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七十年的小政府大社会：治乱世余生的黄老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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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减水书生

图/来源网络

你好，我是减水书生，与您一起品读历史、感悟思辨。

秦始皇之所以能灭六国、打遍整个已知世界，是因为奋六世之余烈。

始皇帝的霸气来自于关中秦国的百年积累。

汉武不让秦皇，北伐匈奴、南征百越、左破朝鲜、右胁西域。

他也是打遍了整个已知世界的。

而且这个已知世界比秦始皇时期的还要辽阔、还要难打。

那么，汉武帝的霸气，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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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

打仗要靠霸气，但更靠钱、靠粮、靠马匹、靠钢铁，就是靠家底。

汉兴七十年来的家底，支持了武帝的霸气和嚣张。

而这些家底是怎么来的？

武帝前的刘姓皇帝们是怎么攒下了这么雄厚的家底？

就是黄老之术。怎样理解黄老之术

我们的认知逻辑往往都是这样：

概念，它是什么？

背景，怎么来的？

功能，能干什么？

结果，有啥实用？

影响，意义何在？

而古人的讲述可不是这么条理清晰地给你归总好了。

所以，就有了汗牛充栋的各类论文。

不要说写得对与不对、清不清楚，就是写对了、写清楚了，你也不见得去看。因为太枯燥。

所以，与其纠结于官僚化的认知，倒不如拿出奥卡姆的剪刀，精简认知。

因为越精简的认知越是清楚、越是有用。

首先，明确黄老之术，不是道而是术。

啥意思？

就是不要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认识它，因为它没有那么高深。

即便高深，施用起来也不会那么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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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是汉初的那些统治者比你文化还低，太高深的东西他们自己也玩不了。

如果非要纠结于“道”的层面，那就去看《汉书?艺文志》的“黄帝四经” 。

如果非要给黄老之术下个定义，那就取《论六家要指》的道家定义：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如果非要纠结黄老之术的来源背景，那就取《史记?乐毅列传》的说法：（乐毅后人）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曹参）师。

其次，黄老之术是什么术？

没必要看理论著述，因为著述的理论家都不见得知道自己写得是什么。

就看汉初具体史实国策和执政态度。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予民。

刘邦时期的这几条国策，基本上就贯穿于汉初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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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皇帝，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政策圈里小修小补。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虽然“约法省禁”、“轻田租” ，让天下百姓、特别是让农民放开了手脚，但汉承秦制，所以对商人的管控还是比较严格。

而到了孝惠和吕后时期，汉帝国也放开了商人的手脚，你们随便干。

统治阶级都是“法律主义者” ，所以法律总是越来越多，他们总是在做加法。

即便废除一部法律，也要新修立一部法律，必须要彰显自己的存在。

而汉初的统治者们，却是一直在法律上做减法。

高后时期，废除了三族罪、妖言令和挟书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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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时期，废除连坐法，改肉刑为笞刑和杖刑。

同时，文帝还废除了过关传用制度，也就是过关卡不再盘查证件，老百姓可以自由出入。

汉文帝还放开山泽之禁，即“弛山泽之禁” 。

以前的山泽之利，那是归少府、归皇家的，现在都开放给老百姓，想挖矿的就去挖矿、想煮盐的就去煮盐。

甚至，直接废除了盗铸钱令，也就是把铸币权交给老百姓，国家规定货币样式，然后有本事的就去铸钱。

到了汉景帝，基本上已经没啥更“无为”的空间留给他发挥了。

所以，景帝时期，也就是继续重视农业、继续减轻赋税、继续“约法省禁” 。

但景帝时期的“有为”政治，已露端倪。

比如，打了一场内战，平定七国之乱，而后中央从地方收回了很多权力。

再比如，对匈奴虽然继续奉行和亲，但该不客气的时候也强硬了起来。

帝国中央主动推行马政，就是政府大规模养马，同时鼓励民间积极养马。

此外，还推行卖爵令、“黩罪之法”以及徙民实边，以加强边地建设。

这基本上就有点儿备战干匈奴的架势了。黄老之术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汉初推行黄老之术，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人物。

第一个是陆贾，陆贾虽然号称儒生，但却是道家的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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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然强调儒家“仁义” ，但在施行“仁义”的理念上，却坚持“无为”的做法。

