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时期人口问题初探

近来看到有人在谈论武则天时期经济如何繁荣、人口如何众多，因此写了这篇小文章，探讨一下武则天时期的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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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

一、武则天末期的籍面户口数字

据《唐会要》卷84记载：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七月，户部尚书高履行奏，计户三百八十万。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户部尚书苏瑰奏，计户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

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这50多年间，唐朝籍面户口从380万户增长到615万户，增长235万户。

这条记载，被某些人反复拿来宣传，以证明武则天时期的经济好，人口众多。

但是且慢，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

第一，人口不是一天就增长上去的，而是逐渐积累上去的。

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至弘道元年（公元683年）这30多年是高宗统治时期，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这20多年是武则天掌权时期，也就是说从时间上推算，这235万户的增长，主要功劳要归于高宗，次要功劳才是武则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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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

第二，这615万户，只是籍面户口，而籍面户口与朝廷实际管理的户口是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在有些时期是非常大的。

原因很简单，当某个时期因天灾、战祸和朝廷的经济剥削等原因，人口会有大量死伤和逃亡，而如果朝廷对于逃死的人口不能及时从户口簿籍中剔除，而是继续保留，那就出现了丁口虚挂的问题，即籍面人口与朝廷实际控制人口出现差异。

下面我们就分2个层次来谈谈这个问题，即人口逃亡问题和人口虚挂问题。

二、武则天时期的人口逃亡问题

人口的大量逃亡，可以说是贯穿武则天的整个统治时期。

1、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至永昌元年（公元689年）

早在垂拱初年，人口逃亡问题就已经出现了。据《全唐文》卷211陈子昂“上军国利害事（三条）”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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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

当今天下百姓，虽未穷困，军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养。自剑以南，爰至河、陇、秦、凉之间，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瀛、恒、赵，莫不或被饥荒，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疫死亡，流离分散，十至四五，可谓不安矣。

《资治通鉴》将陈子昂的上疏附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是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向前推五六年，大致是高宗末年突厥复叛的时候，由于饥荒、灾害、战事等原因，导致剑南、河陇、山东、河北等地已经出现了人口流散达到“十至四五”的局面。

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是高宗的责任，与武则天的关系倒是不大，而且在陈子昂上疏的时候，情况已经有所好转，如陈子昂所说， “幸得陛下以仁圣之恩，悯其失业，所在边境有兵战之役，一切且停，遂使穷困之人，尚得与妻子相见，父兄相保，各复其业，获以救穷，人心稍安，殆半年矣，天下可谓幸甚” 。

可见，在垂拱初年，自高宗末年出现的大规模人口逃亡局面得以暂时的缓解。

但是，这种缓解也仅仅是初步缓解而已，因为就在短短数年之后，陈子昂在“谏雅州讨生羌书”（《全唐文》卷212）中提到， “况当今山东饥，关、陇弊，历岁枯旱，人有流亡” ，《资治通鉴》将此事附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可见，在短短数年之内，山东和关陇地区还是出现了人口逃亡的问题。

当然，此时的人口逃亡问题并不别严重，因此陈子昂只是一般性的提出问题，朝廷也并未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2、天授元年（公元690年）至圣历二年（公元699年）

人口逃亡问题到了这一时期变得愈加严重。现将这一时期的相关奏疏列举如下：

（1）据《唐会要》卷85记载，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凤阁舍人李峤上表：

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苟免岁时，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关防，或往来山泽，非直课调虚蠲，阙于恒赋，亦自诱动愚俗，堪为祸患，不可不深虑也。

此时李峤不但将人口逃亡作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提出来，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办法：

臣以为宜令御史督察检校，设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抚之，施权衡以御之，为制限以一之，然后逃亡可还，浮寓可绝。

可见此时人口逃亡已经比较严重了。

（2）据《旧唐书》列传39狄仁杰传记载，神功元年（公元697年），狄仁杰上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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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

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

（3）《全唐文》卷29唐玄宗“置劝农使诏”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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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

当天册神功之时，北狄西戎作梗。大军之後，必有凶年，水旱相仍，逋亡滋甚，自此成弊，於今患之。

《资治通鉴》将此事附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可见，自天册万岁元年（亦即证圣元年，公元695年）至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人口逃亡已非常严重，并一直拖延到开元年间都未完全解决。

（4）局部角度阐述

这一时期的人口逃亡问题，还有部分人从局部角度也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具体数据。

