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政治协商会议
文
王平（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研究馆员）
1949年9月21日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 。 毛泽东是新政协的缔造者 ， 他不仅适时地提出了召开新政协的口号 ， 而且亲自创建和领导了这个伟大的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组织 。
“旧政协”的破产
1945年8月15日 ，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 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呼声日益高涨 。 蒋介石由于内战的准备尚不充分和受到国内外要求和平的强大舆论压力 ， 不得不装出和平的姿态 ， 从8月14日至23日 ， 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 。
经过43天的谈判 ， 国共双方代表于10月10 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 这次谈判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途径 ， 并确认国民党应“迅速结束训政 ， 实施宪政 ， 并应先采必要步骤 ， 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 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 ， 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
然而 ， 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是一条假和平、真内战的路线 ， “双十协定”刚签订 ， 蒋介石就下发了军事进攻的密令 。 国民党政府这种卑劣行径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 ， 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内战运动 。 美国也调整了对华政策 ， 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 。 在这种情况下 ， 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习惯称“旧政协”） 。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 ， 旧政协在重庆召开 。 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38人 。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问题 。 经过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民主人士以及国民党中坚持民主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 ， 经过激烈的讨论 ， 在政府改组问题、军队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宪法草案问题以及施政纲领问题上达成了五项决议 ， 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 可惜 ， 政协协议很快就被国民党政府撕毁 ， 使这次实现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尝试成为泡影 ，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积极争取的和平民主建国方案终于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成为镜花水月 。
“五一口号”的发布
1947年夏季 ， 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 到1948年春 ， 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 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局势已基本确定 。 这时 ， 人民解放战争继续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扩展 ， 战线已从黄河流域推进到长江北岸 。 东北地区的敌军已被压缩到几个孤立的城市内 ， 延安已收复 ， 不少解放区已连成一片 。 毛泽东于1948年3月估计：五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已经存在 。 国民党反人民内战的支持者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党战略所定的任何军事行动” ， “除非找到恢复国民党军队士气的方法” ， 否则 ， 对于共产党已“似乎很少有有效的抵抗的希望” 。 与此同时 ， 国统区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 ， 也在继续不断地开展着斗争 。
毛泽东审时度势 ， 认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 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事宜 ， 不但“业已成为必要” ， 而且“时机亦已成熟” 。 于是 ， 他在审阅中共中央1948年“五一”节口号时 ， 加写了第五条 ， 庄严发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 ， 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 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 。
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次日 ， 即5月1日这天 ， 毛泽东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 ， 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 ， 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条作了进一步的补充 。
“五一口号”发布后 ， 在国内外立即引起广泛影响 。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更是群情激奋、热情高昂 。 他们通过亲身经历 ， 对比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 从内心深处真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着手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决心 ， 感受到了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真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 ， 携手共建新中国的决心 。 他们纷纷发表通电、决议和声明 ， 积极响应“五一口号” 。
5月4日 ， 陈嘉庚首先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 ， 响应中共号召 。 5月5日 ， 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12人联名致电毛泽东 ， 认为中共主张“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 ， 尤符同人等之本旨” 。 他们同时通电国内外 ， 号召全国同胞共同策进 ， 完成大业 。 此后 ， 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及海外侨胞 ， 又单独或联名发表通电、宣言、声明、文告、文章 ， 响应“五一口号”号召 。 以促进新政协召开为中心内容 ， 各种座谈会、演讲会、群众性的宣传活动也相继展开 。
民主力量大汇集
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 ， 大多数民主人士还在南方 。 上海 ， 居住着宋庆龄、张澜等著名民主人士；香港 ， 是众多民主人士的避难场所 。 在党的秘密安排下 ， 七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共1000多人相继北上 ， 汇聚东北的哈尔滨、沈阳和华北的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 。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 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会议移师北平召开 。 百川归海 ， 各民主人士迅即汇聚北平 。 3月25日 ， 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往北平 。 群英聚首 ， 新中国诞生的曙光渐渐升起 。
早在1948年8月 ， 毛泽东批示同意将中央城工部改为统战部 ， 以专管政协、海外及国统区的工作 。 同年9月29日 ， 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和蔡廷锴等到达哈尔滨 。 毛泽东得悉他们抵哈的消息 ， 立即亲自起草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沈、谭、章、蔡的欢迎电报 。
毛泽东在西柏坡和阜平县城南庄停留期间 ， 经常在自己的住处欢迎自各地纷纷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社会贤达 ， 表明了“不厌其烦搞统战 ， 只要需要就接见”的精神 。 一次邵力子、章士钊及颜惠庆等先生随傅作义、邓宝珊两将军以私人身份来会见毛泽东 ， 毛泽东对他们说：“革命成功以后 ， 人民是决不会忘记自己朋友的 。 ”
