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草台班子里的文武状元

文/黄西蒙

1643年冬天 , 大明王朝在遍地烽火中迎来自己崩溃前的最后一次努力 。 崇祯皇帝在皇宫里焦急地等待着来自南方的战报 , 却不想等到了张献忠率领部众进入四川的噩耗 。 天府之国即将面临一次血雨腥风的浩劫 , 张献忠在一片废墟瓦砾之上建立了大西政权 。 张献忠在四川杀害大量勋贵与土豪 , 大量平民百姓也流离失所 , 家破人亡 , 至于文弱的读书人 , 更是四散逃亡 。 但就在腥膻乱世之中 , 张献忠竟然出人意料地开启了科举考试 , 广纳天下俊才 , 好像盛世再现 , 大西政权已经成为天下正朔 。


张献忠草台班子里的文武状元

张献忠草台班子里的文武状元// //

事实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 纵观历史 , 即使古代的盛世也谈不上民众真正的解放与自由 , 只不过在皇权体制下民众与统治者达成的相对稳定的利益关系 。 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 , 不少文人学者都批评过其中的痛点 , 但这些思想批判体现在现实结果上 , 似乎是“说了也白说” 。 鲁迅先生曾谈到 , 中国历史上只有老百姓“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 统治者与民众一直处于利益博弈的状态里 。 如果社会发展了 , 财富积累的多 , 老百姓富裕了 , 统治者也会跟着享受更多 , 正如同“水涨船高”的道理 。 即使社会民生凋敝 , 统治者依然不能断了自己的享受渠道 , 还是要从民间搜刮财富 , 这就属于一个朝代崩溃的前兆 。 历朝各代就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博弈成败中行进着 , 但一次次的历史教训也没有让民众真正觉醒 , 崇拜权力与忍辱负重的性格也让民众很容易被帝王统治术所利用 。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统治者对知识的利用 。 古代的知识垄断现象非常明显 , 不普及教育、不让百姓识字只是更远古时代的低级统治手段 , 到了后来 , 知识垄断的手段变得越来越高级 。 统治者不再阻拦“知识”传播 , 印刷术的发展也让“知识”走向了寻常百姓家 , 但这些东西本质上还是属于为统治者服务的意识形态 , 带有不同程度的规训意味 , 而任何强调个人独立思考的知识都会被污名化为离经叛道的思想 , 甚至给人带来灭顶之灾 , 因为这些知识的能量太巨大 , 一旦在民众中形成共识 , 将有可能危及到统治者的安全 。 因此 , 某些试图分析帝王统治术的知识及其载体 , 在古代就成了禁书 , 而那些被官方高度推崇的文本 , 也一定是有助于统治稳定的 。

儒家思想就很不幸地成为其中最重要的“知识” 。 自从董仲舒帮助汉武帝发现了儒学与帝王的微妙关系后 , 孔子思想的本义就不断的被历代统治者及其麾下的知识精英所解读、重释 , 在无数次的现实转化后 , 儒家思想的内涵也不断丰富 , 但也越来越悖论其中的一部分原义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对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的争夺 , 也成为历代统治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最关键内容 。

如果说古代史早期的皇帝们对此还有模糊看法的话 , 到了帝制成熟后 , 这个观念几乎成了帝王们的常识 , 甚至那些缺乏统治合法性的帝王 , 也得想办法尽快找到儒家正统观念的认同 。 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就是其中的典型 , 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要着急搞科举 , 确立文武状元 , 或许在张献忠来看 , 自己的政权本来就缺乏民众的认同感 , 如果不借助科举与儒家入仕途径来恩惠民众 , 自己的统治会更加艰难 。

因此 , 历史在这一刻上演了残酷而又荒诞的一幕 。 历史记载 , 张献忠在进驻成都后 , 新政权还没稳固 , 便着急开科取士 , 这显然是为了彰显自己“爱才”的决心 。 大西政权创立之年 , 就有120名文物进士被录取 , 张献忠钦点了龚济民为文科状元 , 其他登科者的名字并没有留下来 , 甚至这个龚济民之前之后有哪些事迹 , 后世也不得而知 。 因为张献忠的政权在当时完全就是个草台班子 , 连年号都是用的李自成政权的名字“大顺” 。 也正因为其政权可谓名不正言不顺 , 才着急要通过科考笼络人心 , 为自己的统治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 。

