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

之前在《那些年泼在文成公主身上的脏水》系列里涉及了唐朝“公主和亲”的内容 , 但感觉言之未尽 。 今天我从一个更高的视角 , 详细说说“”唐朝和亲制度的政治性问题 。


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

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 //

文成公主入藏图

本文会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唐朝“天下秩序”的构建;2、“天下秩序”四大支柱;3、和亲制度的外交取舍和政治向背;4、公主和亲与国力强弱的逻辑关系;5、从和亲公主的去向 , 窥见唐朝外交的重心 。

很多人一提到“公主和亲”马上就肝火上升、气串两肋 , 大骂朝廷暗弱、军力不足 , 使一弱女子离乡背井远赴异域 。

不得不承认 , 确实有些公主和亲是在被逼无奈的状况下成行的 , 但有些和亲则存在明显的政策性诉求 。

今天我们就以唐朝参与和亲的十九位公主为例 , 分析一下唐朝在此事上的政治性考量 。

在谈及公主和亲之前 , 我们先来说说唐朝的时代背景 。

一、唐朝“天下秩序”的形成 。

唐朝的“天下观”沿袭自隋朝毋庸置疑 , 但隋乱之后 , 长城南北形势互易 , 突厥趁中原纷乱之际 , 从向隋称臣一跃而成天下霸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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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突厥传》也称其:“控弦百余万 , 北狄之盛 , 未之有也 。 高视阴山 , 有轻中夏之志 。 ”

此时的唐朝 , 完全谈不到所谓“天下秩序”的构建 。

公元626年(唐武德九年) , 突厥颉利可汗挥兵二十万直入关中 , 刚刚通过玄武门之变 , 拿到唐朝控制权就李世民 , 不得不在渭水河边与突厥斩白马立盟 , 史称“渭水之盟” 。

但李世民毕竟是李世民 , 他即位后励精图治 , 任用贤能 , 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 , 同时训师经武 , 联络对突厥不满的部族 。 不过短短三年 , 中原便恢复了元气 , 长城内外战略形势再度易转 。

贞观三年(629年) , 李世民以颉利可汗既请和亲 , 又援助梁师都为借口 , 六路大军齐头并进北伐突厥 。 次年 , 唐军大败突厥 , 生擒颉利可汗 , 东突厥灭亡 。

当时 , 东突厥为北方魁首 , 威势尚存 , 但在唐军打击下 , 如沸汤泼雪旋即而亡 。 此事一出 , 整个亚洲的游牧部落无不震慑 , 太宗“天可汗”之名已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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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时开始 , 唐朝才有能力开始构筑属于自己 , 有别于隋朝的“天下秩序”构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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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天下秩序”的四大柱脚 。

在属于唐朝的“天下秩序”模型中 , 有四个结构性的支柱撑起了整个体系 。 它们分别是“羁縻州府制度”、“质子及宿卫制度”、“内附蕃夷子弟入学(国子监)制度”及“公主和亲制度” 。

由于此篇文章不是专门讨论唐朝的“天下秩序”构型 , 故前三大制度不详述 , 我们只详细阐释一下“公主和亲”制度 。

和亲制度肇始于西汉 , 汉臣娄敬曾上书汉高祖申明利害:

其一、蛮夷因和亲而获中原“厚币” , 基于爱慕中原物资 , 必然大受欢迎 , 连带内地礼数风俗可透过和亲产生影响力;

其二、和亲公主必因彼等爱慕“重币”而为“阏氏”(王后) , 并于中原成为翁婿关系;

其三、若和亲公主之子继承大统 , 则岂有外孙与外祖父相抗衡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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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李世民也说过 , “北狄风俗 , 多由内政 , 亦既生子 , 则我外孙 , 不侵中国 , 断可知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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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 公主和亲制度从肇始之日起 , 便暗藏政策性的内核 。

汉地政权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政策 , 对周边政权施行软实力影响 。 至于其政策是否奏效则因人而异、因时而异 , 谁都不敢保证效果如何 。

同时 , 上述两段话也可以解释 , 为何汉族政权始终都是嫁女儿 , 从未有娶皇后案例 。 因为 , 和亲的长远目标是出现一个带有汉族血统的异族政权首领 , 而不是相反 。

说到软实力影响 , 与公主和亲相配套的还有“纳质”、“宿卫”和“入学”三个手段 , 这就是我们前述的“质子及宿卫制度”和“内附蕃夷子弟入学(国子监)制度” 。

唐朝时 , 曾要求内附诸蕃首领自身或首领的子侄入朝为质 , 《贞观政要》便记载:“选其酋首 , 遣居宿卫” , 类似记载在新旧唐书中也屡见不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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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入京为质的人员 , 唐朝有一整套相应措施 , 一般先是入国子监学习汉族文化 , 然后根据“个人表现”、“政权重要性”以及“其在国内的影响力”相应“授官宿卫” 。

