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斗刘禅真的乐不思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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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蜀汉后主刘禅因“乐不思蜀”备受后世唾弃，虽说他执政蜀汉四十三年之久，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刘禅本就是一个亡国败家之君。即便成都武侯祠后来一时为其塑像，不久就被拆除了，至今毫无资格重登堂堂的蜀汉殿堂之上。

然而，我们到底对刘禅又知道多少呢？他为何执政四十三年之久？有哪些人为他及其政权出了什么样的力？“乐不思蜀”是史实还是戏说？这是个很有趣的历史课题。

那么，我们现就从刘禅的“乐不思蜀”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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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之“乐不思蜀”

“乐不思蜀”的故事，在中国及亚洲地区，为熟悉“三国文化”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早已成永恒定律，是刘禅一类人出卖国家的专有名词。然而，细读《三国志》多年，对后主刘禅有了一定的研究与认识，这一传说，完全是后人强加在其头上的戏说之言。

这一传闻，最初来源于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习凿齿（？--？），字彦威，东晋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习氏生于豪门之家，年少以才学著名于世，成人后入仕朝廷。习凿齿撰写54卷编年体史书《汉晋春秋》，其缘由是为了裁抑时任荆州刺史恒温企图取代东晋的野心，维护东晋政权，以蜀汉为正统，曹魏为篡逆，第一次提出了“帝汉寇魏”学说，为偏安的东晋朝廷承袭大汉寻求到了精神支柱，为后世历朝偏安政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备受倚重。习著成书时，离蜀汉灭亡已过去了近百年，离刘禅去世也已六、七十余年。

那么，我们来细细品读《汉晋春秋》，看看到底写了些什么。习著中，言及刘禅受辱的情节，共有三处之多，时间与地点不同，羞辱言语的语调不同，但都是同一内容，可见刘禅之无能，是多么地令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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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呢？刘禅降魏时，文王司马昭时任曹魏相国一职。一心专注于曹魏朝廷的司马昭，为了长远理想，常常压制自己的心志，大力提拔曹魏干将，为曹魏立下了汗马功劳，给朝廷及大臣的印象是大度而又有干才，堪当曹魏将来的大任。他重用魏将钟会，一举拿下早已病入膏肓的蜀汉之地。所做的这一切，司马昭不就是为了推翻曹魏政权，建立自家的新王朝晋朝吗？凝聚人心，重用才干，才能巩固来自不易的成果。此时的司马昭，不但要建立自己的新王朝，还有另一个东吴政权依旧独傲。面对刘禅能屈身臣服于魏国，可见刘禅心中对蜀汉之地的过去与未来都有自己的独到认识，难道他司马文王就看不到吗？用羞辱臣服之人，来摧毁即将建立新王朝的基石吗？那么，司马文王的气度就真的那么低劣吗？

《淮南子·主术训》言：“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 ”胸怀大志的文王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然而，习著中的文王不厌其烦地用低劣的手法，分别在不同时段，三次用言语来肆意羞辱甘于臣服的刘禅，曹魏大臣中有人看出了文王的雄心，难道会甘心接受文王的间接羞辱吗？当年，司马昭权倾朝野，先帝曹操对其父司马懿的“狼顾之象”就有所戒备，不时使之有所警戒。再过一年，及265年大晋王朝即将建立，此时正处于以晋代魏的关键时刻，难道文王仅仅为了发泄多年努力的一己之愤，而不顾日后建立新王朝的江山大计，在这一事件上玩小聪明，合符文王司马昭的性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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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曹魏相国司马文王，是一位具有长远打算、深思熟虑的军事家、政治家，有着常人难以达到的心胸和气度，这在史学界是公认了的。刘禅刚到京都洛阳时，朝廷为其举行了盛大的迎接仪式，并给予了“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的崇高赞誉。难道文王司马昭事过数日后，再三喋喋不休地羞辱归顺的刘禅，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一时之快，而忘了身边的曹魏对其不满和左右观望的大臣，以及那东方还待征服的东吴之地？

习著文中，有关刘禅受到嘲弄，加上“旁人”及“左右皆笑”等修辞用词，加强了这个故事的可信性，使人确信无疑。但这样的行文方式，在现在看来，完全是魏晋笔记小说笔调，虽有可读性，却完全失去了真实性，与其所言史书笔法背道而驰。