据《旧唐书》列传41张柬之传记载，张柬之于神功初年（公元697年）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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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柬之

剑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余户，见散在彼州，专以掠夺为业。 ……且姚府总管五十七州，巨猾游客，不可胜数。

另据《全唐文》卷211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记载，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五月十四日，陈子昂上表描述四川部分地区的情况：

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馀，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

3、久视元年（公元700年）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

进入武则天统治后期，人口逃亡问题进一步恶化。

据《旧唐书》列传38韦嗣立传记载，韦嗣立上疏：

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

韦嗣立该上疏中提到， “国家自永淳已来，二十余载” ，永淳元年是公元682年，后推20年，是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可见已进入武则天统治的后期。

而此时的情况是，天下户口已经逃亡过半。

这一说法是否有别的证据支撑呢？

《唐代人口问题研究》中提到唐代诗人王梵志的诗《天下浮逃人》有以下2句：

天下浮逃人，不啻多一半。

唐长孺先生在《读王梵志诗偶得》中考证，该诗作于武则天时期。

另据《全唐文》卷372柳芳“食货论”记载，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宇文融括户前夕，户口的逃亡情况是：

人逃役者，多浮寄於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杂於居人者，十一二矣。

即浮逃人口占总人口的10%-20% 。

注意这已是开元十几年的事情了，经过了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的大规模括户和开元初年的休养生息，民众已开始逐渐安定下来，但即便如此，浮逃人口仍然达到了10%-20% ，可见，武则天统治后期的长安年间，人口逃亡过半，恐怕并无过分的夸张。

实际上，人口的大规模逃亡问题，也已经引起了武则天的重视，并开始进行大规模搜括逃户。

据《新唐书》列传50苏瑰传记载：

时十道使括天下亡户，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县旁州，更相庾蔽。

据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分析，吐鲁番文件中有一份关于逃户的文件，其中明确提到“括户采访使” ，而文件日期是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三月。唐长孺先生认为，十道使括天下亡户，当在长安三年（公元703年）。

综合以上情况分析，人口逃亡问题，贯穿于武则天统治的整个时期，而且愈演愈烈。

三、武则天时期的人口虚挂问题

上面分析了武则天时期的人口逃亡问题，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如果朝廷能及时剔除逃亡的人口，那么，籍面记载的615万户就不包括逃亡人口。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

笔者认为，实际情况糟糕的多，武则天时期伴随着人口逃亡，还存在严重的人口虚挂的问题。

（一）以出土文书证明人口虚挂问题

关于人口虚挂问题，冻国栋先生在《关于唐代前期的丁口虚挂——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中进行了详细分析。现摘录该文引用的几段出土文书记载：

1、吐鲁番阿斯塔那184号墓出土《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帐后西州柳中县康安住等户籍》记载：康安住，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疏勒道行没落；弟安定，垂拱元年（公元685年）金山道没落；弟安义，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疏勒道*** 。

2、《武周天授三年（公元692年）西州籍》记载：男那你盆，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帐后死；女迦勒，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帐后死。

3、《武周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记载：夫邯屯屯，圣历三年（公元700年）帐后死；男长命，圣历三年（公元700年）帐后死；父师，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帐后死；母汜，圣历三年（公元700年）帐后死。

通过这些文书残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已死的人口，本应迅速除籍，但最长的居然近30年不曾除籍，据冻国栋先生考证，从目前出土的文书来看，这种现象始于武则天时期，太宗和高宗时期的出土文书中未发现这种现象。

（二）虚挂人口推算

结合武则天时期人口逃亡和人口虚挂的问题，我们大致推测一下武则天时期朝廷实际控制的人口。

1、根据韦嗣立和柳芳的文章推算

上文提到，韦嗣立在上疏中说人口逃亡过半，我们姑且算作50% ，柳芳说开元早期人口逃亡10%-20% ，折中考虑，按30%计。

当时籍面人口为615万户，乘以30% ，则有大约180万户属于户口逃死而籍面不除的情况，扣除这一数字，朝廷实际控制的人口只有大约430万户，将此数字与50年前的380万户相比，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口增长是比较缓慢的。

2、根据庸调收入验证

这种推算是否合理呢？笔者通过对当时庸调年收入的情况进行验证。

（1）太宗贞观年间情况

先看贞观早年的庸调收入。

据《旧唐书》列传20戴胄传记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戴胄上表：

今丧乱已后，户口凋残，每岁纳租，未实仓禀。随即出给，才供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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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胄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戴胄上表：

