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碑帖之争，碑学的底气为何这样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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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帖之争无疑是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情，清中期以后，帖学与碑学分流格局已经逐渐形成。清代碑学兴起，褒碑贬帖形成很大的潮流，延续到民国时期及解放初期。碑帖是书法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都有自己独特之处，无所谓优劣，更不可偏向其中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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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笪重光《书筏》中已经能看出他对碑的偏重，朱履贞在《书学捷要》中对碑表示出关注。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以及包世臣《艺舟双楫》则清楚的表达出对碑学偏爱意向。其后，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对帖学加以批评，在整个书法界形成一股抑帖尊碑的风气。帖学逐渐由盛转衰，碑学则日渐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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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流逝中，帖学式微，碑学兴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首先，帖学的兴起与科举制度大致在一个时期，因其保守性限制了书法的创造力和发展力，所以帖派书法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承，呈现递减性的传递，逐渐失去创造性。碑学则是一个开放的学派，单从取法对象上来说就比帖派来的丰富的多，几乎包括了书法史上的各个时期。其次，比起帖学临摹前人的守成心态，碑学更加倡导自己的创造和对前人作品的改造，前人留下的东西，帖派视作经典，碑学视作资源，创造精神为碑学注入了强大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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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作为一门艺术，靠两种精神支撑：一是创造精神，一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体现的是书法的品格、艺术高度以及对人的终极关怀，而创造精神则保证了书法演进有取之不竭的动力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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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精神原本是在中国书法古典时期形成的。古典时期书法没有权威、没有经典，也没有“取法乎上”的传承信条。从上层的文化官吏到民间的匠役，大家都在师法前贤、借鉴别人中探索前进。一些新的笔法（如波磔）、新的技法（如捻管转折）、新的书体（如隶变和八分书），被某些人发明试用，随后得到大家的认可，于是群起仿效，而逐渐成为书法的新元素。最初发明这些技法、笔法的人不但没有成为后人膜拜的对象反而被逐渐淡忘。因为在古典时期，人们看重的是不断的创造，而是不是膜拜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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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岁月的洗礼和风化的作用，碑的风骨是苍劲古朴；从碑学主流派的议论看，碑帖之争，表面上是书体之争，实际上是中锋侧锋的笔法之争。碑学的崛起除了以上这些主要的直接因素而外，隐藏其后且更为深刻的原因，是时代的变迁所带来的人们审美认识的觉醒与变易。历代书家因各持主张，不断地进行着个性风貌的创造与构建，倒也因此成就了中国书法的多彩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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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碑学拥有更多的形式被传承，每个书家对人，景，物的感受都不尽相同，比之全部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形式一直被主流所接受，不仅仅是书法，现代社会对古代文化的也是这种态度，找寻书法在现代更为合适的存在方法，并加之自己的创造，或许能碰撞出别样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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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书家，倾毕生精力能在某一个点上有所突破，也是了不起的成就。只要能坚持碑派的创造精神，这样的成就就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