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北京房山金陵遗址：那些被遗忘的，被铭记的！

金陵遗址金陵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车厂村至龙门口一带的云峰山下，于2006年被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就现状而言，并不十分乐观，比如在离金陵遗址不远的石门峪山上，盗墓行为非常严重，不完全统计，有数十个盗洞。

时间回到一百年前，当日本的关野贞博士初到房山对金代皇陵进行考察时，他拍摄了四张照片，后悉数发表在京都法蔵馆所出的《支那文化史迹》第11卷（1941年）中，而这四张照片，竟成为我们今天温故当年金陵面貌的重要资料。一百年后，当采访人员第一次涉足金陵，被触动的不是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而是历史的无可言说的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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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全景（摘自[日]常盘大定、关野贞著：《支那文化史迹》第11卷）

时人常说金陵的风水好，曾有一段时间往往将风水视为迷信，而现在，我们必须认真的审视这个概念，唯独于此，才能知晓金人为何在此建陵，以及明人毁陵的原因。

金陵的主陵区在九龙山，它位于房山区周口店镇车厂村龙门口北山前的台地上，占地面积约65000平方米。九龙山北接连山顶，根据堪舆家的说法，这里有明显的“行龙”痕迹。追山脉逆推，可见明显的“少宗”、“少祖”、“太宗”、“太祖”等龙脉。九龙山低于连山顶，符合“玄武垂首”之说。九龙山之东为绵延逸通的山岗，是明显的皇陵“护砂” ，即“青龙入海”的“左辅” 。九龙山之西为几个突起的山包，亦是明显的皇陵“护砂” ，乃“虎踞山林”之“右弼” 。九龙山西北侧山谷中有泉水涌出，向东南流淌，千年不断，是明显的皇陵“水砂” ，即所谓“朱雀起舞” 。而九龙山对面的石壁山，是金陵的“影壁山” ，此又称“朝山”、“彼岸山” ，石壁山中央有凹陷，堪舆家将其附会成皇帝批阅公文休息时搁笔之处，因此又称“案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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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龙山山顶俯瞰金陵主陵区

故而这里风水俱佳，刚刚迁都北京（即金中都）的海陵王完颜亮便相中了这里，随即将“太祖、太宗、父、叔”和大金立国前的始祖以下十帝（始祖葬光陵、德帝葬熙陵、安帝葬建陵、献祖葬辉陵、昭祖葬安陵、景祖葬定陵、世祖葬永陵、肃宗葬泰陵、穆宗葬献陵、康宗葬乔陵）分批迁葬于大房山陵，但其时这里曾建有龙城寺（一作“龙衔寺”），海陵王便拆毁寺院，在佛像之下凿穴， “以奉太祖旻（即完颜阿骨打）、太宗晟、父德宗宗干”（《金虏图经·山陵》），而完颜亶被杀，葬于山阴之处，因为“刑余之人不入”（《金虏图经·山陵》）。

虽然海陵王开始了房山金陵的修建工程，但他本人远没有那么好运，被谋害于南下征宋途中的他，先是于大定二年（1126）被降为海陵郡王，葬于诸王兆域的大房山鹿门谷，后大定二十一年（1181）又被降为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金史·海陵纪》），基本上已经远离了自己苦心营建的皇陵区。

有金一朝，除宣宗葬汴京（河南开封）、哀宗葬蔡州（河南汝南县）外，其他皇帝均葬于大房山陵。不仅如此，大金追封四帝，有三位葬大房山陵：海陵父德宗葬顺陵，世宗父睿宗葬景陵，章宗父显宗葬裕陵。熙宗父徽宗葬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此外，房山还有诸王兆域，其中文献可考的有梁王完颜宗弼、荣王完颜爽、宿王划思阿补和海陵太子完颜光英等人。另外，可以确定的葬于大房山的后妃有二十三位，坤后陵是大房山惟一的一座后妃陵，乃世宗为昭德皇后乌林答氏而建，原葬有世宗乌林答氏以下六位后妃，其他诸帝后均陪葬诸帝陵，世宗去逝后，乌林答氏从坤后陵迁入兴陵与世宗合葬。

