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刚：《历代名画记》宋本再考

唐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十卷于中国美术史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地位。然于其现存最早版本，学界众说纷纭。若此问题难以厘定，则晚唐以前美术史研究文献资料之可信性会大打折扣，故值得进一步讨论。今不揣浅陋，再从六个方面看其为宋本。

一、从墨色、笔画、断版与行格等处看

予所见《历代名画记》两本：一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后文简称“国图本”或“古本《名画记》”）；一今藏台北“国家”图书馆（后文简称“台北本”或“古本《名画记》”），二者同版，而刷印时间不同。

“国图本”板匡高19厘米，宽14.1厘米；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双行，字数同；左右双边，白口，单黑鱼尾，板心上方记书名“历代名画记”（唯目录第一叶作“历代名画”），鱼尾下记卷次、叶数，板心下方署刻工名：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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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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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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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古、口；黑鱼尾中有“二”“万”“元”（白文）等字样[1]；每卷首行题历代名画记卷第几，次行下十二格，结衔题“唐河东张彦远撰”一行，每卷末行又题历代名画记卷第几；卷末录《宣和书谱》张彦远本传与“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彦远字爱宾”一行。钤“张维芑印（白文方印）”“字（朱文）诞嘉（白文）”方印（图1 ，分别钤于卷一、卷四、卷八首叶第一行卷目下）、“南阳叔子藏本（朱文长方印）”（图2 ，钤于卷首目录第一叶右下）藏书印。查“张维芑印”“字诞嘉”为张丑（1577-1643 ，原名张谦德，后改名丑，字青甫，号米庵。昆山［今属江苏省］人。知书画，为晚明著名书画理论家、鉴藏家。撰《清河书画舫》十二卷、《真迹日录》三卷等传世，颇有影响）犹子（侄子）张维芑藏书印。张丑《真迹日录》：“丑白首阅书，凡三十年于兹矣，所见羲、献剧迹，自《画赞》《二谢》《十三行》外，亦尝募得《此事帖》廿字，为宋宣和秘玩。又乡先辈王济之所藏也。麻笺真迹，笔如游龙，自幸足了一生，人间未见其比。旋为犹子诞嘉豪夺而去，至今尚存梦想……天启甲子秋，苏台张丑百计购得大王《此事》帖，系宣和殿宝书。建‘尊王室’以居之。旋为犹子维芑豪夺，兴味索然。 ”[2]引文中提到的书画鉴藏家“犹子诞嘉”“犹子维芑”二者为一人吗？古人名与表字之间联系紧密为文化常识，而《诗经·大雅·生民》有“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3]句，故知张丑犹子张维芑字诞嘉也。 “南阳叔子藏本”藏书印则表明，该书经张维芑收藏后，又经清初著名学者、藏书家叶奕苞（1629-1686 ，字九来，一字凤雏，号二泉。昆山人。清初藏书家、金石学家。著有《金石录补》二十七卷等传世）递藏。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一《类编长安志十卷（旧钞本）》注云：“卷末有‘南阳叔子苞印’及‘二泉’、‘下学斋书画记’诸朱记”[4]；该书卷十七《括异志十卷（旧钞本）》注云：“卷首、末有‘祝仲子承绪父’、‘南阳叔子藏本’二朱记”[5]；卷二十三《窦氏联珠集一册（宋刊本）》注云：“卷首、末有‘顾大有印’、‘南阳叔子苞印’、‘二泉’、‘下学斋图书记’、‘百宋一廛’诸朱记”[6]；等等，可证。叶姓为南阳望族，以“南阳”为堂号，故叶奕苞称“南阳叔子” ，其兄叶奕荃称“南阳伯子” 。该本不但为完帙，且墨色均匀、笔道瘦劲、笔画完整、字迹清晰、神韵颇佳，表明当为初期印本。该本断版处甚多（下文详述），又表明刷印时间与刻板（或初次刷印）时间相距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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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图本《历代名画记》卷一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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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国图本《历代名画记》目录叶一

