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荫为扶植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怎样储蓄人才？

导语：王茂荫为扶植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怎样储蓄人才？

即平时要注意造就、储蓄各种备用人才。王茂荫很重视蓄才实用性，对于当时各种突发事件所产生的乏才之难，政府蓄才功能的要求也相应越来越突出，而现实中的清廷所作所为用王的话来说却是“夫急而求之，缓而置之，此孟子所谓：‘苟为不蓄，终身不得’也。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廷便急诏“才能出众、深通韬略之人” ，而下无以应，此为初始的情况。而等英夷“暂就羁縻”后的十年间，清廷却再也不提求才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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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务之兴，十余年来，在下均有难得人之患” 。这便是最典型的“急而求之，缓而置之” 。王茂荫在咸丰元年便对清廷的做法提出了异议：英夷“今虽暂就羁縻，而豺狼之性，鬼蜮之情，必且为患。异日不预蓄材，何以待之？”认为战争的失利就是因为对敌太缺乏应须的了解，是缺乏了解西方人才的结果，请求储蓄夷务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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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 1858 年，王上书请刊刻《海国图志》以备了解夷情之用时，朝廷仍置之不理，而此时正处于《天津条约》签订之后的短暂休战阶段。不只夷务，其它各项时务也都如此， “因思天生一代之才，以供一代之用。自古不闻借才异代，何至今而才难如此？”临时抱佛脚是没有用的，必须下功夫于平日做好蓄才的准备。尤其是战祸纷纷，寻求平乱之才是咸丰年间最为紧要之事，就算是改革科举，广行保举“及今行之，收效已在十年之后” ，是不可能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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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荫认为仅仅注意识别人才是不够的,还必须恰当的使用人才,正所谓“求之贵得其真，用之尤期其当” 。对于那些至关重要的职位，更是应该如此。他以军队的情况为例，指出：“三军之命,系于一将，将得其人，则军用命，不得其人，则军不用命。故行军必以选将为先。国家简贤任能,岂不欲得人而任！”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时，王向来以才为第一评判标准，因此他甚至屡荐因故被革职的官员， “臣意军营需才，贵能杀贼，当先问其人之能不能，至其出身之正否，似可俟大功告成，再行分别定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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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平乱虽然贵乎得人，但得人不能合理的利用，则会功亏一篑。 “方今能者不易得,若得之而不用,用之而不使各路之兵皆为所用,则必不济。 ”因此应该避免有而不用，用而不适的情况。为了防止埋没人才，他还极力强调避免以下两种状况。一是将有才之人交与无才之人用。这样会造成“上既不知所以用,而下又不乐为用,则有用亦归于无用矣。 ”这种情况所造成的恶果是最严重的。二是不能虚衷采纳有才者的意见。他说“有善用之人,或献谋而不见听,或力谏而不见从,则虽有真才,而亦终无以见。 ”“聪明材力,误用可惜” 。他所说的“误用” ，既包括未能及时选用人才，也包括一般地使用人才不当。不论何者,皆属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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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不循常格，这是我国古代人才论中的一个精华。王茂荫继承了古代人才论中的这一精华，主张“破格用人” ， “简用才能，不拘资格” 。咸丰二年底，太平军攻克武昌三镇，围九江，兵锋直指江宁。王茂荫上书请求咸丰破除陈规、择贤而任， “有能精通谋略，善晓兵机，可以参赞军务者，或才能出众，智勇足备。可当将帅之任者，或专门名家，精于一艺，可备军营之用者，无论内外大小臣工，均许各举所知。不能自奏者，呈该管衙门代演，以备试用” 。在这危急关头，王要求上自军务将帅，下至军营差委，都可由大小臣工推荐候选，然后择贤能之士破格录用。这虽然是对咸丰当时破格用人的顺应之举，但要求如此大范围的变动，对于封建社会中相沿的那种“循资格”用人的陈规陋习，也是一个挑战性的举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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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太平军开始北伐，所向披靡，清军却不断粉饰战绩，名胜实败。王茂荫再次强调用人不可循资格按名位委任，而应注重真实才能。十月，北伐军进抵静海。他又上奏说：近闻贼至天津，总兵十分恐惧，欲逃离天津；而敢于督战者，却是一个不出名的知县。总兵者，武职大员也；知县者，文职小官也。咸丰八年四月，英法联军已进抵达天津，王茂荫给咸丰提了若干防御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破格用人， “若但按名位委任，势必至于误事，非彼为误，其才能限之也” 。因此皇帝“应该诏令廷臣，各举所知，无论资格例，得奏事者自行具奏，不能者具呈长官代奏，以期解策群力之效。 ”王茂荫一方面请求皇帝积极求才济用，不断陈述自己的用才主张，另一方面也身体力行，为清廷大力推荐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