因此，大房山地区可视为金代皇家陵墓区，根据史料记载并结合考古调查的情况来看，金代帝王陵主要分布在大房山东麓的九龙山、凤凰山、连泉顶东峪、三盆山鹿门谷。此外，大房山南侧的长沟峪也应有陵墓。

金陵三劫

与兴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一样，金陵的兴与废也是迅速的，历史上，它曾有过三次大的劫难。

首次浩劫是在明朝末年，在东北连吃败仗的天启皇帝把火儿撒到了金陵头上，据清康熙二年（1663）圣祖仁皇帝御制碑记载， “惟金朝之陵在房山者，前我师克取辽东，故明惑于形家之说，疑与清朝王气相关，天启元年，罢金陵祭祀；二年，拆毁山陵，劚断地脉；三年，又建关庙于其地，为厌胜之术” 。可见风水太旺也不行，与满清有着远亲的女真金因为这可遭了殃，明人不但毁陵，而且把“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也搬了过来，正好压在金太祖陵之南，作为压胜之用，后来考古工作者在太祖陵南部正中50米处发现明代修建的关帝庙遗址，正与史书记载吻合。

明人的毁陵行为是粗鲁的，在毁陵之前的一百年，著名文人吴宽（1435-1504年）曾途经这里，写下《大房金源诸陵》诗，其中提到“奉先西下乱山侵，涧道回旋入莫林。翁仲半存行殿迹，莓苔尽蚀古碑阴。 ”可见在吴宽生活的年代，金陵还存有金代所立的石翁仲和古碑等物，但经过明天启年间的毁陵，这些地面遗存几乎损毁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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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者发掘并复原的金代碑亭，从石碑和碑趺来看，显然是被人为砸毁，后埋就地掩埋，考古工作者将其挖出

其次是在满清入关后，清朝数位皇帝都曾对金陵进行重建，重建就重建呗，这些满清皇帝也不知跟谁学会了一些套话，张口就是仁义道德，似乎有种“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天命感，如康熙帝就说“从来国运之兴衰关乎主徳之善否。上天降鉴，惟徳是与。有徳者昌，无徳者亡，于山陵风水原无关涉。有明末造，政乱国危，天命已去。其时之君臣，昏庸迷谬，罔知改图，不思修徳勤民，挽回天意，乃轻信虚诞之言，移咎于异代陵寝，肆行摧毁。迨其后流寇猖獗，人心离叛，国祚以倾，既与风水无与，而前此之厌胜摧毁，又何救于乱亡乎？古之圣王掩骼埋胔，泽及枯骨；而有明君臣乃毁及前代帝王山陵，其舛谬实足，贻讥千古矣。 ”（《圣祖仁皇帝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文》）

清人首先拆除了明代为厌胜而建的关帝庙，但他们似乎不太确定金代数个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金太祖睿陵附近建一大宝顶，在金世宗兴陵附近建小宝顶，两座宝顶前都配有享殿，享殿前又建以碑亭。从关野贞拍摄的照片和考古发掘来看，两座碑亭并不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太祖的碑亭在世宗碑亭的东南方。这样一来，使得金陵现存的地面建筑大都带有清朝重建的痕迹，从保存金陵遗址的角度说，重建也是对原遗址的破坏（徐苹芳先生语）。

关野贞考察此地后，看见荒废的金陵与破旧不堪的清代建筑，似乎他并没有搞清楚太祖陵和世宗陵的位置，就谨以东陵（大宝顶，即太祖陵）和西陵（小宝顶，即世宗陵）加以描述，后来在常盘大定写的《支那文化史迹·解说》第12卷中指出其一为太祖陵，其二为世宗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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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陵坟丘（摘自[日]常盘大定、关野贞著：《支那文化史迹》第11卷）与大宝顶的现存状况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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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陵坟丘（摘自[日]常盘大定、关野贞著：《支那文化史迹》第11卷）与小宝顶的保存现状对比图

