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到底有什么吸引力？竟引得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都想穿越到宋朝

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 947年，契丹攻占开封，灭掉后晋，改国号为大辽。

在宋朝成立之前，辽国已然是一个民族的王朝。而后辽军虽然从河南撤回，但幽云十六州仍在辽朝手里，这对中原王朝是很大的威胁。

在宋之前， 938年大理建国，建都大理，洱海周围是其政治经济中心，疆域范围大体为今云南全境及川西南地区。

大理国的城建、宫室、礼仪与中原汉族没多大区别，文字用汉字，读音用白族人的白语，崇信佛教。大理与内地茶马贸易始终不绝，与宋朝关系密切。

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晚于宋朝立国，但他们早就是割据一方的势力。

唐朝末年，党项首领率军协助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晋爵夏国公，赐姓李，地盘以今宁夏为中心，后向东扩张到陕西北部，向西抵达玉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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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李氏政权与吐蕃争夺河西走廊一线的控制权，对中原各王朝都保持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宋朝建立后，他们与宋的臣属关系更加实际。到李元昊嗣位，西夏也成为一个民族王朝，与宋、辽都发生了战争。

从五代十国到宋代，在今西藏、青海的吐蕃各部，在今新疆的回鹘诸国，基本与中原王朝没有什么联系，各过各的日子，互不干扰。

五代十国以后，民族政权对立的状态延续了300多年。

从民族融合角度看，有些民族的文化经济与汉族社会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结成一个中华民族只是时间问题，如大理白族、契丹族、党项族。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到元末明初基本消失，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融入了汉族社会。

党项族上层深受儒学熏染，但他们一直试图保持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因为有成熟的汉字，西夏文没能使用下去，到元朝灭亡大部分党项人业已汉化。

北方游牧族在此时还在变动之中，契丹被融合了，之后女真族南下，而后蒙古族占据大漠南北。蒙古族、西北民族、吐蕃族与汉民族接连不断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各族之间宗教信仰的趋同和包容，最终形成“五族共和”的局面。

北宋建立不仅面临加强中央集权，局部统一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也用了几十年。外部形势不稳定，而且外部局势一直影响宋朝内政。

“重文抑武”不在于提高文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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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吸取五代以来武人乱政、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教训，从制度上注意抑制将帅，警惕他们拥兵自重。

宋朝建立以来就宽待文官、重用文官，目的之一是为抑制武将。对武将的“猜防” ，导致北宋时期几乎无名将，只出现一个狄青，还不被信任。

南宋没办法才允许张俊、韩世忠、岳飞长期带兵，也因为抑武是国策，所以稍有安定即解除了他们的兵权。

过度“抑武”导致北宋对外战争接连败北。因武将地位不如文官， 80万禁军教头林冲才会被人欺负，连自己老婆都保护不了，实在窝囊。禁军不止80万，但平时训练由枢密院的文官管理，将不专兵，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很差。

过度抑武的弊端显现出来后， “强兵”成为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王安石试图用“将兵法”取代“更戊法” ，将领带兵，常驻军中。尽管改革失败，但可以说明“重武”与“抑武”的矛盾。

“抑武”容易理解， “重文”则不仅在于抑制武将，提高文官地位也不在于级别和工资高。

重视文官更重要的举措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和“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 。

因为放松言路，所以北宋官场好戏连台，皇帝纳谏、朝臣直谏的事多于贞观之治。了解“重文”的重心才能理解传说中的包拯为什么那么敢说敢做，而且竟然没有招引杀身之祸。

赵匡胤虽然出身行伍，但却酷爱读书。他在后周时期有一次随周世宗打淮南，被人揭发私载数车战利品，周世宗下令检查，众人只看到书籍数千卷，世宗不解地问：

“你做将帅应致力于兵甲，要这么多书干吗？”他回答：“做将帅常怕完不成任务，因此多看书，长知识，广见闻，增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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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宗

赵匡胤是个有文化修养的开国君主，他治下的16年虽然没有获得“贞观之治”那样的佳誉，但他的作风和功业与唐太宗相比并不逊色。

他非常注意节俭，皇后曾提议用黄金装饰一下皇帝出入乘坐的轿子，他说：“即使用金银装饰宫殿我也办得到，但是我管理天下财富岂能只为自己享用？那样谁还拥戴你呀？”

他的爱女穿了一件讲究的衣服入宫，他让她不要再穿，说：“公主穿这样的衣服，贵戚们就会争相效仿，助长奢侈之风。 ”