由于习著《汉晋春秋》的文学笔调，时人将其与志人小说《世说新语》相并论，认定其著夸张、怪异，不足以使人信服，才日渐亡佚。到南北朝宋文帝（424---454）时期，史家裴松之受旨为史书《三国志》补注，在遗存的《汉晋春秋》中加补了这个故事，为的是弥补史著《三国志》的简洁，提高后世人们的读书兴趣。裴松之补注完成时，后主刘禅早已过世149年了。

裴松之在一则材料的补注中，这样评论道：“臣松之以为如此言之类，皆前史所不载，而犹出习氏。且制言法体不似于昔，疑悉凿齿所自造着也”（《三国志》卷28《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

可见， “乐不思蜀”这则虚构的传说故事，因其夸张而富有情感的文学笔调，因对后世有警示作用，才借助裴松之的补注而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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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刘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从史著《三国志》中寻求答案。

公元263年冬，蜀汉朝廷走到了她的尽头。后主刘禅接受大臣谯周建议，臣服于曹魏，降书由大臣郤正撰稿。次年，曹魏景元五年（264）三月二十七日，刘禅携家人最终到达了京都洛阳，受到了曹魏皇帝及众大臣的盛大迎接。朝廷为此专门下达了对刘禅的封爵文书，其中有这样两句的嘉赏之词：“孕育群生者，君子之道也” ， “公（指刘禅）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信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等。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 “养育天下众生，应是君子（即统治者）遵守的准则” ， “安乐公（指刘禅）恢复了古贤品德，心胸开阔大度，深知大正（此指曹魏政权）之道，不惧屈身为人质，以爱民使国家安定为重；强压私欲，放弃武装对抗，实有古圣贤应时豹变之才（注：《周易·革卦》爻辞有“君子豹变”之言，比喻某人有大局观念，懂得迅速应时而变的才华）；履行诺言，归顺大正，从此享受辅助大正而得到无穷福份，眼光难道不远大吗？”

由此可见，曹魏对刘禅之举重视的程度。

此次加封，刘禅被封为安乐县公的爵位。安乐县，即今天北京市顺义区西北部一带，本是东汉时期的县名，是名词而非延生的形容词。朝廷赏赐给刘禅的食邑就有一万户，绢一万匹，奴婢一百人，其余物品也与此相当，可见赏物之丰厚。此外，其子孙中，担任奉车都尉、驸马都尉、骑都尉，以及被封侯的就有五十多人。蜀汉旧臣的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都被封为列侯。在这些受封的人群中，除刘禅的子孙外，就只有樊建、郤正、张通等少数几位臣子紧随其身边。张绍，蜀汉大将张飞次子，时任侍中，也紧随刘禅左右。而年迈多病的谯周此时还在成都，待接到朝廷的再三敦促，三年后才抵达。可见，此时的刘禅是多么的孤单，他低调而沉稳的思想与行为，也只有紧随的这几个人理解和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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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禅在蜀汉成都几十年的岁月，经过了自诸葛亮之后几朝大臣的辅佐，其中的甘苦，刘禅是深有体会的。他也想把蜀汉建设好，可其中的帮派群立，势力纷诈，让他在其中难有作为。他之所以赞同谯周降魏提议，是基于蜀汉朝政的腐朽与没落，也是深受《尚书》等著作的影响，而谯周本就是这一方面的大儒，如此等等不再赘述。

刘禅自其归顺曹魏的264年3月起，到其去世的晋武帝泰始七年，即公元271年，共在京都洛阳待了七年光阴。这短短的七年间，在曹魏禅让，晋国建立，及其与东吴之间发生的事件不知有多少。可在刘禅看来都如过眼云烟，他的思虑与哀念谁又能懂呢？在他去世九年后的公元280年，东吴才归并晋朝大正的正道上，这样的心路历程，又能给后世带来怎样地思考呢？

刘禅对故土山川的思念之情，我们可以从与其处同一时期的地方史家王隐的记录中得到一点答案。王隐著《蜀记》：“（刘禅）谥曰思公，子（刘）恂嗣。 ”

王隐，其生平事迹早已无从考察，其著作《蜀记》，具体年月也难以查证。但历史上实有其人，以才学闻名于当时，其著作依据其父王铨数十年收集的地方史资料，加之自己的亲身经历及考察、研究编撰而成。其父王铨收集汉史资料时，距诸葛亮病逝五丈原仅仅38年，即西晋泰始七年（272），此时刘禅去世仅一年时间。况且，王氏父子都是当时知名地方史学家，据事实录，使他们获得了较好的声誉，可见其著的权威性。

由此而知，被朝廷追赐谥号为“思公” ，可见刘禅对故国的思念之情的浓烈（洋卜为，字无之，研究陈寿《三国志》二十余年，偶有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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