金陵历经明代的破坏和清朝的重建，原貌顿失。但对金陵的破坏远没有结束，而第三次，就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次对金陵遗址地面建筑的破坏是致命的。也就是说，关野贞所拍摄的金陵照片，其中能看到的建筑在今天大都已消失不见。

据放羊人刘守山大爷回忆，东边的碑亭中的碑是康熙帝御笔，用汉文书写，西边的碑亭是满汉两种文字（应为顺治帝御笔《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文》），两个碑亭同毁于1975年左右，毁亭的动机很简单，是出于平整土地的需要：山里人多地少，土地不够分，所以拆毁建筑来扩大耕种面积在当时绝好不过。因此，在平整土地的过程中，这些清代建筑遗存也就静静的躺在关野贞的照片里了。刘大爷用地道儿的京腔对采访人员说：“我小时候儿还骑在碑亭的王八儿（龟趺）头子上玩儿呢。这碑去哪儿了？都让炮给崩了，拆下的砖让人垒房子去啦。 ”而金陵遗址西侧皋沟中的皋塔的，传说它下面压的是金兀术，之所以称皋塔，指的是牛皋，也就是《说岳》中“气死兀术，笑死牛皋”的那位。刘大爷还回忆说，打小儿它就叫皋塔，有两层高，四面坡顶，砖砌，在南侧二层正中刻有“征阳门”三字， 1974年的时候为了盖学校， “就地取材”地把皋塔给拆了。皋塔一拆，至于金兀术跑没跑出来，这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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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皋塔只剩塔基部分，应尽快加以保护

塔前不远处还曾有一方石碑，底部的碑趺早已不见，位置也移动过，刘大爷描述说，它原来就靠在皋塔前的一颗枣树上，该碑也是龙纹碑首，但碑文所刻竟与《说岳》相当吻合，只可惜该碑于2000年左右被一天津文物贩子盗走，我们不能据此碑来了解皋塔更多的信息，抱憾不已。

刘守山：那人·那羊·那狗

刘守山大爷的诙谐和对当地情况的熟稔引起了采访人员的兴趣，当即决定再对刘大爷进行一次私人访谈。

守山大爷和他的名字一样，似乎从他出生起，就注定了与房山、与金陵相守终生。生于1946年的刘大爷已逾古稀之年，身体还硬朗的他与他的羊，他的狗，还有这座大山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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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山大爷抱着刚出生的两只小羊羔，大爷在笑，小羊羔们也在笑

大爷说，他祖祖辈辈都是守陵人，当初海陵王把金陵建好后，迁来了54户人家，专门负责看守皇陵，作为回报，皇帝把皇陵附近的土地赐给他们耕种，今天车厂村的刘家和冯家都是守陵人的后代。

在小时候，奶奶曾给他讲过抢皇陵的故事，什么是“抢皇陵”呢？就是每当祭祀皇陵的时候，用一对牛、一对羊、一对鸡、一对鸭、一对鹅和一对骆驼，在祭祀之后，大的呢，如牛和羊就由这54户人家给分了，小的呢，如鸡鸭鹅之类大伙儿就上去抢，这就叫做抢皇陵。

大爷还告诉采访人员，其实清人是知道太祖陵和世宗陵的具体位置的，他们在真的墓葬之上修建享殿，就是怕后人再度毁陵，大小宝顶的修建还起到了迷惑盗墓份子的作用。民国时期，军阀有组织的盗墓猖獗，当时人送外号“小老虎”的刘镇山在房山一带大肆盗墓以充军饷，金陵能幸免于难就是因为“小老虎”误认为大小宝顶就是陵墓所在，但挖开宝顶后，看什么也没有就放弃了。是否清人有如此前瞻性，我们不得而知，但刘大爷的这个思路颇具启发性。