“台北本”与“国图本”同版，前贤（如叶德辉、王重民等）定其版本为明嘉靖本；前数年，予曾撰《

宋本考略》一文，谓其版本应为宋书棚本[7] 。该本钤有明弘治（1488-1505）后期至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元年著名书画家文彭（1497-1573 ，字寿承，文徵明长子）藏书印——“寿承”（朱文长方印），表明曾经文彭收藏。故明自正德、嘉靖至万历初约为该本较为确切之刷印时间下限。雕版印刷古书一般都会选择梨木、枣木等质地坚硬的木材，在上面刻出来的笔画剔透，刀法清晰，且耐磨损，禁得住多次印刷。但硬木着水受潮后再遇风暴干便容易断裂走形，而书版每次刷印都须敷墨，刷印一张，敷墨一次，且中国古墨又是水墨，木板吃墨吸水，字迹笔道就会发胖，失去固有神韵[8] 。查“台北本”正是如此，不但墨色不匀，笔道发胖，颇失神韵，且不少字迹模糊、笔划脱落（图3），加之有断版、补版与卷七叶七版心鱼尾上方书名脱落等现象，表明该本为后印本，刷印时间应大大晚于刻板（或初印）时，且刷印时已至板片自然寿命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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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台北本《历代名画记》卷三叶二十

可对文彭收藏该本之时间做进一步推断。《礼记·檀弓》：“幼名，冠字。 ”[9]意为，古代男子幼童时取名；满20岁行冠礼，取表字。由此古代文化常识可知，文彭应在20岁后字“寿承” ，即文彭有“寿承”藏书印最早当在正德十二年（1517），则他收藏“台北本”当在正德十二年至万历元年（卒年， 1573）共五十六年之时段内， “台北本”刷印之时间下限则为文彭收藏该本之前。

执“国图本”“台北本”二本相较，可知“国图本”刷印在前， “台北本”刷印在后，且相距时间不短。除上述墨色、笔画、补版等现象足资证明外，最直接的证据是断版现象（如卷一叶三左、卷三叶十六左、卷三叶八右、卷五叶三右、卷五叶八右、卷六叶一左、卷九叶三左、卷十叶八右等处）[10] ，二本断版位置虽相同，但断版处裂纹“国图本”短而细， “台北本”长而宽（图4a、b ， 5a、b ， 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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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国图本《历代名画记》卷一叶三左裂至“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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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台北本《历代名画记》卷一叶三左裂至“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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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a 国图本《历代名画记》卷三叶十六左裂至“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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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b 台北本《历代名画记》卷三叶十六左裂至“藏”更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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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a 国图本《历代名画记》卷五叶三右裂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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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b 台北本《历代名画记》卷五叶三右

已知“台北本”刷印时间下限约为明正德、嘉靖间，故与之同版的“国图本”刷印时间当大大早于明正嘉时代。 “古人于椠刻之事，一行一字，若有定律。 ”[11]而明正嘉之前书画学著作有此行格者，以宋书棚本最多。理由主要有二：

其一，现存宋书棚本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第四五六卷、邓椿《画继》，宋陈思[12]纂次宋本《书苑菁华》《书小史》等行格与古本《名画记》同，应可证。

其二，以行格定版本时代，后世翻刻颇具迷惑性。宋本书至明嘉靖时由于文学复古运动之推动与去宋渐远等原因，为人重视而形成翻刻风气，之前则未见此风，故可排除明嘉靖以前翻刻之可能。何况仿宋与原宋在刻风、字体等方面终究有别，比较容易识别呢？[13]

