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有哪些自相矛盾的主张？
法家崇尚威德 ， 要求人民绝对服从统治者的权威 ， 不能够拥有过多的自由 。 《慎子·威德》说：“贤而屈于不肖者 ， 轻权也；不肖而服于贤者 ， 位尊也 。 尧为匹夫 ， 不能使邻家 ， 至南面而王 ， 则令行禁止 。 ”强调权势对于治国理政的作用 。 《商君书·说民》提出了：“威生德 ， 德生于刑”的思想 。 《韩非子》综合前代法家的观点 ， 提出了“刑德”二柄的主张 ， 说“势不足以化则除之” ， 对于那些不服从威权的人 ， 就要消灭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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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约前280年-前233年）
齐太公该不该诛杀隐士？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这样一个故事：齐太公被分封到山东 ， 东海上两有个隐士叫狂矞和华士 ， 他们相约“不臣天子 ， 不友诸侯 ， 耕作而食之 ， 掘井而饮之 ， 吾无求于人 。 ”太公走马上任后 ， 害怕他们“乱法易教” ， 于是命人把他们杀掉 。 周公于是问太公说：“狂矞 ， 天下贤者也 ， 夫子何为诛之？”
太公回答说：“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 ， 非爵禄则刑罚也 。 ”狂矞、华士不臣服从于他 ， 虽然有智慧 ， 但对国家没什么用处；虽然贤良 ， 却也不能为国家立功 。 如果不把他们砍了 ， 怎么号令齐国 ， 治理一方？如果人人都效仿他们 ， 国家还不完蛋吗？最后说：“今有马于此 ， 形容似骥也 ， 然驱之不往 ， 引之不前 ， 虽臧获不托足于其轸也 。 ”对于那些不服从威权的知识分子 ， 即使有才能 ， 也应当杀掉 。
韩非子认为齐太公的做法符合“赏之誉不劝 ， 罚之毁之不畏 。 四者加焉不变 ， 则除之 。 ”的威权原则 ， 大为赞赏 。 在《智囊》里 ， 也以太公的例子为开篇 ， 冯梦龙评论说：“齐所以无惰民 ， 所以终不为弱国 。 ”认同太公的做法 。
其实这都是似是而非的评论 ， 因为它跟韩非子自己的赏罚原则自相矛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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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太公走马上任杀隐士
齐太公的威权理论乃是专制愚昧思想
齐太公与韩非子都认为只有为国家耕战出力的人才有价值 ， 那些不听号令、不服从威权者就该杀掉 ， 这不仅无理而且野蛮 ， 会在国内形成恐怖的氛围 ， 而孟德斯鸠说恐怖就是专制政体的原则 。
首先 ， 狂矞、华士不肯出仕 ， 隐居荒野 ， 自给自足 ， 这于国家是否有害呢？太公认为诛杀他们 ， 以避免百姓都来效仿做隐士 ， 导致国家号令不行 。 王充在《论衡》里就嘲笑了这种逻辑 ， 认为它好比说尧要杀掉许由 ， 以免百姓都学他住在树上；武王要消灭伯夷 ， 以免百姓都学他不食周粟而死 。 “凡人禀性也 ， 清浊贪廉 ， 各有操行” ， 狂矞、华士洁身自好 ， 不肯出仕 ， 不代表所有人都愿做自甘清贫的高士 ， 更不代表人们都愿意过这种生活 。 相反 ， 热爱功名的人照样攀炎附势 ， 贪婪好财之人照样媚富贱贫 。 况且清贫的生活是人情所不乐的 ， 所以杀了他们对国家也没有什么用处 ， 他们本身于国无害 。 太公杀他们根本就不是为了国家利益 ， 而是新官上任 ， 向百姓耀武扬威而已；
其次 ， 法家讲究赏罚分明 ， 赏无功 ， 杀不辜 ， 是韩非子所非议的行为 。 狂矞、华士于国无利也无害 ， 反而被杀 ， 这说明太公认为不出仕就是有罪 ， 要罚；那么出仕就是有功 ， 该赏吗？这岂不是自乱法度？其实 ， 不出仕未必有罪 ， 出仕也未必有功 ， 赏罚与是否出仕并无关系 。 如今太公以不出仕为由而杀害两个无辜的隐士 ， 韩非子却赞誉这种行为 ， 是与自己的赏罚理论自相矛盾 。
最后 ， 以是否有功于国家来定赏罚 ， 这本身就是狭隘的 。 这种价值观会引导百姓都热衷于官场 ， 所谓“不仕之民 ， 性廉寡欲；好仕之民 ， 性贪多利” ， 国家不尊重隐士 ， 而热捧官迷 ， 最终会导致积功越多的人对权力越贪婪 。 只有贪 ， 才能立功 ， 会造成“积功以取大赏 ， 奢泰以贪主位”局面 。 功劳大的高官会觊觎最高权力 ， 国君为了避免被篡权 ， 就会把他们杀掉 ， 这样又是无罪而被杀 ， 与赏罚理论再次矛盾 。 如果不杀掉他们 ， 也会导致政权被篡夺 ， 就像田氏篡齐一样 ， 这又跟韩非子尊崇君主、抑制强臣的初衷又相矛盾了 。
杀害无辜的隐士 ， 除了在国内制造恐怖 ， 鼓吹威权之外 ， 并没有什么意义 。
威权思想不值得推崇