不过之后的叙述颇为错乱，他接着说当时54户陵户都由旗人看守，以备不虞。采访人员不禁纳闷，继续追问下去，大爷说他祖辈是从山西迁过来的，乃山西洪洞人氏，但洪洞大槐树的故事被建构起来不早于明洪武时期（通常学者认为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反映了明洪武、永乐时期大移民的史实，并将洪洞视为政府大规模强制移民的中转站）。因此，时间逻辑的混乱使得刘大爷的讲述充满着逻辑漏洞，有摇摇欲坠的危险。不过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每个人在讲述远祖的时候，总喜欢把时间线拉的很长很长。我们在听故事的时候， “很久很久以前”便成为了一个惯用的叙事开端。那么，刘大爷的讲述靠谱么？

采访人员认为，其中自有他合理的成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 “（明）天启元年（1621），罢金陵祭祀，二年，拆毁山陵，劚断地脉；三年，又建关庙于其地，为厌胜之术” ，所以金陵的祭祀被废弃了一段时间，清军入关后，为追祭先祖，不仅重修了被明人毁坏的金陵，又恢复了金陵祭祀，据清乾隆年间张世法纂修的《房山县志》所载《皇上平定两金川遣卿致祭金陵记》可知，顺治时“修复祀典，设守陵五十户，每岁春秋仲月命礼部择期，惟知县官陵至祭，而金太祖世宗之灵爽遂长享血食于不衰” 。故而，结合刘大爷所说，其虽是守陵人的后代，但是可靠的叙事开端应在顺治帝恢复金陵祭祀以后，至于他们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县迁过来的，则又是一个祖源的母题。

之后，大爷还神采奕奕为采访人员讲起当年（2001-2002）考古发掘的经历，其中有很多主意都是大爷出的，比如当时为了开完颜阿骨打皇后的凤纹椁的棺盖，其为汉白玉质地，沉重无比，如果没有好的措施必然会对石椁造成破坏，大爷就出主意说，先用里面衬着稻草的木板把椁盖的两侧夹着，慢慢向上提，打开一个缝后立即插进铁管，这样一来，考古工作者便顺利的将石椁打开。而让采访人员很佩服大爷的是，他曾在主陵区东侧的排水沟里发现了一对儿汉白玉石雕——金龙盘玉柱，每根重达二百多斤，当年的金陵遗址还没通车，大爷仅靠一己之力就把这一对金龙盘玉柱给搬到了工作站，现在这对金龙盘玉柱存放在金中都水关遗址博物馆。每当提起这对金龙盘玉柱，刘大爷都会眼前一亮。

金陵保护，任重而道远

金陵遗址于2006年被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就现状而言，并不十分乐观，采访人员实地考察后发现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在离金陵遗址不远的石门峪山上，盗墓行为非常严重，不完全统计，有数十个盗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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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盗洞

更可恨的是盗墓贼为了盗卖一件汉白玉须弥台座，竟然将其从半山腰推至山底，致使这件须弥台座摔成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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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盗墓贼摔碎的须弥台座

此外，金陵遗址主陵区内的在建新坟也很多，对遗址的保护和景区建设必然有着不良影响。

某负责人告诉采访人员，国家应对这里重视起来，金陵是北京一处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但目前相关配套设施不到位，金陵的重要性没有得以凸显，单靠几个60多岁的护林员想守住这么一座大山简直不太可能，它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协助，也需要政策的相对倾斜。

当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评上2016年度考古“十大发现” ，除了固有的学术意义之外，其实还是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城的一个迟来的道歉。在“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让历史文物活起来”等有力举措下，全国的文物工作为之一新。而当金陵再次浸润在华夏温暖的阳光里，它必然会感受到新时代的恩泽。（文/杨炎之）

（参考文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遗址的调查与研究》，《北京文物与考古》（第6辑）， 2004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考古工作队：《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04年第2期；宋大川、夏连保、黄秀纯：《金代陵寝宗庙制度史料》，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