1949年1月中旬, 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的雷洁琼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 。 她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毛泽东同志谈笑风生 ， 气氛十分活跃愉快 ， 我们初次见到中共领导同志的拘谨心情逐渐消失了 。 ……我们聆听毛泽东同志的讲话 ， 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对民主党派的要求以及新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 他生动而形象地以蛇和农夫的寓言作比喻 ， 说明决不能怜悯恶人 ， 要求各民主党派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 。 他说 ， 革命胜利后 ， 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 ，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 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 ， 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的步调 ， 真诚合作 ， 不要半途拆伙 ， 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 。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使我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深刻的教育 ， 认识了民主党派的政治方向 ， 使我开阔了视野 ， 增强了对革命必将迅速在全国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 也更坚定了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决心 。 ”
中国共产党将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邀请护送到解放区 。 这些民主人士大多是“旗帜性人物” ， 对他们所联系的各社会界别的人们 ， 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影响 。 通过在解放区的座谈、交流、考察等活动 ，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中共的各项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 ， 增强了对共产党的信任 ， 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与中共取得了共识 ， 为以后与中国共产党更加紧密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
《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北上到达解放区后 ， 讨论召开新政协会议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 毛泽东对于同民主人士商谈召开新政协诸问题一事 ， 高度重视 。 他多次起草或修改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 ， 指示东北局切切实实把此事办好 。
1948年10月初 ， 中共中央统战部同在平山县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等民主人士商讨 ， 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 ， 又经毛泽东审改 ， 于10月8日发往东北局 。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东北局邀集已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七人（后又加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对草案中的问题进行商榷 ， 告以文件是中共中央“与他们商谈的书面意见” ， 要和他们“过细加以斟酌” 。 还向民主人士申明：我们所提名单 ， 只是我们的希望 ， 他们有权增减或完全改动 。 毛泽东还指出：“他们如有不明了之处 ， 你们应善为解释 。 他们如愿参观各地建设或访问他们友好及我党负责人员 ， 应尽量予以招待和便利 。 ”
中共中央还将关于召开新政协诸问题的文件电告香港分局和上海局 ， 要那里的负责人将文件分送民革、民盟、民主促进会、致公党、救国会、第三党、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和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 ， 征求他们的意见 。
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 ， 1948年11月25日 ， 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了协议 。 协议规定：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计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必须排除 ， 不许参加；参加新政协的单位拟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各单位共计38个单位组成；新政协召开的时间拟定于1949年 ， 具体时间和地点由筹备会决定；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 ， 二为如何建立中央政府 。
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
1949年6月11日 ， 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南海举行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 ， 商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和人数 ， 并协商确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 。
6月15日 ，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成立 ， 由中国共产党和赞成“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组成 。 同日 ， 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 毛泽东在大会发表讲话 。 会议通过了有关条例和规定 ， 选出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 ， 推举毛泽东为主任 ， 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 。
6月16日 ，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 规定本届会议设定六个小组 ， 并对六个小组的工作进行了分配：第一小组 ， 组长李维汉 ， 副组长章伯钧 ， 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各单位代表名单；第二小组 ， 组长谭平山 ， 副组长周新民 ， 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第三小组 ， 组长周恩来 ， 副组长许德珩 ， 起草共同纲领；第四小组 ， 组长董必武 ， 副组长黄炎培 ， 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第五小组 ， 组长郭沫若 ， 副组长陈劭先 ， 起草大会宣言；第六小组 ， 组长马叙伦 ， 副组长叶剑英、沈雁冰 ， 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 。 自此 ， 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
协商拟定新政协的代表名单是一件极为复杂繁重的工作 。 随着形势的发展 ， 新政协已不再仅仅担负“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任务 ， 它本身要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 负责成立中央政府 ， 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 这样 ， 最终确定的名单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具有极强的广泛性 。 新政协既包含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宗教界等各方面的代表 ， 同时又包含了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为人民事业作出过贡献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 。 专设特邀一项 ， 是政协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 二是有严格的政治标准 。 这尤其体现在对一些党派的严格把关上 。 对申请参加新政协的党派 ， 筹委会具体分析、分别处理 ， 对于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参加新政协标准者 ， 不能以党派或团体单位的名义参加 。 同时又注意团结的广泛性 ， 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 三是既能保证共产党的领导 ， 又能实现党同党外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 ， 巩固扩大统一战线 。
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 ， 9月20日 ， 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终于尘埃落定 。 当毛泽东接到这份名单时 ， 他感叹道：“这就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嘛！”
毛泽东不仅自始至终领导着协商、审定参加政协会议的单位和代表名单的工作 ， 而且不少有影响的代表就是首先由他提议邀请甚至亲自到车站迎接的 。
中共中央、毛泽东特别重视盛邀孙中山夫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 1949年1月 ， 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在上海的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 ， “至祈先生命驾北来 ， 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 ， 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 宋庆龄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发来的电文 ， 心绪难以平静 。 2月20日 ， 她给中共中央的复信写道：“亲爱的朋友们：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 。 我非常抱歉 ， 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 ， 正在诊治中 ， 不克即时成行 。 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的 。 我深信 ， 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 ， 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 ， 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地完成 。 ”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前夕 ， 6月19日 ， 毛泽东再次亲笔致函宋庆龄 ， 诚邀其北上 ， 并派邓颖超同志去上海迎接 。 8月26日 ， 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陪同 ， 乘专列离沪北上 ， 28日安抵北平 。
