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华民国军务院的核心——蔡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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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字松坡，号击椎生

护国战争爆发后，为了团结已宣布独立的各省共同对付袁世凯及其反动政府，南方护国军领导人筹组军务院。在军务院组建前后，蔡锷对此态度究竟如何？作了哪些贡献？对于这些问题，以前由于史料掌握不够，有的学者认为蔡锷对军务院“勉采支持态度” ，还有的学者认为，蔡锷先是不大赞成组建军务院，后来，经过梁启超解释，又寄去了他草拟的条例及宣言文稿，蔡锷才同意组织军务院。然而，新发现的史料充分表明，蔡锷在军务院的策划、酝酿、成立和运转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是军务院的重要创始人、积极支持者和主要领导人。

一

对于各省独立后成立统一机构的问题，蔡锷与梁启超等人早在京津密谋反袁之时就有虑及， “曾议俟云贵两广独立，观形势如何，即先组织一临时政府，戴黎公元洪为总统。盖袁氏既已叛国，失大总统资格，依约法当由黎公继任” 。蔡锷抵滇后与唐继尧等人研究护国军组织时，有人曾“建议设临时元帅府，推唐公任临时元帅，召集省议会，以为临时总统、临时国会之雏壳，作临时政府之基础，与北京袁政府对抗” 。而蔡锷考虑到此时设立最高统筹机关，恐有碍他省的响应，不利于护国军的发展，于是决定不设元帅府， “力事谦抑，以待来者” ，并按照民初之制，组织“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 ，推唐继尧为都督，自己则任护国军总司令，率军出征四川。经过蔡锷、李根源领导的护国第一、二军在川南、湘西、滇桂边境近三个月的浴血奋战和贵州、广西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迫于形势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然而，袁世凯取消帝制只是缓兵之计，他并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于是又摇身一变， “复位”为大总统，以“本大总统”的名义继续发号施令，一方面将各省拥戴他当皇帝的文电公布，以推脱罪责，并打电报密谕北洋军前方将士说：“发还推戴书，系为势所迫，并非根本取消帝制。蔡、唐，陆、梁迫予退位，君等随予多年，恩意不薄，各应激发天良，为予致力，富贵与共。如予之地位不保，君等自家性命亦将不保。 ”另一方面又积极扩充军队，准备继续以武力讨伐护国军。袁世凯的伎俩，立即就被蔡锷识破，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 “袁逆以兵事失败，外交逼紧，财政因穷，人心鼎沸，不得已而取消帝制，以为目前和缓人心，将来复可卷土重来之计” ， “非节节进兵，不能得完满之结果” 。因此，蔡锷一面积极备战，一面与护国军主要领导人迫袁退位，并坚决表示：“项城（袁世凯）一日窃位，公愤一日不息” ， “非项城退职去国，时局断无从解决” 。

4月18日，蔡锷与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等人以滇、桂、黔、粤四省联合政府的名义发布两个宣言，严正指出：“前大总统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自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所有民国大总统之资格，当然消灭” 。同时宣布：根据1913年《大总统选举法》的第三条和第五条规定， “恭承现任副总统黎公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其递遗副总统一职，俟将来国会能召集时，再依法选举。 ”这就为继续护国战争，迫袁退位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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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岑春煊

虽然蔡锷等人以四省联合政府的名义发布了上述两个重要宣言，但全国性的独立各省的统一领导机构“军政府”却并未成立，这就使南方护国军显得有些底气不足。鉴此，梁启超就把成立独立各省的统一领导机构问题摆上了重要位置。

对于组建独立各省的统一领导机构问题，早在1916年3月中旬，梁启超在由上海赴香港途中就曾“与同往诸员，往复讨论” ，并陆续草拟了有关文件和宣言，为后来的军务院的成立作了理论上和行动上的准备。袁世凯取消帝制后，梁启超即与陆荣廷、唐继尧等人商议“组一军务院，用合议制，执行军国重事” 。但唐继尧认为，当时独立的省份仅有滇、黔、桂，范围似不大，建议“再征求各方面意见” 。正当梁启超就组织军务院问题与各方沟通之际，广东将军龙济光在内外交攻下，于4月7日宣布广东独立。这个消息令梁启超看到了希望，感到振奋，于是加快了组建军务院的步伐。但不久又发生“海珠惨案” ，梁启超的挚友、护国军代表汤觉顿，谭学夔等人遭到龙济光部下杀害。为了稳定广东局势，梁启超强忍失去挚友的悲痛，提出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方案，急邀岑春煊赴广东肇庆主持都司令部。岑春煊清末曾任两广、云贵总督，龙济光、陆荣廷都得到过他的拔擢，由他主持两广都司令部，龙济光、陆荣廷都不敢提出异议。 5月1日， “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肇庆成立，岑春煊任都司令，梁启超任都参谋，李根源任副都参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成立后，虽然解决了广东内乱问题，但还不是梁启超的最终目的，因此，他又不失时机地向各方面进一步提出组织军务院的计划。