赵匡胤自律节俭，对贪官深恶痛绝，惩处十分严厉。他下令处死的28位贪官，有的级别相当于今中央部级和地方省级，处死都用杖死、凌迟、弃市（闹市处死、尸体示众）等极刑。

后人评论说：“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 ”

宋太祖立国一方面注意防范武人干政，另一方面重用文官。他立下两条规矩，即：“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 。大量史实证明，后来宋朝皇帝都遵守了这两条祖训。

士大夫指做了官的读书人。 “共治天下”就是倚重文官，共定国是。

中央掌管军队调动、招募、供给、训练等军政要务的枢密院，由文官主持；地方州府长官由文官担任，甚至边防重镇也派文官充任一把手。

如果仅仅是赋予文官这些权力，还真不值得称颂。 “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造就的言论宽松，在中国古代史上绝无仅有。

唐太宗善于纳谏主要归结于个人因素，没有法律约束；宋太祖不仅自己宽容豁达，而且将其作为家法约束后世皇帝。

祖宗之法在宋朝具有法定效力，整个宋代很少有士大夫因提不同意见而被砍头的。宋朝316年没有出现外戚干政、宦官专权，宫廷内斗被降低到最低程度。

与唐朝和明朝相比，宋朝多数皇帝都能够节制私欲，没出现暴君。据程民生的研究，宋代宗室十分重视文化修养。

①、这既是太祖喜欢读书形成的家风遗传，很大程度上也受文官政治的影响。文官集团与皇权之间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关系。

尽管文官也要服从服务于皇权，但士大夫也以“正君心”为己任， “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宋代士人的集体理念。寇准曾直言“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天下谓之大忠” 。

②、余英时在论证宋代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时说：“‘以天下为己任’涵蕴着‘士’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处理有直接参预的资格，因此它相当于一种‘公民’意识。 ”

③、这与“重文”政策有直接关系。

“共治天下”与“不杀士大夫”不仅鼓励文官关心朝政、敢于说话，对皇帝也形成约束。

宋朝的“台谏”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是最主要的监察机构。

谏院对朝政遗缺、官员失职等事进行规谏讽喻，是专门提意见的。因为有制度性保证，台谏官很厉害，敢说敢言，约束皇帝，监督宰相，有时集体对抗皇上，有时还与宰相联合对抗皇帝。

宋仁宗要提升张尧佐的官职，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能力平庸却依仗这层关系担任掌管全国财政的要职，再提升实在不像话。

包拯和其他谏官上书阻止。宋仁宗没办法，改命他另任高官，包拯还不罢休，要求仁宗收回成命，仁宗置之不理。

朝会时，包拯率百余名台谏官集体谏诤，仁宗虽怒，但不得不让步。

事情平息后不久，宋仁宗又重新任命张尧佐，包拯领衔再次争辩。张贵妃还为伯父说情，仁宗说：你只管为他要官，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他的唾沫星子都溅到我脸上啦。最终还是皇帝收回成命。

在北宋时，这种事情很多，所以《宋史》中说“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 。因为台谏的存在，皇权专制被降到最低程度。南宋的秦桧将台谏官都换成自己一党，治岳飞于死地，另当别论。

也因为鼓励上书言事，践行言者无罪，所以总有些官员说话不负责任，不计后果，造成因言废事。

范仲淹傻乎乎地告诉皇帝，结党可以为公；说说还不够，欧阳修还上《朋党论》，写成论文给皇帝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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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专制最忌官员结党，结果是这二位自己断送了庆历新政。他们虽然受到处罚，但生活水平没怎么下降。

后来王安石改革闹出点儿乱子，罢相后还给个江宁知府的官衔，他辞官后还有能力购置几百亩田产，自由自在地过了十年“田舍翁”的退休生活。

宋代以后，文官再也没有这样的好日子了。明朝对文官实施“廷杖”要扒下裤子直接打到屁股上，使官员毫无尊严。首辅张居正死后被抄家，还被鞭尸。清朝因言获罪的事例更多，惩罚也更严厉。

宋朝宽松的政治环境古代少有，也令今人羡慕。过去说，自秦以来历代不断强化君主专制，加之宋朝没有实现大统一，对外屡战屡败，因此宋朝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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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回答采访人员问时说：“如果可以穿越，他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 ”

西方人崇尚自由，如果宋朝只是物质生活和自然环境令人羡慕，但没有言论自由，不许随便出书，具有自由传统的英国人还会向往这种生存环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