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制国家的标签是“分封制” ， 细化一些 ， 就是“血统贵族”构成整个王朝的统治者主体 。

当然 ， 正因为这是一个标签 ， 所以 ， “分封”就成了一个筐 ， 什么都往里装 ， 而当其和五阶段论结合之后 ， 就变成了“奴隶制社会” ， 并被抢走了名字 ， 在之后 ， 才进入了“封建社会” ， 而恰恰因为这个“筐”的概念混乱 ， 才出现了所谓“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 ， 乃至于“魏晋封建论”等等 。

然而 ， 这些争论本质上没有任何卵用 。

由周制国家到秦制国家 ， 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

在真正的历史学研究逐步展开之后 ， 我们会知道 ， 如果以“奴隶规模劳动”作为标准 ， 那么 ， “根正苗红”的秦朝和西汉、东汉 ， 无不拥有成千上万的徒隶 ， 而如果以“家内奴隶”为标准 ， 那么 ， 强汉盛唐 ， 乃至于日后的明、清 ， 都有奴仆或变相奴仆的存在 。

也就是说 ， 原本那个“筐”就是个不符合事实的“破筐” 。

同样 ， 对于“分封制”或者说“封建制” ， 马克思观察的最典型的西欧封建国家 ， 在不同时代 ， 一样有不同的制度表现 ， 真正完全符合我们一般认识的“封建制” ， 可能只有中世纪早期的几百年时间罢了 。

之后的西欧封建制 ， 在尊重贵族血统继承的基础上 ， 一样不断增加了官僚化的成分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周制和原生态的秦制 ， 与之的区别并不大 。

在周的王畿之内 ， 王廷内部有卿大夫治理 ， 也有天子的近臣 ， 参与所谓的国政；在王廷之外 ， 则实际上采取的仍是“大夫”治民 ， 类似于日后的官僚制 ， 只是这个“大夫”多半是世袭的 ， 比如被周王封为西陲大夫的秦国始祖 。

这就是“廷臣—大夫”体制 ， 一种兼具贵族社会特质与官僚组织特征的制度 ， 在中世纪中、晚期的西欧 ， 一样常见 。

在王畿之内 ， “民”的概念 ， 主要是“国人” ， 也就是周本族政治、军事共同体所辖的“属民” ， 但是这部分“民”需要承担贵族管理者派出的“军役”；在王畿之外 ， 跟随分封诸侯到新“国” ， 也就是诸侯都城的 ， 除了诸侯亲族之外 ， 也是“国人” 。

而这一切 ， 其实是周王朝“国族”的组织体系 ， 在这个体系之外 ， 是承担实物、劳役的“野人” ， 也就是被征服者的后裔们 ， 他们没有承担“军役”的资格 ， 自然也就没有参与政治的资格 。

由周制国家到秦制国家 ， 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

而能够参与政治的“国人” ， 严格来说 ， 也并非古希腊、古罗马意义上的“自由民”、“公民” ， 而是附属于王族各个分支的“属民” ， 就如“旗人”群体在清朝的地位 ， 既是八旗的“基石” ， 又是皇族的“奴才”（又不同于奴隶 ， 奴隶另有其人 ， 这个奴才只是一种身份依附关系的表征） 。

这一套制度体系的崩解 ， 并不是什么生产关系的冒进 ， 而是单一城邑为中心的“邦国”组织不断被事实突破的结果 。

在家天下时代 ， 臣服、朝贡关系是统治技术因素缺失的无奈选择 ， 哪怕是明、清时代 ， 朝鲜、越南照样以这样的角色与中央帝国互动 ， 归根结底 ， 即中央帝国的核心力量无力压倒这些边缘角色 ， 同理 ， 周制诸侯面对敌人 ， 所采取的类似手段 ， 也往往并非高风亮节 ， 而是力所不能及 。

如果说 ， “血统贵族”候选人担任直辖领地的“流官官僚”即代表着由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进步 ， 那么 ， 无论是楚国的“县公” ， 还是齐国的“边鄙大夫” ， 都已经具备了“流官官僚”的特征 ， 而更早的王畿内部的大夫任命 ， 似乎还能将这个时间上限前移 。

