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雄信到底是谁下令杀的？李世民是蓄意报复还是替人背锅？

单雄信，是隋末唐初的一员战将，最初投奔翟让，是瓦岗军诸将之一，后跟随李密，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后，改投王世充。李世民率军讨伐王世充时，单雄信曾试图枪刺李世民，后王世充投降后，单雄信被斩杀于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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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雄信

长期以来，包括《资治通鉴》编者司马光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是李世民下令杀死的单雄信，现在网上更有人怀疑李世民是因为曾险些被单雄信刺中，蓄意报复才杀死了单雄信。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单雄信被杀的基本情况

武德四年（621）五月丙寅（初九日），王世充开洛阳城门，向李世民投降。

此后，唐朝对王世充政权的核心成员进行清算，据《新唐书》列传10王世充传记载：

其黄门侍郎薛德音以移檄嫚逆，崔弘丹造弩多伤士，前诛之；又收段达、杨汪、孟孝义、单雄信、杨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浚、张童仁、朱粲、王德仁等斩洛渚上。

可见，单雄信是作为王世充的核心成员之一，被杀于洛水之上。

那么。是谁下令杀死单雄信的呢？史书记载不尽一致。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李渊下令杀的，依据在《旧唐书》列传17李勣传，在单雄信被杀前夕，因单雄信是李勣的故人，李勣为单雄信求情，结果“高祖不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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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

二是李世民下令杀的，依据在《资治通鉴》武德四年（621），同样是李绩为单雄信求情，结果“世民不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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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

同样一件事，为何有两种记载呢？原因是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对《旧唐书》的记载有质疑，质疑的理由是：

按太宗得洛城即诛雄信，何尝禀命于高祖，盖太宗时史臣叙高祖时事，有诛杀不厌众心者，皆称高祖之命，掩太宗之失，如屠夏县之类皆是也。

司马光认为，李世民攻克洛阳后就诛杀了单雄信，未曾向李渊请示。

司马光的这一质疑是否合理呢？我个人认为，依据并不充分，因为史书并未明确记载单雄信被杀的时间，而洛阳开成投降是在五月初九日，李世民返回长安是在七月甲子（初九日），也就是说李世民在洛阳待了将近2个月，而洛阳到长安，快马往来，不过数日，李世民有充足的时间向李渊请示，因此，不能因为单雄信在洛阳被杀，就肯定是李世民下令杀的，也有可能是李世民请示李渊后杀的，甚至可能是李渊命令李世民杀的，李世民只是奉命执行。

那么，到底是谁下令杀的单雄信呢？综合各种史料之后，我认为，单雄信是李渊下令杀的，李世民只是奉命执行而已。下面我详细谈谈我的观点。

二、从刘师立的经历看李世民的权限

据《册府元龟》卷99记载：

刘师立，初为王世充骑将。武德中，洛阳既平，师立罪当诛，太宗惜其勇，力保获得免，引为左亲卫，特蒙委接，任以心膂。

据此看，刘师立当年也是王世充手下的将领，洛阳平定后，刘师立原本也在被杀之列，但是被李世民救了下来，李世民怎么救的呢？“太宗惜其勇，力保获得免” ，李世民是力保刘师立，刘师立才免于被杀，李世民向谁力保呢？很显然，只能是向李渊力保。

《册府元龟》的这条记载，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李世民并没有处决或赦免王世充政权核心成员的权力，这个权力是属于皇帝李渊的。

不过很可惜，《册府元龟》收录的这条记载，在《旧唐书》里被无端简化成了“太宗惜其才，特免之”（《旧唐书》列传7），意思相应的就变模糊了，让人不知道到底是李世民通过向李渊求情赦免了刘师立，还是李世民直接赦免了刘师立。这是《旧唐书》编写时的一个疏忽之处，特此说明。

三、从李世勣的求情方式看其求情对象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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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勣

李世勣是如何求情的呢？《旧唐书》列传17李勣传有明确记载：

初平王世充，获其故人单雄信，依例处死，勣表称其武艺绝伦，若收之于合死之中，必大感恩，堪为国家尽命，请以官爵赎之。高祖不许。

《册府元龟》卷804记载略同。

通过这条记载，我们可以看到2个问题：

（一）李世勣是正式上表求情的。

“勣表称” ，可见，李世勣为单雄信的事情专门上了表。请注意，表是什么？这是古代向君主呈文的一种格式。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

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

李世勣既然是上表了，则他必然是向君主李渊上表求情，李世民当时仅仅是秦王，李世勣向李世民上表，这是谁要造反呀？

此外，李世勣当时跟随李世民一起攻打洛阳，他就在李世民身边，有事儿直接向李世民当面说即可，关键时刻还可声泪俱下，增加感染力，何必费劲写下来呢？

（二）李世勣请求以自己的官爵来赎单雄信

李世勣提出， “请以官爵赎之” ，用自己的官爵来赎单雄信，李世勣当时官职是左武候大将军（正三品），爵位是曹国公。要罢免正三品的左武候大将军，削除国公级别的爵位，李世民有这个权力吗？当时有这个权力的只有一人，那就是皇帝李渊。

因此，李世勣必然是向李渊求情，不可能向李世民求情。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确定，下令杀死单雄信的，是皇帝李渊，李世民只是奉命执行而已。

四、杀死单雄信的原因

那李渊为什么要杀单雄信呢？通读初唐历史就会发现，这是李渊的一贯做法，对于那些对抗到底的敌对势力，平定以后，必然要诛杀其核心成员。

攻克长安后， “执阴世师、骨仪等，数以贪婪苛酷，且拒义师，俱斩之，死者十馀人”（《资治通鉴》义宁元年）。

平定薛秦后， “以仁杲归于京师，及其首帅数十人皆斩之”（《旧唐书》列传5）。

平定夏县后， “诏胜兵者悉斩之”（《资治通鉴》武德三年引《高祖实录》）。

后来平定刘黑闼后， “前破黑闼，其将帅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资治通鉴》武德五年）。

因此，武德四年（621）平定王世充后，诛杀所谓首恶十余人，也是李渊的一贯手段，正如《旧唐书》李勣传所言， “依例处死”而已。

对于李渊的这一手，李渊的对手也是非常清楚的。武德四年（621）平定窦建德后，李渊征召窦建德旧将到长安，我们看看窦建德的旧将们是怎么说的：

会上征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及雅贤等，于是愿等相谓曰：“王世充以洛阳降唐，其将相大臣段达、单雄信等皆夷灭；吾属至长安，必不免矣。 ”（《资治通鉴》）

五、李世民的态度及与李渊的分歧原因

那么，李世民在单雄信事件中的态度是什么呢？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有可能李世民什么也没说，也有可能营救了，但是没救下来。不过，从此前李世民平薛秦时试图收留薛仁杲等人、平刘武周时收留尉迟敬德、以及平王世充时营救刘师立的情况看，李世民是不主张随便杀掉对方将领的。

那么，杀掉对方主要将领，是否就如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所说，是“诛杀不厌众心者” ，是一种过失呢？

我觉得不是，这是思考问题角度的不同。李世民主张留用敌方将领，是从打赢战争的角度考虑问题，为了打赢新的敌人，就需要尽可能把人才网罗到自己这边。李渊主张诛杀敌方将领，是从稳定统治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大量留用敌方将领，自己阵营的成分就过于复杂，一旦驾驭不好，容易出现危险，此外，对负隅顽抗的敌人过于宽容，也不利于警告那些仍在与李唐作对的势力。双方均有道理，只是角度不同而已。

以上是我对单雄信事件的分析，欢迎大家讨论。

如对唐朝历史感兴趣，请关注我，继续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