《老子》曾告诫说：“民不畏威 ， 则大威至 。 无狎其所居 ， 无厌其所生 。 ”没有人会永久慑伏于威权 ， 没有人愿意永远在威权的脚下颤抖 。 如果统治者迷信威权 ， 不肯清净无为 ， 行其躁欲 ， 任其权威 ， 就会导致物扰而民僻 ， 最终威权也不能再制服人民 。 所以王弼说：“民不能堪其威 ， 则上下大溃矣 ， 天诛将至 。 ”威权是靠不住的 。
战国与秦朝崇尚诈力 ， 但霸主的结局都像老子说的那样“兵强则不胜 ， 木强则折 。 ”宋康王灭滕伐薛 ， 取淮北之地 ， 威服天下 ， 筑诸侯铜象于厕 ， 羞辱之 ， 国人大骇 。 齐国趁机伐宋 ， 宋民皆奔散 ， 康王走死于温；齐湣王谋不逮下 ， 政令戾虐 ， 百姓怨怼 。 又南侵楚国 ， 西破三晋 ， 欲并二周为天子 ， 诸侯皆欲叛秦而朝齐 ， 乐毅趁机游说五国 ， 东下齐城七十二 ， 湣王败死；秦国尚武崇诈力 ， 虽能兼并六国 ， 却不能得人心 。 陈胜一呼 ， 六国之后又纷起 ， 破关以灭秦 。
法术之士们 ， 自吴起、商鞅到韩非、李斯皆不得善终 ， 崇尚威权的人 ， 最终也会深受其害 。 威权的治国理念就像满弦的弓、将溢的壶、枯槁的木 ， 不过是灭亡前的荣光而已 。 所以王充说：“太公之术 ， 致劫杀之法也；韩子善之 ， 是韩子之术亦危亡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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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畏威 ， 则大威至”
儒墨对于国家有无用处？
此外 ， 韩非子的赏罚观念也是狭隘的 。 韩子主张要明法尚功 ， 以是否有利于国家来作为衡量每个人价值的标准 。 一个人虽然很有才干 ， 但不为国出力 ， 那么就不加赏；如果很不中用 ， 只要无害于国 ， 同样也不施罚 。
孔子崇仁 ， 墨子贵义 。 但在韩非子看来 ， 儒者和墨者就是不为国出力的废物 ， 他们“不耕而食 ， 不织而衣” ， 不参与战争 ， 不为国出力 。 儒者只知道专研经籍 ， 倡礼制而说仁义；墨者只知道游侠聚义 ， 私养剑而立节操 。 他们跟纵横游说之徒、逃避兵役之人、聚敛商工之士一样组成了“五蠹” ， 就是蛀虫一样 ， 蚕食国家的财富 ， 应当依据“势不足以化则除之”的原则 ， 全部清除掉 。
在韩非子眼中 ， 耕战才是国之大用 ， 礼义、侠义、纵横、工商都无用 ， 这种观点本来就是片面的 。 别的不谈 ， 仅论礼义 。 韩非子认为礼义烦劳人体 ， 无益于人身 。 那么他是否能够与人会谈而不行礼节？见到熟人而不打招呼？不祭祀先祖 ， 不根据场合来穿衣服呢？在他的时代 ， 能够逢人不拜、见君父不谒吗？如果他做不到 ， 那就说明他在执行自己所反对的东西 ， 言不由衷 ， 又怎么能说服人呢？
儒者修礼义与农夫行耕战不同 ， 前者对于国家“有之无益 ， 无之有损” ， 而后者则是断断不能少 。 但不能因后者而废弃前者 ， 他们并不矛盾 。 礼义风俗就像防洪大堤一样 ， 平常看似无用 ， 可一旦撤去 ， 就会导致人心大乱 ， 无礼之人、无义之士像洪水一样泛滥于国家 ， 纲常毁坏、社稷倾危 ， 人人遭殃 。 所以 ， 魏晋“越名教”而使天下乱 ， 梁武毁纲常而国以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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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曰：“儒以文乱法 ， 侠以武犯禁 。 ”
治国该不该因法而废德？
韩非子说：“奉法者强则国强 ， 奉法者弱则国弱” ， 这里的“奉法者”是指统治者、君主 。 君主用功法度来绳制大臣与百姓 ， 人为善 ， 则据法度以赏之 ， 为恶 ， 则罚之 。 善恶的标准在于是否冒犯法度 ， 是否于国耕战有用 。 韩非子并不否认德治 ， 只是他认为世衰事变 ， 民心靡薄 ， 只好用法度和刑罚来治国 。 可是在衰世、乱世就只能靠法而无德吗？
法家认为水过于柔顺 ， 所以百姓都去亲近 ， 多被溺死；所以法度要像火一样炙热 ， 使人们唯恐避之而不及 。 使用严刑峻法来督责百姓 ， 百姓就不敢作奸犯科 。 所以在法家的指导下 ， 国家不断出台新规 ， 法网越来越密 ， 可结果却是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 因为法家的法“不专意于明法 ， 而专心求奸” ， 法度的目的不是防乱 ， 而是惩恶 ， 以罚代管 ， 越罚越乱 。
子张曾请教孔子怎样治国理政 ， 孔子告诫他要“尊五美 ， 屏四恶” ， 其中有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 ， 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 ”法家热衷于出台政令 ， 却不进行教化 ， 不向人们普及禁令而严厉责罚无知犯法者；不先告诫而责成于人；政令才出台就叫人立即整改 。
一切皆听从统治者的威权而折腾 ， 人治通过法度而任性 ， 真乃劫杀之法、危亡之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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