对于梁启超等人提出的组织军务院问题，远在川南前线的蔡锷起初认为，一是不适宜，担心此举“致招争权攘利之嫌，启南北分裂之渐”；二是没必要，认为“滇、黔举义以来，内外一心，上下一致，尽有意见之交换，不闻意气之争持。筹饷出兵，各尽所能，解衣推食，争先恐后。有蓂（唐继尧）、周（刘显世）二公主持于内，各军将士乃能效命于外。苟继此精神于不堕，敌虏虽强，不足为虑” 。但他接读梁启超发来的宣言书及军务院条例全文后，全面理会了梁启超的意图，认为“将大总统之推举及军务院之设立，移花接木，联为一贯，亦尚说得过去” ，遂转而对成立军务院“极表赞成” ，并致电岑春煊、梁启超、唐继尧、刘显世等人，要求“推举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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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护国军司令部成员合影

然而，在军务院的组建过程中，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矛盾和争斗。在军务院的人事的安排上，蔡锷先前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在酝酿成立军务院之初，对于由谁出任军务院首长，护国军内部意见就很不统一。唐继尧曾通过黄群向梁启超表示：“拟先定军务院设置地，即以所在地之抚军代表，暂不设抚军长名目，较觉圆融” ，实际是暗示他想当抚军长。因为他心里明白：云南作为首义省份而被定为军务院所在地将是不成问题的。上海的陈叔通等人则主张，以陆荣廷为领袖， “便无何等嫌疑” 。梁启超初主岑春煊， “意以年高望重，非此莫属” 。但后来又根据各方意见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抚军长一职，以滇省首义之勋劳，自非蓂公莫属，黔、桂、粤当无异辞。惟为交通计，其地点似不能不在粤。蓂公既不能来粤，拟增设副长摄职，推西林（岑春煊）任之” 。由于梁启超的方案与蔡锷的提议基本一致，遂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这就为军务院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5月8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宣布成立。它一成立就得到了各反袁势力的肯定和支持。孙中山认为，军务院成立， “独立四省之联络，已较前稍形紧密。于是，则今后之对内对外活动或可稍见起色，不胜盼待之至。 ”谭人凤也认为，军务院“人材荟萃，必在有为” 。这说明，军务院的成立是反袁斗争深入之所需，也是人心之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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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继尧

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虽经梁启超和蔡锷的协调和推荐，军务院抚军正式互选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但唐继尧对于军务院的地点不在滇似有不满，因而又闹起了矛盾，坚辞抚军长一职，转推岑春煊担任。而岑春煊也一再谦让， “坚不肯承” 。 5月17日，唐继尧再一次致电蔡锷、岑春煊、梁启超，仍力辞抚军长：“自维粗娴军旅，祗应勉效前驱，愧乏远谟，讵能肩此重任。务恳诸公另推才望相当之人，以资统摄而策进行。 ”这样，军务院刚一宣布成立又因人事问题而陷入难以运转的困境。对此，蔡锷很不满意，又出面电劝唐继尧见好就收：“抚军长再三辞让，愈佩让怀。此时军务院组织业已发表，桂、粤各处若再推请，即不必固辞” 。见唐继尧未有积极反应，蔡锷稍后再电敦促唐继尧，要求其以大局为重，言语中也带有责备和鼓励的双重意味：“既经屡电辞让，谦德已彰，若再固辞，反涉矫情，此时允任，适合分际，锷极表赞同，并祝努力前途，蔚为国华” 。与此同时，梁启超、岑春煊也致电唐继尧力劝其就任抚军长。在蔡锷等人的不断的劝说和敦促下，唐继尧斟酌再三，终于同意担任抚军长一职。 5月23日，他复电蔡锷说：“尧以辁材，谬蒙推任，一再督责，无敢固辞。惟是艰难初创，来日大难，任重道远，陨越堪虞，尚乞时赐箴言，匡我不逮，以期于事有济，所至望也。 ”并通电宣布：“本都督迭辞不获，勉为承认。 ……所有军务院事暂由抚军副长代行代拆。 ”至此，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之后，军务院内部的这一矛盾才算得到解决。嗣后，蔡锷又先后积极推荐罗佩金、戴戡为军务院抚军，进一步壮大了军务院的声势。（未完待续）

（原题：《蔡锷与军务院》；原载：《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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