1949年1月20日 ， 毛泽东分别致电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和陈嘉庚 ， 请他们“摒挡公务早日回国 ， 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 。
8月4日 ， 国民党长沙绥靖主任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 ， 长沙和平解放 。 8月29日 ， 毛泽东致电程潜 ， 邀请他和陈明仁及湖南知名人士仇鳌出席新政协会议 。 9月初 ， 程潜离湘北上 ， 毛泽东亲自布置有关保卫和接待事项 。 9月9日 ， 程潜抵平 ， 如同迎接宋庆龄一样 ， 毛泽东再次率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等前往车站迎接 。
筹备会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起草《共同纲领》 。 这是由周恩来一组负责的 。 小组推定由中共提出草案初稿 ， 草案经过各方多次讨论修改 ， 并于9月初邀集到平代表400多人分成20个小组广泛讨论 。
毛泽东不仅以他的著作奠定了《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 而且对《共同纲领》草案稿多次进行精心修改 。 从8月22日周恩来将草案送交毛泽东后 ， 至9月13日 ， 毛泽东修改稿本至少有5次 。 不仅如此 ， 他还亲自校对 ， 督促印刷 ， 细致周到地指导起草工作的进行 。 9月3日 ， 毛泽东写了一张便条给胡乔木 ， 要求：“纲领共印30份 ， 全部交我 ， 希望今晚10点左右交来 ， 题目应是《共同纲领》 。 ”在9月11日稿上批示：“即刻印100份 ， 于下午8时左右交周副主席 ， 但不要拆版 ， 候起草小组修改后 ， 再印1000份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
1949年9月21日 ， 经过三个多月的充分准备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 。
第一天的大会由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担任执行主席 。 毛泽东在大会上致辞：“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 ， 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 ， 它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 因此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历史上 ， 它将表明 ，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不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 ， 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 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 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9月22日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 ， 成立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 ， 委任马叙伦召集55名委员集中讨论 。 对于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的确定 ， 毛泽东都亲自参与讨论 。
关于国歌 ， 征稿虽多 ， 但一时却难以选定 。 马叙伦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 ， 但有人提议修改歌词 。 毛泽东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 ， 全国快解放了 ， 但是 ， 中国还受帝国主义包围 ， 还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 ， 我们要争取中国的完全独立解放 ， 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 所以 ， 还是坚持原有歌词为好 。 ”
在讨论国旗方案时 ， 大家倾向于复字32号五星红旗图案 ， 这是一位名叫曾联松的普通职工设计的 。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标出中国特征 ， 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 。 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特征 ， 苏联之斧头镰刀 ， 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 ， 哪一国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 。 代表国家特征可在国徽上表现出来 。 ”他拿着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 ， 中国的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 ， 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 共同斗争取得的 ， 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 ， 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 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 ， 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 。 现在要团结 ， 将来也要团结 ， 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国旗图案 。 ”
关于国徽 ， 鉴于大家对当时所设计的国徽图案均不满意 ， 毛泽东建议: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 ， 原小组继续设计 ， 等将来交给政府决定 。 国徽图案是在建国后1950年6月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确定下来的 。
关于纪年 ， 大多人赞成公元纪年 。 但有人说：我们采用公元纪年 ， 老百姓也可能同时采用其他纪年 。 毛泽东说：“老百姓要用其他纪年我们也没办法 ， 我们不能制定法律去处罚他们 。 过去用中华民国 ， 老百姓用甲子年 ， 他们还是用了 。 但是 ， 我们政府要有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 。 ”黄炎培接着说：“有人说采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诞生之年为纪元 ， 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 。 据我们调查了解 ， 其实许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公元纪年 ， 现在公元纪年已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 。 少数国家采用本国纪元 ， 但在行文写到本国纪年时 ， 常常还要加注公元多少年 ， 很麻烦 。 ”毛泽东风趣地接话：“就是耶稣也不坏 ， 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 。 ”于是 ， 公元纪年得以确立 。
国号的讨论最为激烈 。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使用“中华民主共和国” ， 1948年初 ， 几次在中共党内文件中又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 但自从1948年8月1日电 复香港民主人士直至筹备会召开 ， 政协有关文件中用的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 在筹备会上 ， 黄炎培、张志让主张用“民主” ， 建议“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 简称“中华民主国” 。 张奚若认为“人民”和“民主”概念相同 ， 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 。 最后 ， 基本达成一致 ， 同意后者 。
会议期间 ， 毛泽东十分重视组织大会发言的工作 。 在毛泽东的关照和大会主席团的安排下 ， 全体会议期间有近百名代表 ， 即近1/6的代表作了大会发言 ， 使代表们的意愿得到充分表达 。
除此之外 ， 会议还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 选举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 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 。
10月1日下午2时 ，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 ， 正、副主席及委员宣布就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 下午3时 ， 首都30万人齐集天安门 ， 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 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 ， 第一面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 ， 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2013年第10期； 责编：杨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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