执“国图本”（初期印本）“台北本”对照，可见后者当为修补本，且应经过三次补版[14]：

第一次补版处为卷三叶七、卷五叶七、卷九叶九、卷十叶三等。

第二次补版处为卷一叶十六、卷九叶五、卷九叶十四等。

判断依据主要是，不但这两次补版刻风、字体与初期印本（即“国图本”）有差别，且这两次补版本身刻风等也有明显差别。

第一次补版与初期印本刻风、字体甚为近似，较难看出，需仔细分辨。较明显处如“国图本”（初期印本）卷三叶七右中有断版裂纹（从右到左，自“以”经“滕”、“亦”至“焰”字，图7），而“台北本”此处无断版裂纹现象；“国图本”（初期印本）卷三叶七为白口，版心上鱼尾下为单横线，有刻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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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台北本”该叶版心为粗黑口（图8），双横线，无刻工名。 “国图本”卷五叶七版心下有刻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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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台北本”该叶无刻工名。 “国图本”卷九叶九右第六行小字注“林甫姪湊” ， “台北本”此处作“林甫姪凑” 。 “国图本”卷十叶三左第七行“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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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北本”此处作“河南尹”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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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国图本《历代名画记》卷三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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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台北本《历代名画记》卷三叶七

第二次补版与初期印本刻风、字体与内容差别较明显，容易看出。较明显处除刻风、字体外，如“国图本”（初期印本）卷九叶五左第十一行“王韶应（或作韶隐）” ， “台北本”此处作“王韶应（或作沼象）”；“国图本”卷九叶十四右第一行倒数第一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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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叶左第二行倒数第三字为“韓” ， “台北本”此两处分别作“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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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补版则只刻了边框，为目录叶二、卷二叶一、卷三叶一、卷八叶一。

第一、二、三次补版的间隔时间虽很难确定，但可做一些推测：

由第一次补版之卷三叶七为粗黑口，可推测补版时间应在元至明正德以前，因为“元代将细黑口夸张，成为粗大黑口。明代正德以前，刻书仍仿元制，仍是大黑口”[15] 。

第二次补版与初期印本相比，差异明显。可找到与此次补版刻风、字体甚为近似之明正德及此前刻本，如明弘治十八年（1505）贺泰刻晋张华撰《博物志》（图9）、明正德三年（1508）吴奭刻其父吴宽撰《匏翁家藏集》（图10）等。而如上文所述，文彭收藏“台北本”当在正德十二年（1517）后，恰能满足此次补版之时间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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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明弘治十八年（1505）刻本《博物志》选叶

（采自赵前编：《明代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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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明正德三年（1508）刻本《匏翁家藏集》选叶

（采自赵前编：《明代版刻图录》）

第三次补版与第一、二次补版边框相比，前者边框更完整，显示出第三次补版与刷印时间更接近。之所以此次只刻了边框，马虎了事，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补版时已至该书板片自然寿命晚期，精心修补意义已不大；二是未找到善本校勘与补刻文字。

“台北本”曾经文彭收藏，则第三次补版最晚亦当发生在明正德、嘉靖间文彭收藏之前。

故知古本《名画记》当为宋书棚本也。

陈垣《史讳举例》谓“避讳常用之法有三：曰改字，曰空字，曰缺笔” ，并论及“避讳改音例” ，此四者盖为历代避讳主要办法。予所见古本《名画记》避宋讳主要用“改字”法，今提出来略加讨论。

1.“朗”改作“郎” 。如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夏侯郎画”（叶二一），按“郎”应为“朗” ，当为避赵宋始祖赵玄朗讳而改。王氏画苑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16]均改回作“朗” 。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十九：“广业按：《宋书·戴僧静传》周朗，《魏书》晋王敦司马杨朗，《通鉴纪事》汉朗陵侯臧官，《唐朝名画录》周昉字仲朗，此类甚多，姑撮举之，亦有误为‘郎’者。（此避‘朗’字。）”[17]

2.“颋”改作“题” ，如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许国公臣苏题”（叶三），按“题”当为“颋” ，《旧唐书》《新唐书》均作苏颋。当为避宋太祖曾祖赵颋讳而改，王氏画苑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均改回作“颋” 。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十九：“顺祖惠元皇帝（太祖追尊）讳珽，葬康陵……”[18]

3.“煛”改作“焽” 。如卷九《唐朝上·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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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人》：“母焽” ，当为避宋太宗赵炅讳而改。王氏画苑本未改，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均改回作“煛” 。