道家的“无为”是个人层面和哲学思辨上的“无为” 。

至于社会和国家， “无为”就是无为的态度，也就是漠不关心。

就如庄子所言，我就要做一只在泥塘中嬉戏的乌龟，不愿意出仕为官，而为世俗所累。

而陆贾却把“无为”比附到政府与老百姓、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就是啥也别管，让老百姓做泥塘中的乌龟、自己玩。

第二个是曹参，萧何不能算。

萧何又是修法律，又是筑城长安、又是造豪华宫殿，所以不能说萧相国有“无为”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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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参做齐相，首先是问政于民：你们齐人说，我们这些当官的应该怎么治理你们。于是，盖公就传曹参黄老无为之术。按照盖公的方法，曹参把齐国治理的很好。

等萧何死了，曹参就当了大汉帝国的丞相，于是继续秉持“无为”的理念，当真就是啥也不干。

所以，陆贾和曹参基本上就定了大汉帝国的执政基调，或者说完成了治国理念的顶层设计。

以后，高后时期、文帝时期以及景帝时期，大体上就按照这个基调来执政了。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

这句话精准概括了汉初政府与百姓的“无为”关系，即“从民之欲”；也切实说明了“无为”的果效， “衣食滋殖，刑罚用稀” 。

那么，汉初政府与社会、与老百姓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小政府大社会。

可以说，汉初政府就干两件事，一个是收税、一个是边地。其他事情，它啥也不管，老百姓自己玩。

首先是政府自己足够克制、足够节俭、足够无为。

官僚规模，控制， “量吏禄，度官用，以赋於民” ，养官得花钱，为了不花钱、为了少收税、为了赋税与民，所以“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帝国中央的的官僚体系，一年也就消耗几十万石粮食。即便按照100万石算，汉帝国一年也就拿出八百分之一的粮食产出，来养活整个官僚体系。

皇室花费，节俭，文帝要建露台，算了一下需要百金之费，相当于十户百姓的家产，于是就不建了。从天子到有封地汤沐邑的列侯贵胄，就不要从国家领钱，就花自己封地的税赋。汉初七十年，也就萧何建了一座豪华未央宫，还被刘邦骂了一顿。其他时候，都是怎么省钱怎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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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

对外邦交，忍着，打不过匈奴，那就不打了，咱们和亲。从吕后、到文帝、再到景帝，基本上就是政治上和亲、经济上关市。即便有冲突，甚至战事冲突很大，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战争。

其次是百姓社会要足够自由、足够宽松、足够任其所欲。

农民种地，鼓励，十五税一而后三十税一，再之后干脆就不收农业税了。

商人经商，不管， “复弛商贾之律” ，除了商人子弟不能为官，其他都一样，但后来连这一条也可有可无了，因为后世已经有了很多大商人当了大官。

社会治理，随便，咱们是怎么简单就怎么来。关中秦地，百年秦法秦制，所以你们就继续这么治理。关外六国，郡国因俗而治，适应不了秦法，那就建立封国，你们自己治理自己。

市场流通，放任，这种放任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那就是政府连铸币权都不要了，你们自己铸币、老百姓自己选着用。所以，邓通钱和吴王钱，因为质地优良，所以大家都喜欢用，于是便流通天下。

自由经济的开创者亚当?斯密，主张政府要小而简单，社会要宽松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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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

也就是要形成所谓的小政府和大社会的关系。

但是掌握了权力的政府，很难做到这一点，即便是近代的西方国家，也很难做到。

然而，在两千年前的汉初，遵循黄老之术的汉帝国却做到了。

政府连铸币权都不要了，还有什么比这再宽松。

皇帝吝惜十户之家的财产，还有什么比这更节约的财政开支。

能赚钱的行业，冶铁、煮盐都给了社会，还有什么比这更让利于民的。黄老之术之于中原帝国

黄老之术的治理效果是巨大的，它堪称治国神策。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

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农业社会，汉初的老百姓，如不是遇到水旱之战，他们都能做到人给家足，自己不会挨饿，养家也不成问题。

既是战略物资，又是物质财富，还是交通工具的的马匹，在普通百姓的街巷都能见到，阡陌之中则是成群奔驰。

少年聚会，谁要是骑匹母马，不仅被看不起，而且直接就不让参加。

简单说，就是你要开辆“日本车” ，都抬不起头来，大家也不会跟你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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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

