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柄兵器承载的铭文，披露了一阴谋，一扫史书对秦始皇的污蔑

韩桓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46年），即年仅十三岁的秦始皇继位之初。韩桓惠王姬然迫于秦始皇的步步紧逼，派出了一位水利专家郑国出使秦国。提起郑国，大家便立刻想起他的所作所为。原本秉承着韩国桓襄王疲秦大计的他，戏剧性的完成了他的使命，并得到了秦始皇的肯定，也使得韩国得到了一点点的喘息之机。直到韩桓惠王去世后的十六年，韩王安即位的七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始皇才发动真正的灭六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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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秦始皇已经30岁，已然不是曾经随意接受天马行空般谋略的腼腆少年。在他的主持下成功清除仲父吕不韦势力，进而灭除威胁皇权的嫪毐之后，秦始皇毅然成熟起来，成为一名具有雄才大略且心狠手辣的政治家。史书中对于秦始皇最为详细的性格特点，来自于尉缭的一段话评语。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

虽然韩国的疲秦大计被英明如秦始皇转变成为了利民利国的举措。但作为一个可以灌溉数万亩土地，运转到如今的郑国渠，却如同历代史书记载的一般，成为秦始皇背负一生的笑话。所以，按照常理，作为暴君的秦始皇应该在灭除了韩国之后，不仅要将韩裔全部砍杀，而且要挖墓掘坟，暴尸鞭尸，才能雪耻。

关于这一点，在赵国灭亡时表现的最为明显， ”王如邯郸，故与母家有仇怨者皆杀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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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秦始皇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对待献出疲秦大计的已故韩桓襄王相当的礼遇（并没有什么掘坟挖墓的事件被记录下来）。更对这第一个被灭亡的韩王安进行了妥善安排，当了陈地的一地小王。

那秦始皇为什么会放过韩国王侯子弟？

当然，诸如秦始皇手段老辣，政治手段高明。妥善安排韩国诸侯子弟，减弱剩余诸侯国的反抗心等等。其实，韩王安的存活的确有这部分原因含在其中，但在灭齐国之前，韩王安已然因韩国贵族反抗，被牵连遭连坐处死。

所以，秦始皇原本的形象并非是后代儒生用笔描绘出来的形象，而是另一种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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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伍子胥和公子胜为了复仇隐忍十数年，最后得以借兵报仇，从而掘坟鞭尸的。

这件事情在中国古代是不能容忍的，会被史学家大书特书的。不仅如此，已经复仇的伍子胥是被列为逆子贼臣的行列的，永无翻案的可能。虽然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充满了对伍子胥的同情，但依然将伍子胥的后续作为描写的很是详尽。

那如果是秦始皇掘坟刨墓的话，作为曾经有过焚书坑儒这等劣迹的秦始皇，更是会被历代的儒家一再的批判的。即便韩桓襄王多次设计他，以至于推迟了十多年才集聚足够的实力，所以他是有理由掘坟挖墓，鞭尸泄愤，而后攫取深埋墓中宝货的。但是，秦始皇却没有这么做，不是没有借口和能力，而是因为秦始皇的确没有这么做。

近年出土的最为有力直接的证据，莫过于在韩桓惠王墓中出土的一件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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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桓惠王。他所处年代，正是秦始皇强势崛起的初期，在他统治下的韩国，虽然有名相子产打下的武备生产基础，但是困于地窄人稀，越发受到秦国的进攻。为了遏制秦国的进攻频率。先是出台舍弃上党，献于赵国，祸水东移。紧接着研究出了郑国渠这一旷世奇谋，借此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财力。

这件戈，本身平淡无奇，只不过是当时很是平常的武器，但上面记录的一段话，很是关键。尤其是上面的数字，卅（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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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明确写出诸侯的名字，但出土了大量可以表明身份等级的礼器。诸如鼎，簋等。而且上面大多有铭文，如王后，王后宫，太后等字样。据考古专家反推，在韩国历代诸侯王中，只有一位王执政达到三十年这一标准，那就是韩桓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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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韩桓襄王的墓非但没有被大揭顶的掘墓，反而被保护的相当好。至今存在了近三千年。

纵观秦始皇统一后的十年，虽然大量耗费民力，肆意的劳役百姓，但多数是为了抵御和防备匈奴，南越的入侵的。所以，在秦始皇统治期间却是没有发生任何的叛乱，反而给予后来的汉朝打下了政治经济军事基础，使得汉朝有了四百多年的强盛。

只是因为秦始皇的强势武力和焚书坑儒，重用法家的缘故，使得儒生和贵族失去了上升的通道，换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口诛笔伐。

毛主席的一句诗聊聊数字却概括了秦始皇的功过一生，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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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後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