4.“贞”改作“真”“直” ，如卷一《叙自古能画人名》“任真亮” ，卷九小传作“任直亮” ，并误，应为避宋仁宗赵祯讳而改，王氏画苑本仍作“真” ，当误；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改回作“贞” ，当是。元至正刻本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卷第一《叙历代能画人名》作“任贞亮”[19]；元盛熙明《图画考》卷六《名谱》亦作“任贞亮”[20] 。

5.“敦”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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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卷四《吴·曹不兴》注：“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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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录》云”（叶四）， “张”应为“张敦” ，疑为避南宋光宗赵惇讳而改。王氏画苑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等均未改回作“敦” ，当误。辽行均撰《龙龛手鉴》卷一《文部第十四》：“（正蒲没反—卆，旋放之皃也）” ，该书熙宁年间（1068-1077）传入宋，表明光宗时（1190-1194年在位）语言文字中当有“”字。《三国志·朱异传》裴松之注引《文士传》作“张惇”[21] ，该书《顾邵传》裴注引《吴录》作“张敦”[22] ，《孙和传》裴注引《吴书》亦作“张敦” 。张敦字叔方，曾为孙权车骑将军，西曹掾、主簿，出补海昏令，甚有惠化，年三十二卒[23] 。

6.“通”改作“道” ，如卷第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西京寺观等画壁·千福寺》：“西行，楚金和尚法华感应碑(颜鲁公书，徐浩题额) ，碑阴(沙门飞锡撰，吴道微书) 。 ”（叶十一）王氏画苑本、汲古阁本、四库全书本均改回作“通”；卷七《梁》：“陶弘景，字道明。 ”（叶五）《梁书》（百衲本）列传四十五《处士》：“陶弘景，字通明”[24]；《南史》列传第六十六《隐逸下》：“陶弘景，字通明。 ”[25]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改回作“通” ，王氏画苑本未改；卷第八《北齐·田僧亮》“备道形似” ， “道”当为“通” ，文意方畅，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改回作“通” 。宋避真宗章献明肃刘皇后（968-1033）之父刘通讳，如宋末元初周密《齐东野语》卷四：“本朝章献太后父讳通……至明道间（1032-1033），遂复旧，此则避后家讳也”[26]；陈垣《史讳举例》：“天圣初，章献刘太后临朝，避其父讳，凡官名地名皆易之，后崩即复旧。 ”[27]

上述为予所见“国图本”“台北本”中避宋讳字例，故当为宋本。

四、从后世版本学家之论断看

缪荃孙《艺风藏书续记》卷八著录“画苑三十四卷”云：“明刻本。前后序跋俱无。一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一卷，二陈姚最《续画品》一卷，三唐沙门彦悰《后画录》一卷，四唐裴孝源《公私画史》一卷，附沈括《图画歌》、荆浩《笔法记》、王维《山水论》，五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一卷，六宋朝（按原书误作‘朝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一卷，七刘道醇《圣朝名画评》三卷，八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十卷，九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三卷，十宋米海岳《画史》一卷，十一宋邓椿《画继》十卷。每半叶十一行，行廿字。字迹秀劲，纸墨均古，间有补叶。逢宋帝必空格，其来甚旧。王氏《画苑》叙次尚同，字画精彩，相去实远。至《后画录》，隋参军杨契丹下空白廿二行，此书有之，脱去一叶耳，亦可见此本之佳矣。 ”[28]

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1844-1919）虽定“画苑三十四卷”（按：“八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十卷”当与“国图本”“台北本”同版）为“明刻本” ，但并无坚定信心，反而不但说出“字迹秀劲，纸墨均古……逢宋帝必空格，其来甚旧”这些宋本书特征，且谓与明万历十八年（1590）刊之王氏《画苑》相比， “字画精彩，相去实远” 。清末民初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1864-1927）《郋园读书志》卷六《汇刻唐宋画书九种十一卷》所论与缪荃孙略同，予已于《

宋本考略》一文中言及，兹不赘述。

五、古本《名画记》非王世贞郧阳刻本

梳理前贤古本《名画记》研究，不难发现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谓为明嘉靖本，一种谓为明王世贞郧阳初刊本，前者笔者已于《

