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贯通东部欧亚：“汉唐时代与百济历史”研讨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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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时代与百济历史研讨会”于2019年4月6日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文汇楼A段4层会议室举办。会议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二十余位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汉唐时代与百济历史”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会议开幕式由召集人冯立君先生主持，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何志龙院长，社科战线杂志社陈玉梅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玮副社长、历史学分社郑庆寰社长（召集人之一），韩国百济学会第五任会长、国立公州大学郑载润教授先后致辞，期望通过这次会议共同推动这一领域历史研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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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学术会议共分三个板块，其一是新史料与新解读，其二是新问题与新视角，其三是结集讨论。其中第一板块由全莹教授（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王庆卫先生（西安碑林博物馆）主持。

王飞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考古发现看两晋南北朝与百济的交流》一文，以百济发现的遗物，以及在中国发现的百济遗物为中心，从都城宫殿池苑、墓葬形制、壁画纹饰、马具甲胄、佛教等诸多方面，讲述了百济吸收、融化中国文化因素的过程。他认为百济在接受六朝佛教和砖室葬等文化因素的同时，还通过高句丽间接接受了来自三燕的马具甲胄系统。但是各区域内频繁的战争使得百济等朝鲜半岛南部诸国从中国直接获得器物的难度增大，因此百济等朝鲜半岛南部国家出现了按照自己意图仿制中国器物的倾向。王先生总结六世纪的南朝宛如君临东亚世界的太阳，围绕它的北朝、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国，则是大大小小的行星，像接受阳光似的吸取从南朝放射出来的卓越文化。

王志高（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论文题为《汉城时代百济与中国东晋、南朝交流的三个问题》。王先生所探讨的三个问题分别是汉城百济时期的分期问题、百济经略辽西的真相与可能性，以及百济引进南朝“腰弩”考，着重讲述了第三部分。他围绕元嘉二十七年（450 年）从南朝引进百济的“腰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杀伤性先进兵器、为什么要引进、引进百济后可能会派上什么用场等问题展开。他认为“腰弩”（或称“腰引弩”、“腰开弩”）是一种具有较强杀伤性的先进兵器。汉城百济向南朝刘宋上表引进“腰弩” ，可以视为毗有王摆脱百济困境的举措之一。他推测1925 年 8 月首尔大洪水之后，汉江南岸风纳土城遗址出土后失踪的铜弩机或许就是元嘉二十七年（450 年）百济毗有王从刘宋引进的众多腰弩之一，期待日后可以发现更加确凿的证据。王先生认为腰弩的引进虽或曾短暂帮助百济毗有王摆脱对高句丽战争之不利困境，却最终未能改变汉城百济崩溃的命运。影响国运的关键因素是人，而不仅仅在于引进一两种先进武器。

王连龙（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天龙山石窟勿部将军功德记研究》对位于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石窟第15窟的功德记碑文进行了补充释读与分析。综合各朝抄本文献资料等，他认为勿部珣的“勿”应读为“mò” ，并推测黑齿常之有一女，即黑齿氏是黑齿俊的姐姐，因此黑齿常之共有三个子女，即一女二男。其次，百济的祢氏势力非常强大，他认为勿部珣的两个女婿都是百济人。最后重点探讨了功德记与百济移民的关系，他认为不仅存在高丽兵，似乎也存在百济兵。百济的婚姻关系，一般百济移民群体都是族际婚，第二代开始融入到当地族群中，但是从功德记来看勿部氏与仲氏、祢氏、黑齿氏等都为族内通婚。关于百济移民的宗教生活，他指出功德记是佛教信仰浓厚的造像碑，推测勿部珣的造碑可能有为小舅子黑齿俊祈福才造像之意。

杨瑾（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咸阳博物馆唐金执壶与百济弥勒寺遗址金舍利壶比较研究》一文，通过对唐金执壶和韩国百济弥勒寺遗址金舍利壶的对比研究，采用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从造型、纹饰与文化渊源方面探讨二者之间可能的关联性及其粟特人可能的关系，透过丝绸之路网络观察跨区域文化互动的意义。她重点讨论了百济工匠的问题，即百济工匠出现在长安的可能性问题。她认为如果说百济金银工匠较小可能进入中央作坊的话，那么进入王公贵族或地方作坊的可能性就稍大一些。她憧憬今后的研究更多地通过解读文物来研究历史，努力通过视觉构建来寻觅文物背后的“人” ， “自下而上”地管窥唐代和百济历史上一些微小而有趣的人际互动。

童岭（南京大学文学院）《唐帝国的地志与七世纪的百济 ——<括地志>百济佚文之研究》从五个方面阐述论文的主旨。根据《括地志》中的11 则佚文，其中百济7则，他认为这些佚文或直接、或间接地与七世纪“三国时代”最后的百济征伐之举有紧密的瓜葛。唐太宗和唐高宗两朝征讨百济、高句丽的史料的传世古籍留存颇少，因此《括地志》、《高丽记》等隋唐东亚史佚籍，应当高度重视。另外《翰苑》也可以作为隋唐东亚新史料。关于唐代地志的多面性，他强调虽然它在军事上有重要的价值，但并不是专门为了军事而成书。正是它的“多面性”性格，让其进入了后世文史研究者之诸多研究分野。