地方政府的粮仓都是满的，府衙之中也有余财可用；中央太仓更是粮食太多以致溢露于外而腐败不能食，京师的钱财更是多的难以统计，因为长期不用，串钱的绳子都朽坏了。

就是说，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实现了财政盈余，而且有得是钱、有得是粮食。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市井中的普通人也能吃上膏粱肥肉。基层小吏因为长期任职，于是就以官职为姓号。人人奉公守法而爱惜名节，当真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

对于儒释道三家，南怀瑾先生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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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故居塑像

他说儒家是粮食店，佛家是百货公司，而道家则是药店。

当国家和社会生病了，道家就要发挥作用。

秦末战火之后的中原大地，就是生了一场大病。

而道家的无为就是治病的，而且非常有效果。中原王朝从奄奄一息，变得健康而强壮了。

但是，只有在汉初这七十年，道家的这副药——黄老无为之术，才最得奇效。之后的乱世余生，道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效果都不够理想。

乱世之后，道家总要登场，无为总会应用，都是一派休养生息的场景。

但黄老之术，却未如汉初这般淋漓；小政府大社会，也不如汉初这般尽致。

究其原因就是：药未尽其力而术未得圆满。

首先，自武帝收回铸币权，民间便再无铸币之能，而财政问题很多时候就是货币问题。

其次，盐铁专营使得最赚钱的行业被收归国有，重农抑商使得工商业无法复兴，于是社会便始终羸弱而难以做强。

第三，官僚系统恣意膨胀、皇室靡费不得克制，于是只能不断开源、不断加税，竭泽而渔的社会也就无法再有活力、再去支撑政府的存在。

而总其原因，就是权力一旦生长膨胀，便难以再被克制，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也就无从形成。

于是，政府越来越强势，而社会越来越羸弱。当羸弱的社会无法支撑庞大政府之时，中原帝国也就只能再大病一场，再从头收拾一遍碎山河。

汉初七十年为什么能形成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呢？

是刘邦及其一众统治者的高瞻远瞩？

是陆贾、曹参及继任者的英明神武？

还是法儒残破而道家茁壮？

都不是，可能就是一场偶然吧。

首先是权力尚未成熟，或者说还没成长到可以放任的地步。

“百代皆行秦政制” ，但汉初之时，秦政秦制以及统一帝国，在当时还未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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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

当时的社会和老百姓，不仅不知道皇帝是什么，而且都不能理解统一的帝国是什么。

他们还在留恋过去的士大夫和诸侯王时代。

齐地之民，只知有齐王，而不知有皇帝。其他列国也是如此。

吴王刘濞领导七国叛乱，七国的百姓就跟着自己的王去打仗，管你皇帝不皇帝。

主父偃游学四十余年，他首先想得是在家乡齐地谋个出身，实在不行再去燕地、赵地和中山看看。逼不得已，才想到要去帝都长安走上一走。

中央集权下的权力还在生长之中。

所以，社会的自我生长也就有了可能。

其次是汉初统治者当真是质朴非常，他们是一群“质胜文”的“野人”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先学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先做官而后学礼乐的，是贵族。孔夫子说，如果让我选择，那我就选择那些先进的平民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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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我们可以把这里的礼乐换成实践经历、换成民间生活、换成基层阅历。

大汉帝国的一众朝堂精英，他们不知道儒家视野下的权力设计、也不知道法家视野下的权力势术，更不知道从前的贵族和执政们是怎么摆弄权力。

但是，他们最懂普通百姓、最懂民间社会、最懂现实该当如何。因为他们本就是老百姓。

所以，他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感知老百姓需要什么样的政府，也知道政府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还知道让老百姓自己去玩、他们会玩得很好。

再者，一路妥协而来的大汉帝国不可能自由而任性地摆弄权力。

刘邦是妥协的艺术家，汉帝国就是一个相互妥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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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与群臣

帝国建立之时，庙堂之高有异性诸侯王、有军功大臣、有外戚世家，所以起初的皇帝们都不敢任性。

而江湖之远呢？并非是编户齐民的社会，三代以降的族群形态还在延续，所以政府面对的不是一个个的老百姓，而是一个个的大家族。所以，政府也不敢任性。

皇帝不敢任性、政府不敢任性，所以社会也就有了自由发展的可能。

最后，就是以儒家为本位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尚未形成。

不仅统治者的思想很自由，而且老百姓的思想也很自由。

所以，在儒家和法家之外，还有很多路可以走。

所以，走上一条黄老无为之路，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后世呢，儒家的意识形态已经形成，法家的权力手段也已成熟，虽然很稳定、很明确，但少了选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