宋本考略》一文中有所辨正，兹再对后者作出考察。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子部艺术类”著录“画苑二十八卷六册（含“台北本”）明王世贞编明郧阳原刊本”[29]；张玉范先生说北京大学图书馆李盛铎旧藏“王氏画苑十五种（存九种）明刻本”（所含《历代名画记》与古本《名画记》同版）“即王世贞郧阳初刊本”[30]；等等，这是明确说“国图本”“台北本”为明中后期王世贞（1526-1590）任郧阳巡抚时所刻，恐未安。

现存与王世贞于郧阳刻书画学著作事宜相关的重要史料主要有以下几则：

余镇郧时，尝欲荟蕞书画二家言，各勒成一书。《书苑》已就，多至八十余卷，欲梓而物力与时俱不继。其《画苑》尚未成。乃稍裒其鲜行世者各十余种，分刻之襄南二郡。郡地僻不能传，之上都又会闻襄本已荡于江。友人王光禄孟起有志慕古，余搜箧中，仅得《画苑》授之，俾翻刻以传。 [31]

王世贞《古法书苑小序》云：

余所梓书画二家，皆自六季以后五季以前语，寘之襄南郡斋，闻且散佚不存。余购仅得画家数卷，以授光禄王君孟起重梓行之矣。后又购得书家数卷，光禄君复请梓而先后属序于余。 [32]

詹景凤（1532-1602）《画苑补遗题词》（万历十八年中秋后五日作）：

王弇山公得画家诸小书十六种而名之曰《画苑》，属吾友王光禄孟起刻之。走谓“画家小书不尽十六种，公所得十六种尔。 ”公曰：“子有之，则顾以益。 ”孟起、走于公十六种外别有十五种……第中一二种多讹字，走不暇订改，则以孟起于书靡所不读，必能校定为世善本云。 [33]

詹景凤《书苑补遗题辞》（万历十九年后三月朔作）：

夫书家自昔聚讼，其言具载简策，无虑数十余家。王弇山公得五种以为《书苑》，与《画苑》同刻于楚之郧阳，无何板为洪水漂去。王孟起重刻而谋诸予，因各以所得续为后编，而更题“金陵王氏书画苑补益” 。《画苑》徂冬已刻矣，此则《书苑》，视《画苑》补益滋广……金陵孟起居仍旧巷，风流不愧家声。弇山公学空市肆，搜奇无遗，乃不尽其十之五，而使孟起与予得补益之，岂亦有不偶然者欤！孟起校勘古书殊多，种种近代希有，予幸托交而尽获观览焉，固知孟起为同学用意洪矣。 [34]

综考上列文献史料可知，王世贞“镇郧”时于“襄南二郡”所刻《画苑》（即“襄本”）已不存（“襄本已荡于江”“闻且散佚不存”“板为洪水漂去”），后至金陵，友人王孟起再请刻时，王世贞于箧中搜到的画家小书共“十六种”应为刻“襄本”时所据底本（“余搜箧中，仅得《画苑》授之，翻刻以传”、“余购仅得画家数卷，以授光禄王君孟起重梓行之矣”、“王弇山公得画家诸小书十六种，而名之曰《画苑》，属吾友王光禄孟起刻之”），而非已不存之“襄本” 。因为， “襄本”之底本为“古雅鲜行世者” ，且卷帙不大（“小书十六种”），作为大藏书家的王世贞不可能不宝爱有加，随身携带，而任其散佚。

贾飞、徐美洁《王世贞郧阳任上藏书、刻书及创作交游考》一文谈到“襄本”不存之可能原因时说：“则知王世贞曾在郧阳任上刻《书画苑》，但书板并未带回，而是置于郡斋，其后书板及书均告散佚。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一是《书画苑》从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其创作的个人著作，只为选辑之作，刊刻的本意，原就是为当地士人作公共图书之用。二是当时刻书，费用与购买藏书同样出自公家‘赎锾’之款，所以离任时，亦将之视为府郡公共财务，并未带回，以至散失。 ”[35]可以参考。