值得一提的是张献忠钦点的武状元张大受 。 明清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张大受 , 另一个重名者是清朝康熙年间的文人 , 此处的张大受是四川人 , 见张献忠在四川建政后专门来投靠 。 据记录李自成、张献忠掌故颇多的《平寇志》记载 , 张大受时年不到三十岁 , 正值身强体壮的年纪 , 外表英俊潇洒 , 兼之武艺精湛 , 便很快在投靠者中崭露头角 。 张献忠在皇宫中亲自召见了张大受 , 身边的文武大臣也对他赞不绝口 , 张献忠见状大喜 , 便赏赐这位武状元大量的金银财宝 , 还让画师讲他的英武形象画下来 , 并赏赐他一座豪宅 , 四个美女(也有说法是十个美女)和二十个家丁 。 张大受叩头谢恩 , 深感皇恩浩荡 , 周围人也无不羡慕 。

谁能想到 , 到了四天后 , 张献忠再次想起这位新科状元 , 竟然下旨诛杀他 , 并没收所赐财物 , 那些美女和家丁也受连累而被杀害 。 就算是暴君 , 杀人也需要一点理由吧 , 可张献忠就是没理由 , 一些史料上说 , 张献忠当时念叨着 , 一见到张大受就满心欢喜 , 但又害怕见到他 。 至于为何要害怕张大受 , 并没有解释 , 这个荒唐的“理由”竟然还被周围大臣接受了 , 张大受和他的陪葬者们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掉了 。


张献忠草台班子里的文武状元

张献忠草台班子里的文武状元// //

在此之后 , 张献忠的凶残与卑劣更加凸显 。 其实 , 张献忠根本就不尊重读书人 , 他本人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 , 靠着精明自私的头脑和血腥的手腕在乱世中生存下来 , 他的人性早就在残酷的斗争中彻底泯灭了 。 他只不过利用一部分读书人 , 来达到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 , 但他打心底瞧不起那些有才华的年轻人 , 甚至对那些彰显卓越武功的武士也十分防范 , 生怕别人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 。 从其出身和经历来看 , 张献忠这样想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 因为他正是靠着这种极度自私与好勇斗狠的特质 , 才能从底层一步步杀上来 , 这是乱世残酷法则导向下的必然结果 。

但不管怎么说 , 在乱世草根都可以称帝的时代 , 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浮萍般的宿命 , 要么选择奋起反抗 , 要么选择依附从属 , 但太平时代的按部就班的游戏规则已经玩不转了 。 越是这样的时代 , 越会产生各种投机分子 , 甚至整个社会的观念都会随之改变 , 不再以反叛与投机为耻辱 , 即使一些儒家知识分子也不能例外 。 就像张献忠作为割据政权首开科举的时候 , 一些人还在观望 , 因为参加科考被录取 , 不见得是好事 , 如果割据政权最后被剿灭 , 自己岂不成了从属叛乱的逆贼?但是 , 如果这个政权最后统一天下了呢?自己岂不是成了开国功臣 , 成了后世读书人膜拜的先贤?因此 , 选择去张献忠的草台班子 , 本身就是一种投机 , 更何况这些读过历史的儒生们 , 更忘不了明朝开国的一些大臣 , 就是在朱元璋只是个地方割据势力统帅的时候 , 就成为其麾下智囊的 。 有这样的“成功先例”在 , 有些人自然会对大西政权的科举考试动心 。

