发同志在日内瓦又与各国劳工代表交谈。之后，我同邓发同志一同到了英国的伦敦和利物浦，同英国工人群众和中国海员会晤。在回国途中，我们又在菲律宾访问了华侨劳工团体联合会。邓发同志在与各国工会和工人群众进行广泛联系的同时，做了大量的宣传中国解放区的工作。

我与周恩来同志的第三次会晤，是1946年5月在南京梅园新村三十号。当时，我接到世界工联在莫斯科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的通知，到南京请示周恩来同志，由谁来接替邓发同志在世界工联的位置(邓发同志于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那是内战硝烟即将弥漫全国的严重时刻，在中共代表团驻地周围，国民党政府首都警察厅与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除设立了固定的监视站外，还派遣便衣特务化装成各种人物，对来访的人员、车辆进行监视、跟踪。我因情况紧迫，单独前往，阳开三十号的门，求见周恩来同志。中共代表团住在一座灰墙红瓦小楼里，当我走上台阶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已在小楼门口等着我了。周恩来同志挽着我的手走进左边房间，这是他的会客室，室内摆设简单整洁，几张沙发，中间的圆桌上放着一碗雨花石。我对周恩来同志说：“世界工联将于5月下旬在莫斯科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就要办理出国手续，请问解放区工会由谁来接替邓发同志的遗缺？”他沉思了一会儿，回答我：“这个会议很重要，解放区工会一定去参加，我立即请示中央，会很快派人到上海与你联系的，你放心好了。 ”他还向我详细地了解世界工联最近的活动，并且很关心能否顺利地为解放区工会代表办理护照的问题。我答允尽力去办好，请他放心。在我向他告辞的时候，他考虑到我的安全，怕送到大门口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就和邓颖超同志送我到小楼的台阶下，握手告别了。我回到上海不久，刘宁一同志即从延安来到上海与我联系，同我一道前往莫斯科。我们向世界工联正式提出刘宁一同志接替邓发同志的一切职务，世界工联批准了我们的申请。

在这三次与周恩来同志的会晤中，他对我谈了很多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解放区工会与中国劳动协会共同开展国际联络和宣传活动，与世界各国工会和工人群众建立广泛联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所以能够冲破国民党的封锁，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为战后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贡献，为世界各国工人和人民所了解，是与周恩来同志的卓见深谋分不开的。

二、在严峻的时刻

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较场口破坏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将大会主席团的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章乃器等打伤。被打伤的还有中国劳动协会的陈培志、冉瑞武、梁永思、顾佐衡和许多工人。周恩来和邓发同志得讯赶到会场，同我一起将头部流血的施复亮同志送到医院。我从医院赶回会场，看见一群暴徒在追赶沈钧儒老先生，我就把他拖进汽车送他回家，得以免遭毒手。当天，周恩来、邓颖超、邓发、廖承志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驻渝代表团、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先后到大梁子工人福利社医院向陈培志、冉瑞武、梁水思、顾佐衡等表示慰问。陈培志在同周恩来、邓颖超、邓发同志紧紧握手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周恩来同志对冉瑞武亲切地说：“同志，你受苦了。 ”周恩来同志的心总是同工人群众的心连在一起的。

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发动内战。 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蒋介石下令召开“国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拒绝参加。蒋介石通过谷正纲、陆京士竭力拉拢我参加“国民大会” ，并且要我把解放区工会从中国劳动协会中排除出去。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破坏工人运动中的国共合作。我决定不参加“国民大会” ，坚持与解放区工会联合。但我又想到，这样做，以后又该怎么办呢？我对英文秘书俞志英说：找刘宁一同志，请他问问周恩来副主席。

我同刘宁一同志会晤几次商量下一步如何办的问题。刘宁一同志请示了周恩来同志后，与我商定：一、在上海发表一个中英文声明，反对“国民大会” ，反对排斥解放区工会出劳协。二、在发表声明前，我离开上海到香港，将中国劳动协会总部迁到香港。三、同意我的建议，刘宁一同志与我一同到巴黎去开展国际工人的联络活动。

11月12日，也就是“国民大会”预备会开会的一天，我秘密乘飞机到了香港。当天在上海发表了我的声明。

我的声明得到全国工人的支持，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的憎恨。 11月25日，我坐人力车经过庄士顿道英国海军俱乐部门前时，突然遭到一辆神秘汽车的撞击，受了伤。周恩来同志得讯后立即派刘宁一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工会从上海来到香港玛丽医院慰问。同时带来了解放区工会缴纳劳协的会费，支持劳协在香港继续斗争。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转折关头，是周恩来同志指引我更加坚定地维护中国工人运动的团结统一，在人民民主革命的大道上迈步前进。 1948年新年，刘宁一同志从巴黎来到伦敦通知我：“接到党中央的来电，欢迎你到解放区去。 ”我听到这个消息，异常兴奋，决定到解放区去，同全国工人和人民一起为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而战斗。

三、两封电报

1948年2月28日，刘宁一同志陪我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受到哈尔滨市总工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东北行政委员会和东北总工会筹备处为我们设宴洗尘。翌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满腔热忱致电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表明我竭诚拥护毛泽东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的主张：彻底粉碎蒋介石政权，驱逐美帝国主义，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的联合政府。 3月4日，我接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复电：“欣喜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的信徒的同样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接到复电后，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心里非常欣慰。在解放区，我亲眼看到这里有着一种不可压倒的力量和朝气，这是蒋管区所无法比拟的，使我大大增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解放区人民并肩战斗，完成全国解放的决心和信心。

我在解放区接到周恩来同志的第二封电报是1949年1月在沈阳。当时，淮海战役已经胜利结束，蒋介石赖以维持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被消灭殆尽，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但国民党反动派还在上海等地作垂死挣扎，疯狂镇压革命运动。我只身来到东北解放区将近一年，全家老小还在上海，吉凶未卜，正在我朝夕悬念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接到周恩来同志来电，告诉我在上海的大儿子朱培根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已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上海的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让我放心。我接到电报后，顿时思想翻腾起来，对国民党反动派把魔爪伸到我的家属头上的暴行，极为愤慨；对共产党无微不至地关怀我全家安危，十分感激，铭诸肺腑。不久，在上海党组织的营救和各方面的帮助下，朱培根被释放出狱，来到了解放区。我对周恩来同志这样的深情厚谊，没齿难忘。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跟我谈话，希望我继续做工运工作。在周总理的关心信任下，我除担任邮电部部长外，还担任了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关进泰城监狱。一直到1975年5月才出狱。后又被送到湖北黄石干休所监督劳动。在干休所我患了低血钾病，当时周总理的处境十分艰难，但他还一直挂念着我。直到他病情危重躺在床上时，还问身边的同志：“朱学范哪去了？”当人们把我的遭遇告诉他后，他非常气愤，对身边的同志说：“赶紧把朱学范请回来。 ”这样，经周总理批准，我才得以回到北京治病。若无周恩来同志的关怀，我恐怕早已在长江彼岸憔悻身亡了。

周总理逝世后，我在儿子朱培康陪同下，来到天安门广场，在放满花圈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深深地三鞠躬，以表我对周恩来同志的无限敬意和久远的思念之情。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