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无为而治怎样形成？克制的政府、幸运的时代，事势相激使然

汉初无为而治怎样形成？克制的政府、幸运的时代，事势相激使然// //

文/减水书生

图/来源网络

老子《道德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你好，我是减水书生，与您一起品读历史、感悟思辨。

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汜水称帝，宣告中国重归一统而皇帝君临天下。

然而，此时一统，仍然暗流涌动；此时天下，已是伤痕累累。

皇帝刘邦，收获了统一的天下，却也收获了天下统一的问题。

中原破败而百姓疲敝，庙堂逡巡而野无风雅，矛盾重重而天下岌岌。

该怎样收拾旧山河？

刘邦等布衣君臣必须要认真作答这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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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

这个问题里有道路的取舍，是秦制还是周制。

也有执政风格的选择，是暴风骤雨还是和风细雨。

还有利益、有矛盾，甚至有杀气：诸侯盟友、功臣将军以及边地匈奴，哪一个处理不好都可能是再一场楚汉争霸。 1.一切都是形势使然

秦帝国是设计出来的，而汉帝国是演化出来的。

而其演化的方式，就是不断地解决问题、解决当下的问题、解决形势所迫的问题。

至于是否深谋、是否远虑，刘邦君臣就顾及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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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君臣

汉中之时，他们解决了还定三秦的问题；关中之时，他们解决了楚汉争霸的问题。

事实证明，他们解决的很成功，于是收获了重归一统的天下。

所以，刘邦君臣都是解决问题的好手，他们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没有格局万世的眼界，但求稳定当下的办法。

不求主动地去设计天下，但求亦步亦趋、但求摸着石头过河。

他们要的就是一种有目的的短视。

天下提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就去解决什么问题。

而形势需要他们怎么治理，他们就去怎么治理。

秦末战火，中原破败，所以休养生息。

庞大帝国，治无所循，所以地方放任。

典籍焚毁，文学不兴，所以治无主义。

功臣强势，妥协求全，所以集权不极。

布衣将相，质胜于文，所以治理粗放。

一系列偶然的因素、一系列矛盾的聚合、一系列必然的形势，演化出了一个无为而治的汉初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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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战火

于是，便形成了小政府和大社会的治理格局。

而这种格局，却恰恰实现了高层控制和基层自治的平衡。

朴素的黄老无为而治，成就了一种恰如其分的系统治理。

于是，汉初七十年便造就了一种藏富于民的繁荣。

《平准书》言：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

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不是有意设计的结果。

藏富于民的帝国繁荣，不是刻意为之的结果。之所以在立汉时出现了，而之所以在武帝朝就结束了，都是形势使然。

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而之所以兴、之所以败，也是形势使然。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司马迁以朴素的辩证智慧，高度概括了西汉百余年的剧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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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

“相激使然”确实概括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形成原因。

但又是如何“相激”、又是如何形势使然呢？

“物盛而衰” ，确是此理。

但汉初繁荣之因，到底为何呢？2.足够克制的政府

刘邦时期，汉朝政府的主要税种是田租，即土地税，大体维持在十五分之一的低税率。

文帝时期，进一步减税安民，把土地税降至三十分之一的更低税率。

但是，三十税一，还不算完。

公元前168年，汉文帝直接取消了农业税。

这种不收农业税的状态一直持续了13年。

到景帝二年才再次恢复为三十税一的低税率。

低税率、甚至取消农业税，对老百姓是好事、对繁荣是贡献。

但是，要维持这种低税率，就需要政府得足够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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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

汉初建国，连年征战，所以说不上克制。

但除了筑城长安和营建未央，刘邦、萧何二人也没有太过折腾。

吕后时期，权力斗争很激烈，但治国理政却秉持无为。

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

文帝时期，朝堂风气持守无为，而国家施政当真克制。

文帝执政23年，而“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 。

这就意味着政府的皇室支出已经降低到了极限。

景帝时期，遭遇了吴楚七国之乱。

这是一件大事，但这件大事仅持续了三个月便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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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之乱

不仅事态被如此迅速平息，景帝还借机削弱诸侯、巩固中央，于是国家也就更稳定了。

除了平七国之乱，在其他时候、在其他事上，景帝政府也是十分克制的。

这种克制的表现就是不折腾：低税率不变、约法省禁不变、放任无为不变。

从吕后到文帝再到景帝，汉初70年间，历届君臣都做到了克制。

而克制的结果就是：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李悝治魏时算过一笔农业账：“一夫挟五口”而能治百亩之田，每亩每年获粮1.5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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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变法