现在从文献和考古发现上 ， 我们很难确定这种“流官化”的起始 ， 但是从结果来看 ， 沿着长江、黄河重要支流 ， 伴随着核心聚落由河畔台地向支流冲积扇地区的蔓延 ， 在这个过程中 ， 传统意义上的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是否发生变化 ， 另当别论 ， 反正也没证据显示存在 。

但是 ， 诸侯国的统治技术却伴随着提升了一大截 ， 却是显而易见的 ， 诸侯国直辖领地从都邑到城邑群的扩张 ， 借助江河支流的交通沟通 ， 提供了了统治所需的人力和物流的直接交流的可能性 。

在春秋时代 ， 所谓“文质彬彬 ”的争霸战争中 ， 人们往往只记得楚、郑、齐、晋、鲁、宋、卫的进退 ， 却往往忽略了在一次次战争中 ， 曾经密集存在于长江、淮河、黄河之间的诸多支流流域的小邦 ， 正在急剧减少 ， 变成了这些大国治下的一个个城邑 。

而我们熟悉的春秋末年的“大改革时代” ， 本质上是这些“吃干抹净”的酒席食客们要将同桌的“强大同类”们变成新的菜肴的新举措 ， 而并非变化的起始 。

换句话说 ， 此时已经进入了扩张的“消化期” 。

“消化”的本质在于组织形态的重组 ， 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改革” ， “改革”并非进化动力的来源 ， 而是对于进化结果的确认和解释 ， 以及新的征战的开始 。

所以 ， 真正由周制国家向秦制国家的转化 ， 根本不在春秋的末期 ， 而是在春秋的前期和中期 ， 正是战争本身 ， 让“国野制”名存实亡 。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 在周制体制下 ， 分封的诸侯实际上就是“据点” ， 划拨的国人就是据点的兵源 ， 且是半耕半役的民兵体系 ， 这种组织形态 ， 作为维持统治和进行治安战的“治安军”尚可维持 ， 一旦进入频繁的战争状态 ， 就会因为民兵的破产而难以为继 。

当然 ， 诸侯的军役本身也不是为了扩张而存在 ， 而是作为周天子六师和八师的辅助力量 ， 而天子的军队 ， 在西周中后期日渐频繁的战争中 ， 也日渐衰微 ， 甚至周宣王时代就已经开始对村社共享的山泽资源下手 ， 建立更集权的“专利” 。

问题在于 ， 这种“专利”会进一步促使着民兵兵源阶层的贫困化 ， 最终造成整个军制的崩解 。

因此 ， 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们要解脱出这个循环 ， 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专业化”、“职业化” ， 也就是让国中的军事组织 ， 更加得“武士化” 。

而为了供养这些“武士” ， 整个诸侯国的财政组织 ， 就绝不会满足于原有的“贡赋”和“军赋”体系 ， 而是需要更大范围的税源、税基 ， 以及更细致的财政搜刮 。

由周制国家到秦制国家 ， 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

春秋后期的霸主 ， 晋国 ， 就是这个进程最典型的样本 。

国政组织的完全军事化 ， 四军主将、军佐执政体系的构建替代了旧的卿权执政 ， 邦尉、司马等军事化职务则跃居“大夫”群体的前列 ， 军职成为最优先的政治角色 ， 而世卿世禄则成为一个军职的候选人“池子” 。

当军职卿族的世袭领地逐步扩张 ， 其所任用的“大夫、士” ， 也完全走向了“职、人”分离 ， 也就是你的贵族身份并不对等于某个职务 ， 而只意味着你具有这个职务的候选资格 ， 同时 ， 这个职位也不再由任何人世袭 ， 而是通过任命、推举而走向彻底的“流官化” 。

此时 ， 军事科层组织中的下层 ， 不再由“士”、国人世袭把持 ， 而是代之以“游士”和“官僚” ， 彷如对国家上层组织的军职化复刻 ， 原本的爵级附着的职能也被专业的军职所替代 ， 由他们负责对不分国人和野人的“庶民”的战争组织 。

至此 ， 国野之分 ， 同样不废而废 ， 秦制国家的雏形已经完全具备 。

所以 ， 在周制的基础之上 ， 只要战争走向频繁化 ， 最终整个组织的秦制化就不可避免 ， 幻想着中国历史有另外一种发展可能性 ， 毫无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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