关于王世贞“画家诸小书十六种”当为“襄本”与“王氏画苑”之底本，前贤亦曾提及，如今藏台北“国家”图书馆之“画苑二十六卷四册”[36]曾经著名版本学家莫棠（1865-1929）收藏，莫氏于该书扉叶浮签识有“王氏画苑殆从之出”云云[37] 。

总之，王世贞镇郧时所刻《画苑》“襄本”在刻“金陵本”以前已不存于天壤间，后之论者凡著录“襄本”（或郧阳原刊本）《画苑》皆当误，作为王氏《画苑》所收《历代名画记》底本、与古本《名画记》同版者当为宋书棚本。

六、由宿白先生论述推断

宿白先生《

研究》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历代名画记》明抄本（盛宣怀旧藏）、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名画记》抄本卷首目录后均有“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一行，经对照，北京大学图书馆《画苑》（李盛铎旧藏）中的《历代名画记》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盛氏旧藏明抄本相同，可证后者直接抄自前者，而抄本有“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牌记[38] 。由宿先生这些论述可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画苑》中《历代名画记》应为“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者，与之同版的古本《名画记》亦当为宋书棚本。

七、结语与余论

“国图本”“台北本”当为宋书棚本，前者为初期印本（从多处断版现象看，刷印时当处于该书板片自然寿命中期），后者为修补后印本（刷印时已至板片自然寿命晚期）；据专家考察，该版《历代名画记》除这两本外，上海中国画院、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等处尚有庋藏。据此当可推测，《历代名画记》南宋书板一直保存下来，明正德十二年（1518）至万历元年（1573）间文彭收藏之前尚有刷印，如将上述庋藏各处者集中起来对照考察，当能进一步证实。

值得提及的是， “国图本”为张维芑旧藏所谓王世贞编“王氏画苑”十五种三十七卷丛书（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39]）中之一种，其余十四种分别为：谢赫《古画品录》、李嗣真《续画品录》、彦悰《后画录》、姚最《续画品并序》、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沈存中图画歌》《笔法记》《王维山水论》、刘道醇《圣朝名画评》、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邓椿《画继》、黄休复《益州名画录》《米海岳画史》，由该丛书中《历代名画记》为宋本，知其余十四种亦当为宋本[40] 。系于此，俟再考之。

[1]张玉范《

的两种明刻本》说黑鱼尾中白文字样“当是刻工的姓或名，或为计算刻数的标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5期），可以参考。

[2]张丑：《真迹日录》卷四，《真晋斋记》，四库全书本，第582页。按：张丑《清河书画舫》《清河书画表》《真迹日录》等书所载张维芑信息甚多，非仅此所举者。

[3]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卷一七之一《大雅·生民》，《十三经注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第531页。

[4]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本，第206页。

[5]同上注，第293页。

[6]同注[4] ，第389页。

[7]参考韩刚：《

宋本考略》，《美术学报》， 2015年第3期。

[8]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修订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年，第177页。

[9]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七《檀弓上》，《十三经注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第1286页。

[10]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修订本）论断版说：“每次刷印完了，书板收起来，这就会因从潮湿到干燥而发生裂板现象。这种书版再拿出来印书，其裂缝处由于成了深深的裂沟而无法着墨，着了墨也印不出来，所以印刷的书叶就出现没墨的白痕白道。这种白道是由于书板断裂而造成，所以行话叫断版。依靠这些断板现象，非但可以用来判断一书是初印还是后印，可以判断两部书、三部书是否为同一版本。 ”足资参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年，第177页）。

[11]江标：《宋元本行格表》刘肇隅序，光绪丁酉（1897）序刊本，第1页。

[12]陈思，约南宋理宗（1225-1264）时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字续芸。官成忠郎、国史实录院秘书省搜访。后在临安棚北大街开书肆，编书、刻书、售书和藏书，所刊刻之书后大都刻“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牌记。

[13]嘉靖本与宋本刻风、字体之别笔者已于《

宋本考略》文中有较详细论述，兹不赘。

[14]毕斐《

研究》四《

版本源流考》：“此书有补版，其中目录叶二、卷二叶一、卷三叶一、卷八叶一仅刻板匡，卷一叶十六、卷五叶七、卷九叶五及叶十四补刻，刻工草率，错讹颇多。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8年，第129页。）他已指出部分补版现象，惜未进一步论述。