关于第一板块的讨论，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拜根兴教授一一进行了点评，针对各位学者论文中的优点以及细节上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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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板块由尚永琪教授（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召集人之一）和张惟慎研究员（陕西历史博物馆）主持，分主题是新问题与新视角。

戴卫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百济与中古中国官品冠服制的比较研究——东亚视角下的百济官品冠服制》认为，汉文的文献史料对百济冠服制度的记载相当有限，但是出土的多件百济金铜冠帽、银花冠饰、铁制冠心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武宁王陵出土的金冠饰中璎珞环结处以及弥勒寺址出土银花冠饰和尺门里冠饰上有修理过的痕迹，说明这些冠饰是生前佩戴的，而不是临时制作的陪葬品。从百济金铜帽冠中受钵所处位置和形态来看，与中国中古冠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从历史时期东北民族的生活习性来看，百济王室和官僚阶层使用白桦树皮做金铜冠帽的内饰是因物制宜，与中国使用竹子制作冠的骨架以及白笔的主干如出一辙。陵山里出土的金珰与南北朝墓葬出土的金珰类型相近，由此可见其主人地位很高。除武宁王墓为百济国王的陵墓外，金铜帽冠和中国陶瓷器一起出土的墓皆为大型墓葬，并形成以其为中心的一处墓葬群。由此，戴女士揣测墓主绝不是一般官僚，不仅是地方权贵，而且和百济王室之间有密切的政治关系，中国的黑釉鸡首壶、青瓷壶通过册封体系，或被赐予或被交易，成为百济王室或地方权贵们的专用品。

范恩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唐熊津都督府统治制度研究》将唐在新征服的边疆异族地区建立统治的制度规定作为研究的突破口，从都护府与都督府、带方州及刺史刘仁轨、熊津都督府州县厘定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五都督府的完美制度设计难以实现是因为百济遗民的叛乱、局势动荡难以实行。王文度任都督的熊津都督府，不是原五都督府制度下的羁縻都督府，而是成为百济旧地最高统治者。刘仁轨接替王文度任职后没有被任命为熊津都督，而设立带方州的原因在于刘仁轨本身的任职资格不足，但是由于在百济平乱过程中刘仁轨在关键时刻的贡献，因此在文献记载中进一步加强了刘仁轨发挥主导作用的印象。另外他指出唐熊津都督府的统治目的并非羁縻，而是“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 。

李海涛（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东亚佛教视域下的百济佛教》首先梳理了百济佛教记事的文献材料，然后从百济玄光与中国南岳慧思、百济与日本佛教的确立、谦益西行求法与百济律学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在东亚佛教视域下，百济佛教不仅是日本吸收中国佛教的中转站，同时也是东亚佛教文化交流，乃至世界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在思想上，百济佛教一方面强调戒律学，建立百济佛教的合法性，同时注重佛教的实践性、神圣性与护佑性。他认为百济佛教对东亚佛教世界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应该引起重视。

楼正豪（浙江海洋大学东海发展研究院）《百济国人姓名考》将史料中所见的百济王室与贵族之名作了全面整理，对百济、高句丽、新罗王的王名、谥号，与中国、日本文献记载相对照，整理文献资料中出现的王族姓名、八大姓、复姓，结合百济遗民的出土墓志资料进行统合分析，具体考察了百济国王与贵族姓名的汉字书写方式与形成原因。他认为百济人对于中国君王贵族称谥制度的运用并不成熟，对中国的姓氏制度理解也并不充分。

赵智滨（长春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所）《百济夫余氏早期世系考辨》通过对中日相关史籍的考证，大致还原了百济人所建构的百济夫余氏早期世系。夫余始祖东明王（都慕王）才是百济夫余氏的开创者，温祚王只是东明王（都慕王）的孙子而已。通过对比中原史籍和《三国史记》，大致可确定百济人所建构的仇首王（尉仇台）之后的百济夫余氏早期世系基本准确，东汉末年的夫余王尉仇台一系为百济夫余氏的直系先祖，位居一系为旁系先祖。

关于第二板块的讨论，由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副会长、延边大学大学李宗勋教授逐一点评，针对研究者的史料运用、分析路径、理论预设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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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板块由刘永莲教授（暨南大学中外关系史研究所）、张全民研究员（西安博物院）主持。

作为本次学术会议的召集人，冯立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汉唐时代与百济历史——研究内涵、历史书写与学术谱系》从宏观视角出发，整体把握汉唐时代与百济历史这一研究课题。他认为作为东亚史的百济史，对于中古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予以重视。中国学者应该建立中国风格的东亚史研究。 “他者书写”的文献记载与“自我作古”的历史遗迹遗物，都是百济历史研究的资料范围，而遗迹遗物在东亚各地都有分布，因此百济史研究有赖于充分的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他还对日韩中各国的百济研究史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反思，反思百济史学术谱系。他表示对中外关系史、区域史的研究要与国外学者进行实质性的对话，避免重复研究或者揣测，要从更广阔的领域关注百济、回顾中国、理解东亚，从而贯通东部欧亚。

郑载润教授做了对话发言，他强调东亚史研究要具有国际视野。他对这次“中国学界的第一次百济史会议”予以高度评价，并寄望中国学者充分掌握海外现有研究成果，在统合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历史研究，他期待着中韩学界友人今后继续加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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