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肃亲王善耆立宪实践活动，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变革

导语：清末时期肃亲王善耆立宪实践活动，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变革

戊戌变法时期,善耆就支持光绪帝进行维新,被一些人称为“帝党” 。当时,康梁也是光绪帝较为器重之人。戊戌政变后,康梁流亡国外,仍然尊崇光绪,鼓吹立宪,且影响力甚大。善耆觉得很有必要联络他们,以推动清政府立宪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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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善耆欲联络康梁,遂派贵胄学堂监督李步青前往,梁启超安排汤觉顿到善耆幕府常驻。这为康梁联络善耆作了初步筹划。康梁也希望借善耆之力保护光绪帝的人身安全,同时促使清政府赦免他们在戊戌变法期间的“罪过”,并开放党禁。这样,善耆与流亡海外的康梁一派建立起了秘密联系。善耆曾在职权范围之内给康梁以帮助,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立宪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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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请愿运动期间,康有为拟改帝国宪政会为帝国统一党,并向民政部申请注册,善耆予以批准。另外,由于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政闻社激烈批评时政,引起了慈禧等人的不满,于是清政府下令解散政闻社,懿旨中有“此等匪徒,所在皆有”等语,使“京师人士仓皇走,祸几及缙绅” 。这时,善耆认同他的幕僚王善荃等人所说的“朝廷以立宪号召天下”,不能“以闻政为罪”,主张“不株连”,还致电各督抚勿残酷镇压,才使此事得以缓和。当然,善耆联络康梁还在于试图联合他们牵制奕勘勘、袁集团的势力,而康梁也正有此意。善耆看不起奕勘勘堪,其子宪均说原因有三:奕勘勘原不是铁帽子王,因捧西太后才被提为世袭罔替的亲王;奕勘勘很俗气;奕勘勘太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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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善耆是在庚子之变后逐步参与中枢,掌握了一些权力,自然与元老派奕勘勘等人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政治上则带有权势之争。康有为对奕勘也不满,他在《奕勘卖国揭》中对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善耆与奕勘的冲突带有皇族内部权力之争的意味,但是与袁世凯的冲突则带有削弱汉族权力的因素。善耆对袁的态度经过了由友好到怀疑直至要置其于死地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善耆认为袁的势力会威胁到清王朝的根本统治。当时,袁世凯势力大增,刘厚生撰张謇传记时也说善耆等罢斥袁的目的,绝非仅仅报戊戌之怨,而是打算收回袁的兵权归满人统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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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耆力主杀袁,载沣曾为其所动,但是最后让他“开缺回籍养疴” 。首先,清朝家法甚严,即使善耆这样的近支王公都不敢有越轨行为。他曾告诉亲信丁士源说,他虽是御前大臣,也不敢在宫内乱来。其次,奕和张之洞等人的劝说。载沣顾虑重重,除掉袁必牵连到戊戌政变、母子之争的是非,且袁之势力较大,这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袁世凯革职时,梁启超立即致书善耆,建议彻底宣布袁的罪状,并希望“勿株连多人”,并“广拔贤才” 。虽然善耆认同梁的意见,但是不能做主,最后只好不了了之。善耆联络康梁时,还秘密联络革命党人。冯自由认为他“曲意交欢革命党”,并举四事为证:丙午年湖北日知会刘静庵之狱;丁未安庆徐锡麟之狱;延用老革命党员程家柽为幕僚;庚戌年黄复生、汪兆铭炸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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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袭罔替”的一代亲王,善耆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清王朝最高利益,实质是一种策略。善耆还试图对同盟会施加影响,派革命党人程家柽给同盟会总部送去三万元。程家柽会见了代理庶务刘揆一,说善耆“一心推行宪政,故望党人支持” 。清政府搞立宪,迫切需要时间,而要有效地赢得时间,需要赢得各党派的理解或支持。再加上一些新知识分子对宪政的期许,造成了“利用”和“迎合”的可能。善耆的这种行为赢得了一些革命党人的好感,章太炎就在《致清肃亲王书》中称他为“贤王”,并劝他加入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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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耆秘密联络改良派与革命派,并不能说明他会与统治集团决裂,只是期望能获得他们的支持,以使清政府从容推行宪政。实际上,善耆和改良派、革命派的联络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改良派希望借助善耆之力开放党禁,推动立宪;革命派则希望借助善耆之力在北京发展革命力量,以图“中央革命” 。然而,善耆的做法使他获得了较好的名声,一些人称他是“最具有自由思想的亲王” 。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他推进立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