军国所须，皆资府库，布绢所出，岁过百万。丁既役尽，赋调不减，费用不止，帑藏其虚。

通过以上2条记载，可以看出，在贞观初年，唐朝每年的庸调收入大约是100万匹绢，而每年大致是收支平衡， “随即出给，才供当年” ，即每年的财政支出大约也是100万匹绢。

根据翁俊雄所著《唐初期政区与人口》一书的分析，按贞观十三年户口大簿记载，当时全国户口为300万户， 1200多万口，平均每户约4人。

当然，这些户口并不都需要纳税，而是区分为课户和不课户，至于课户的比例，可参照天宝年间的比例，据《通典》食货典记载， “（天宝）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应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一，应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 ，课户所占比例约为60% 。

据此推算，贞观十三年，全国课户约为180万户，假设每户一丁，唐朝当时的租庸调制度规定，每丁每年纳绢二丈（《唐代财政史稿》），则180万丁每年需缴纳绢360万丈，按四丈一匹计算，计绢90万匹，考虑到课户不可能每户只有一丁，因此90万匹的计算偏于保守，实际上可能会比90万匹稍多，而这正与上文引用的戴胄的岁收支绢100万匹的记载基本吻合。

这可以说明，贞观十三年的这300万户人口的统计，是比较准确的，基本不存在人口虚挂的问题。

（2）高宗永徽初年的情况

永徽初年紧承贞观，因此人口虚挂的问题同样并不严重。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人口380万户，按60%计算，课户约230万户，按每户一丁、每丁每年绢二丈（半匹）推算，每年收绢115万匹。

（3）武则天末期的情况

据《全唐文》卷236韦嗣立的“请减滥食封邑疏”记载：

臣窃见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略问户部，云用六十馀万丁。一丁两匹，即是一百二十万已上匹。臣顷在太府，知每年庸调绢数，多不过百万，少则七八十万已来，比诸封家所入全少。倘有虫霜旱潦，曾不半在，国家支供，何以取给？

《旧唐书》列传38记载， “及承庆卒，（嗣立）代为黄门侍郎，转太府卿” ，而《韦承庆墓志》记载韦承庆卒于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则韦嗣立担任太府卿大约也在神龙二年（公元706年），虽然已进入中宗时期，但是距离武则天统治时期很近，此时的财政情况可以反映武则天统治末期的情况。

那么当时的财政情况如何呢？

当时每年的庸调绢数仅为70万至100万匹，当然，根据韦嗣立后面提到的“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请受，不得辄自徵催，则必免侵渔，人冀苏息” ，可见当时食实封的家族收取的庸调不经过太府，而是直接征收，因此，计算人口时，这部分绢数需要加进来。

关于这部分庸调的数量，韦嗣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出现了计算错误，当时调的征收标准是绢二丈，而不是绢二匹，对此，李锦绣所著《唐代财政史稿》进行了专门辨析，因此，食实封的家族拿走的是120万丈，即30万匹，而不是韦嗣立说的120万匹。两项合计，每年的庸调绢数约为100万至130万匹，我们姑且按最高额130万匹计算，以每丁每年纳绢二丈（半匹）计算，当时朝廷有丁260万口，据《资治通鉴》记载，神龙元年有户615万，口3700万，每户有6口，比贞观十三年的每户4口增加了50% ，如果假设贞观年间课户每户1丁，则武则天末期当为每户1.5丁，据此推算，当时的课户仅为约170万户，而按照60%的比例推算，当时朝廷控制的实际人口仅仅为280-290万户，不到籍面户口的一半，还达不到贞观十三年的水平，与上文韦嗣立说的“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判断基本一致。即便仍然按照每户1丁匡算，则课户约为260万户，按60%推算，朝廷实际控制的全国人口也仅仅为约430万户，与上文按照折中的30%逃户比例推算的数字基本一致。

为方便大家比对，特做简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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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起见，上表一律按照每户一丁计算。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武则天末期，在籍面615万户的背后，唐朝实际控制的人口下降到了什么程度，进而看到当时人口逃亡严重到了什么程度。而据此，我们也可以认真思考一下，武则天时期的经济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以上是我关于武则天时期人口问题的一点看法，欢迎大家讨论。

如对唐朝历史感兴趣，请关注我，继续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