[15]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修订本）《上：史证篇》四《书籍的装帧艺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年，第41页。

[16]凡下文提及“王氏画苑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者，均指该本《历代名画记》。

[17]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十九《帝王十六（宋）·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年，第1169页。

[18]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十九《帝王十六（宋）·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第543页。

[19]近藤秀实、何庆先：《

校勘与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第10页。

[20]盛熙明：《图画考》，四部丛刊三编子部（上海涵芬楼影印传录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抄本），第5页。

[21]陈寿：《三国志》卷五六《吴书·朱异传》，百衲本《二十五史》（1），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年，第1177页上。

[22]陈寿：《三国志》卷五二《吴书·顾邵传》，百衲本《二十五史》（1），第1166页上。

[23]同上注。

[24]姚思廉：《梁书》，四部丛刊史部，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涵芬楼借北平图书馆藏宋蜀大字本景印阙卷以涵芬楼藏元明递修本配补，叶十五。

[25]李延寿：《南史》，四部丛刊史部，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涵芬楼景印北平图书馆及自藏元大德刻本，叶九。

[26]周密：《齐东野语》卷四《避讳》，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 1939年，第41页。

[27]陈垣：《史讳举例》卷五《第四十六已废不讳例》，中华书局， 1956年，第79页。按：引文“至明道间，遂复旧”“后崩即复旧”云云似表明古本《名画记》底本当为北宋避章献太后父讳时刻本或写本。暂付于此，待考。

[28]缪荃孙：《艺风藏书续集》卷八《艺术第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第465-466页。

[29]《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卷三《子部·艺术类》，国立“中央”图书馆1948年版，第72页。

[30]张玉范：《

的两种明刻本》，《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5期。

[31]王世贞：《重刻古画苑选小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万历十八年王元贞刻《王氏画苑十卷补遗四卷》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71册影印，第112页。

[32]王世贞：《古法书苑小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九年王元贞刻《王氏书苑十卷补遗十二卷》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71册影印，第430页。

[33]詹景凤：《画苑补遗题词》，《王氏画苑十卷补遗四卷》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71册影印，第323-324页。

[34]詹景凤：《书苑补遗·题辞》，《王氏书苑十卷补遗十二卷》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71册影印，第690页。

[35]贾飞、徐美洁：《王世贞郧阳任上藏书、刻书及创作交游考》，《兰州学刊》， 2015年第2期，第32页。

[36]同注[29] ，第71-72页。

[37]毕斐：《历代名画记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8年，第123-124页。

[38]宿白：《张彦远与

》二《

的流传与整理》，文物出版社， 2008年，第16-17页。刚按：宿先生所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历代名画记》明抄本、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名画记》抄本予并未亲见（委托友朋多方探求亦未果），然宿先生为考古学泰斗，又对古书版刻有深入研究，所述应可信，故录于此，既待异日亲睹明抄，亦希来哲成吾愿景；宿先生认为古本《名画记》为王世贞郧阳刻本，而郧阳刻本又复刻自宋书棚本（盖受张玉范先生之论影响），未安。

[39]该丛书中第一种南齐谢赫撰《古画品录》卷首钤有“北京图书馆藏”印。

[40]谓该丛书当为宋本之原因尚有：其一，行格相同，刻风、字体相近，刻工当为同一批人；其二，该丛书避宋讳例甚多，除上文所述《历代名画记》中者外，如《唐朝名画录》中“廓”“玄”缺末笔，《益州名画录》中“玄”“匡”“帧”缺末笔，《圣朝名画评》中“遘”“廓”“慎”“韝”“講”“購”“雲”“完”“纨”缺末笔等；其三，如上文所述，该丛书中《历代名画记》上钤有“张维芑印”“字诞嘉”收藏印，此二印亦钤于《古画品录》《唐朝名画录》《益州名画录》《米海岳画史》等书上；等等，其他证成该丛书为宋本之证据尚多，此不一一。

来源：美术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