《汉书?地理志》统计全国的定垦田是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

古制一顷合五十亩，定垦田大约是4100万亩，保守按每亩1石计，年产粮超过4亿石。

“漕转山东粟”按50万石计算，约相当于全国农业GDP的八百分之一。

这些税收的用途：一是养活官僚体系；二是供养帝国军队；三是供给皇室。

每年农业GDP的八百分之一就足够政府开支。

而剩余的财富，就可以流入了社会，或以养民、或以互市、或以积蓄。

所以，汉初繁荣与帝国政府的克制是分不开的，它让社会有了足够的资本可供支配。 3.足够幸运的时代

政府足够克制，而时代也足够给力。

汉初七十年间，边地没有生大事、朝堂没有大变故、地方也没有大颠覆，甚至水旱之灾都少有。

这只能说是时代赠予的幸运。

其中有这样五件事，特别能够说明这种幸运。

一是刘邦快速而干净地消灭了一众异姓诸侯王。

于是，汉初仅能止战的形式统一，便成了真正的统一，起码在政治上实现了，天下不再是“失鹿”的状态。

二是诸吕之乱仅止于庙堂、朝政危局仅是“昙花一现” 。

吕后争权，但政不出房户，天下始终萧规曹随。

诸吕乱政，而乱止于庙堂，国家没有爆发内战。

文帝登基、功臣俯首、诸侯收兵，朝政危局就这样快速地化解了。

三是几次对匈动武的议案都被理性地否决了。

吕后不忍则樊哙北伐，文帝为怒则灌婴披甲，景帝任性则亚父挂帅，但几为人主都克制住了。

理性战胜感性并非常态。如果真是这样，人类也不会犯下那么多愚蠢的错误。

但必须得佩服汉初君臣，他们平息了心中怒火，也就平息了汉匈战火。

四是匈奴人能够满足和亲、能够满足关市。

汉初羸弱，匈奴逞强，但仅是小侵略；汉有战事，匈奴虎视，但仅是小插手。

和亲足矣、关市即可，匈奴人满意了。

五是七国之乱被周亚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被平定了。

吴楚敢叛乱，就说明他们有对抗中央、甚至有消灭中央的实力。

所以，周亚夫虽勇，也不敢轻易与七国联军正面接战，因为打不过。

而梁国坚城、亚夫坚壁、轻兵绝粮，吴楚联军竟不得章法。所以，三月之间，七国乱事便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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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夫

这是景帝之幸、大汉之幸，更是时代之幸。

想一想楚汉争霸是怎么打的，也就知道这种幸运是多么来之不易了。

以上这五件大事，任何一件都足以改变时代脉络，也都足以终结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格局。

因为这些事都需要花钱，需要花很多钱。

帝国政府也就无法再维持小政府的治理模式，而只能启动战国模式。

所以说，这当真是时代所赐予的幸运。 4.总结：没有那么多价值判断，都是“相激使然”

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术，在武帝朝被独尊儒术所取代。

至于是不是被儒术取代，不好说，但黄老无为的理念却被终结了，因为帝国要大有作为。

自由放任的治理模式，在武帝朝被严格管控的治理模式所取代。

大有作为的政府就要养更多的官、建更庞大的官僚体系，还要养更多的兵、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要开疆拓土、也要威仪四方。

政府高速运转，社会也就必须高效管控、高度集中起来。

没有了足够克制的政府，社会便失去了可供支配的资本，所以结果只能是残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於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

表面上看，桑弘羊没有增加百姓税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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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

但是，桑弘羊所施用的各种财政手段却实实在在地从社会抽血了。

田租之税，也就是农业税，没有太多变化。

但是，盐铁官营、货币垄断、入粟拜爵以及算缗之令，还有均输、平准之策，都是在从社会攫取财富，

而其结果，总会转嫁到平民身上。

是时山东被河菑，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

这就是结果。

而算缗告缗之后， “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 ，而“商者少，物贵” 。

所以，百姓生计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武帝是大有作为之主，值得歌功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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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

左起朝鲜、右抵西域、南破越夷、北伐匈奴，武帝朝的汉帝国打遍了整个已知世界。

而且这种影响延及后世，强汉武功，拓展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

但是，武帝朝的百姓却是痛苦的。

读司马公的《平准书》，难免哀怜民生之艰，感慨唏嘘。

所以，小编比不上司马迁的豁达。

本来没有那么多价值判断， “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仅此而已。

汉初残破，所以物极必反，于是70年间天下蒸蒸日上。

今上盛极，所以物极必反，于是战事频仍而天下困顿。

无为而治的初衷，并非因为善的设计，就是偶然而又必然地开启了。

无为而治的终结，也非因为恶的故意，就是必然而又偶然地结束了。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这里或许真得没有那么多或善或恶的价值判断。

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汉武帝称不上当世仁君，但其施于后世的功绩，不也称得上盖世雄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