《册府元龟》曾记载这样一件趣事 , 吐火罗叶护(君主)的弟弟 , 在长安为质获授四品中郎将 。 他感觉很委屈上书朝廷叫屈 , 因为同为人质的吐火罗属国石国、龟兹国人员获授了三品将军 。

同时 , 这些入学国子监的质子们 , 对唐文化的仰慕达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

他们不但着汉服说汉话 , 还能熟练的吟诗作对 , 甚至曾有吐蕃使臣太过仰慕唐朝文化 , 死活不想回国 , 请人代言皇帝:“跟我国内说 , 我已经死了 。 ”(“伏望报之云其使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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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亲制度下的外交取舍和向背 。

除软实力影响外 , 公主和亲还标明了唐朝对外的取舍倾向和亲疏向背 。

这一点上 , 对薛延陀的态度的变化是最典型的例子 。

隋乱之时 , 唐朝和薛延陀共同感受着东突厥的压力 , 李世民在联合薛延陀打败了东突厥后 , 薛延陀归附唐朝并建立了薛延陀汗国 。

在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前 , 两国关系尚好 , 李世民曾将新兴公主许婚薛延陀 。

这位新兴公主是李世民第十五女 , 根正苗红的唐朝公主 , 如果她能顺利和亲 , 将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位和亲异域的唐朝公主 。

因为之前参与和亲的弘化公主(吐谷浑)和文成公主(吐蕃)都是宗室女 , 而再前的四位公主 , 虽有两位是李渊的亲生女儿 , 但嫁的都是归附唐朝的异族大将 。 (详见文中“唐朝公主和亲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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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薛延陀最终也未能娶到新兴公主 , 因为唐朝发现薛延陀汗国已在北方做大 , 隐隐有第二个东突厥之势 。

李世民也挺逗 , 当时薛延陀赶着十万匹杂畜作为聘礼前来迎亲 , 可途中遭遇暴风雪袭击 , 牲畜冻毙走失过半 。

太宗便以“聘礼不足”作为理由回绝了薛延陀 。

李世民当然不差这点牲畜 , 如果有必要就是倒搭点牲畜 , 他也能把女儿嫁出去 。

唐庭君臣的一次奏对 , 充分说明了唐庭在此事上取舍的原因 。

如果将公主嫁给了薛延陀相当于认可了其地位 , 会让周边族裔更加驯服 。 (“今以女妻之 , 彼自恃大国之婿 , 杂姓谁敢不服!”)

而如果不许婚 , 那就会让周边族裔知道 , 薛延陀并没有获得唐朝的支持 , 不久他们就会崩盘 。 (“今吾绝其昏 , 杀其礼 , 杂姓知我弃之 , 不日将瓜剖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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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李世民所言 , 三年后(贞观十二年 , 724) , 薛延陀在唐朝分化瓦解和周边族裔围攻下灭亡 。

同样 , 在对吐谷浑国内政治势力的支持上 , 也能看出唐朝和亲的选择性 。

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继位之初 , 年纪幼小 , 朝中大臣争权导致国家大乱 。 当时诺曷钵并不是其国内势力最大的政治势力 , 但唐朝决定投注于他 , 先派李靖领军弹压各方势力 , 而后封诺曷钵河源郡王 。

等到贞观十年(636) , 诺曷钵亲自入长安求婚 , 李世民又将弘化公主相嫁 , 嫁妆甚为丰厚 。

通过弘化公主的和亲 , 诺曷钵相当于获得了当时东亚霸主的背书 , 逐渐稳定住了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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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两个相悖的例子可以看出 , 唐朝对和亲与否的问题上 , 更多表现在政治投资上 。 通过和亲与否的选择 , 来表明对其政权的取舍 , 并以和亲的方式 , 谋取唐朝利益的最大化 。

由此可见 , 以初唐、盛唐的强势地位来说 , 迎娶唐朝公主(尚公主)是件极为荣耀的事情 , 各方势力乐此不疲 , 如果求亲未遂自然会非常恼火 。

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突厥毗伽可汗在求婚被拒后 , 便口出怨言“屡请不获 , 愧见诸蕃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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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请不获 , 愧见诸蕃耳” , 足见运作良好的唐朝和亲制度 , 在周边异族政权中的影响力 。

甚至到了中唐时期 , 虽然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 , 唐朝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 但依旧能够凭借公主和亲获得利益 。

中唐时期(肃宗、代宗、德宗三朝) , 面对吐蕃尽占河陇的巨大压力 , 三位全部和亲回纥(回鹘) , 成功建立了唐回之间的“反吐蕃联盟” 。

回纥可汗在迎娶唐朝公主后与吐蕃决裂 , 并称昔为兄弟 , 今为半子 , 如果吐蕃为患 , 子当为父除害 。 (“昔为兄弟 , 今为子婿 , 半子也 。 如果吐蕃为患 , 子当为父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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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主和亲与唐朝国力强弱的关联性