然而 , 张献忠不是朱元璋 , 大西也没有大明朝的国祚 , 天命并不在这个农民起义军首领身上 。 事实上 ,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最终成功者极少 , 严格来说 , 真正意义上农民起义并一统天下的 , 只有朱元璋一人而已 。 刘邦毕竟还是个亭长出身 , 朱温虽然灭唐并统一中原一带 , 但并没有真正统一全国 , 而且后梁的国祚太过短暂 , 而李自成、黄巢虽然一度攻占前朝首都并称帝 , 但完全是流寇作战的方法 , 无力守住占领的土地 , 最终兵败身死 , 至于其他割据一时、霸占一方的政权 , 更算不上起义成功 。 朱元璋能有逆天的战绩 , 除了能力和运气超群之外 , 也在于他面对的是元朝这个异族政权 , 明与元的战争本身就带有汉民族重获天下的意味 , 因此 , 朱元璋从一开始就存在某种奇特的感召力 , 对当时不满蒙元统治的平民有很强的吸引力 。 因此 , 农民起义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 , 最终统一天下的成功概率低到几乎为零 , 但就是如此低的概率 , 依然能吸引到不少人投靠、参与 , 这是因为在乱世 , 日常逻辑被打乱了 , 很多人意识到自己只有高倍的投机 , 才有可能换来高倍的利润 , 既然不投机也是死亡 , 何不试试呢?

这种观念在乱世非常普遍 , 直到新朝建立初期 , 可能也不会完全消除 , 这也是每个朝代初期各种荒诞的权力斗争频发、政权不稳固的原因之一 。 统治者为了维持稳定 , 收拢民心 , 意识形态上的革新是首当其冲的事情 。 因为这种革新未必是合理的 , 而原先的意识形态也未必就是错误的 , 所以“改写”或者“重述”未必会给知识分子带来更好的体验 , 文化也未必就会得到真正的传承 。 实际上 , 从元朝开始 , 再到明清 , 历代皇帝都在按照自己的意思扭曲儒家思想的原义 , 只要能有助于自己的统治 , 有助于笼络各个阶层的民众 , 就可以重新解读经典 。 其中一些精明的统治者 , 就会及时开启科举之路 , 以实际的恩惠来帮助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获得一定的阶层上升机会 , 而科举普及的时期 , 往往也是政权异常稳固的时期 。

当帝王们都明白了这些统治术 , 反而那些不按常理出牌的行为 , 更容易引起时人与后人的注意 。 比如 , 元朝在大多数时间里并不开设科举 , 录取的状元人数在宋元明清几代里算最少的 。 但是 , 元朝少数的录取者 , 反而让历史记住了那几位对儒家思想与科举考试有兴趣的蒙古皇帝的名字 。

元朝科举按照考生民族划分为左右榜 , 考虑到蒙古的知识分子学习汉学有一定难度 , 蒙古人与色目人的考题相对较简单 , 因此 , 元朝科举录取的进士分属于多个民族 , 但录取率整体不算低 , 但从状元里走出的名人却很少 。 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元仁宗时期的状元张起岩、英宗年前的状元泰不华 , 还算是有点名气的文人 , 还有很多人只留了一个名字 , 生平事迹难以考证 。 尤其是元朝末年顺帝时期的状元 , 几乎都在元亡明兴的大变局里消失了 , 刚刚迎来个人事业的巅峰 , 却遭遇了天下巨变 , 实在令人唏嘘 。 比如 , 元顺帝元统元年的蒙古人状元同同、至正二年的状元拜柱(与南坡之变中的拜柱重名 , 但此处的拜柱实际上姓贵 , 实为贵拜柱)、至正五年的状元普颜不花、至正二十三年的蒙古人状元宝宝......这些名字都说明 , 当时蒙古人里的知识分子也被纳入了儒学正统叙述的谱系里 , 当然 , 随着元朝的覆灭 , 这种叙述也就结束了 。

不过 , 张献忠开设的科举 , 还不如元朝的科举得到后世认同性高 , 张大受、龚济民这样的状元自然也很那被后人铭记 。 不过 , 从结果反推原因的历史逻辑本来就是有失偏颇的 , 不能因为一些人获取了历史的天命 , 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其早期一切行为都是有光明伟岸的逻辑 , 也不能因为历史人物悲剧的结局 , 就认为其人曾经的言行不值一提 。 在历史的跌宕面前 , 几乎没有人可以躲开命运的变化 , 只不过最后命运走向何方 , 是成功还是失败 , 是光荣还是耻辱 , 有些时候并非个体力量能决定 。 这也是历史时常令人遗憾的地方 , 尽管这个规律向来存在 , 但人们并不太愿意提及它 , 哪怕自己正在遭遇这种宿命的锤击 。

作者简介:黄西蒙 , 媒体人 , 专栏作者 。 本文为澎湃·湃客“众声”栏目独家首发稿件 , 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未经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