有很多人将公主和亲归咎于国力孱弱 , 并以此作为唐朝国力不强的证据 。 但其实唐朝和亲密度最大的时期 , 恰好是唐朝国力最鼎盛的时间 ,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 我特意整理了一张唐朝公主和亲的表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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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我从《唐会要》中整理出的《唐朝和亲公主基本信息一览表》 , 表中的19位公主都是和亲成功的 , 另有几位公主许了婚 , 但唐朝后又悔婚 , 未能成行 , 不在此列 。

表中有一处颇为值得玩味 , 如果以皇帝的时期作为划分 , 太宗李世民时期共有6位公主出嫁 , 占比31.6%;中宗李显时期1位 , 就是金城公主;玄宗李隆基时期最多达到了8位 , 占比42.1%;肃宗、代宗、德宗、穆宗时期各1位 。

换句话说 , 初唐、盛唐时期和亲公主15位 , 占比高达79% , 而到了内忧外患的中唐、晚唐 , 只有4位公主和亲 , 占比只有21% 。

如果按照网上流行的理论 , 岂不意味着初唐、盛唐弱于中晚唐?

其实 , 对于“公主和亲”有一个多少带点悖论的理论 , 即“和亲”说明双方都没有充足把握 , 用菜刀直接解决问题 。 换句话说 , “和亲其实双方能够妥协的产物 。 ”

因为 , 如果一方已经是碾压性的优势 , 就不需要和亲了 , 直接抢岂不更简单些?

安史之乱后吐蕃鲸吞河陇、西域 , 兵锋时时威胁关中 , 唐蕃间反倒没有和亲基础了 。

这恰好与前表格中和亲公主的年代相吻合 , 中晚唐时期 , 唐朝内忧外患 , 此时和亲又有何用?

说真的 , 如果一个公主就能解决边患的问题 , 那还养军队干什么?多生几个公主就行了!

“和亲”始终是种政治手段 , 而政治手段 , 恰恰在国力强的时候管用 , 真到积贫积弱的阶段 , 反倒是军队管用 , 正所谓“弱国无外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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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从和亲公主的去向 , 也可以窥见唐朝外交的重心 。

19位和亲公主中只有6位嫁到东部 , 2位和亲奚、4位和亲契丹 , 占比31% 。

其余全部远嫁西部 , 分别是吐蕃2位、突厥3位、铁勒1位、吐谷浑1位、突骑施1位、宁国1位、回纥(回鹘)4位 。

这说明唐朝对西部的重视远超东部 , 反过来说就是 , 西部对唐朝的重要性和对关中腹地的威胁也远超东部 。

这一点 , 从唐朝节度使的设置和拥兵数量能够清楚的看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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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宝十节度”的兵力数量上 , 控制西北的安西、北庭、拢右、朔方、河西五大节度使坐拥精兵二十五万余人 , 占全部全军总量的52.7% 。 如果再算上西南方向控制南诏、吐蕃的剑南节度使 , 整个西北军队数量占比超过六成 。

而号称“掌控半数天下雄兵”的安禄山所控制的范阳、平卢两镇军队定额14.6万人 , 占比不过26%(安禄山只能控制河东的一部分军队) 。 这也和他起兵15万人 , 诈称20万的人数相符合 。

与此数据相吻合的是 , 公元713年—755年间(玄宗开元初年至天宝十四年) , 唐朝总计对吐蕃用兵26次 , 对突厥12次 , 对南诏6次 , 而对契丹和奚则只有9次和2次 , 西部军区的军事行动占比高达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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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方向对关中威胁更大一目了然了吧!

以公主和亲的方式分化、拉拢西部各政治势力 , 也就成了唐朝政策实施的重要手段 。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 所谓“和亲源于国力弱”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 唐朝国力最强之时 , 正是和亲手段用的最频繁的时期 , 也只有在这一时期 , 和亲的政策效果才更明显 。

对于一个君王来说 , 很多时候和做生意的商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 二者都时时刻刻谋求“以最低成本 , 获取最大利益” 。

所以 , 自古以来“效费比”就是考量事务可行性的基础 , 从不考虑“效费比”的皇帝 , 通常都干不太长 , 比如隋炀帝 。

而“公主和亲”算是一个效费比相当优秀的“低成本解决方案” , 因为战争毫无疑问是成本最高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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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公主和亲”是一种政策性的手段 , 其根本在于“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 。

这种政策的实施确实与国力强弱有关 , 但是正相关状态 , 即国力越强和亲政策效果越好 , 而不是相反 。

说了这么多有关和亲的内容 , 我们一直都是从更宏观政策性的角度来谈论问题 , 但如果从个体的角度上说 , “和亲”就显得不那么人道了 。

毕竟 , 让一个弱女子离亲别友、背井离乡 , 生活在风俗迥异的异地 , 有悖于中国自古以来的人伦传统 。

另外 , 汉藏史料里确实都有两位公主生活不算幸福的记载 , 甚至金城公主曾动过出走失密国(今克什米尔地区)的念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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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唐诗中对于和亲的公主多有同情 , 最有代表性的 , 当属李山甫所作七绝《代崇徽公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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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妾一身安社稷 , 不知何处用将军?”真是无限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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