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和荣禄：满清最后的能臣和权臣

文祥和荣禄：满清最后的能臣和权臣// //

文 | 羽戈

肃顺有一句名言，叫“咱们旗人浑蛋多” ，这在晚清，的确写实。不过八旗子弟并非遍地浑蛋，还是有些出类拔萃的人物。譬如敢于贬斥同胞的肃顺，肃顺的政敌文祥，文祥的搭档宝鋆，以及文祥所提携的荣禄等。倘论才具，给这些人排排坐，有人会说肃顺第一，我则以为文祥居首，相比而言，肃顺是权臣，文祥则是能臣，权臣志在权柄，能臣志在国民，终究是后者道高一丈。

可惜，对今人而言，文祥的知名度，漫说相比肃顺，只怕还不如荣禄。如果说荣禄被低估，文祥简直被漠视。现在说起同光中兴，计勋行赏，往往归功于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在中央的领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在地方的推进，文祥、宝鋆、沈桂芬等军机大臣的名字，却不幸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事实上，同治年间，慈禧尚未独揽大权，加之“才地平常” ， “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 ”这是1869年初曾国藩的观感。他还指出，奕訢“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 ，故而需人辅佐。宝鋆的说法可为呼应：“恭邸聪明，却不可及，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民间疾苦究未能周知。事遇疑难时，还是我们几个人代为主持也。 ”（何刚德《春明梦录》）“我们几个人” ，即指文祥、宝鋆和沈桂芬。梁启超《李鸿章传》干脆把彼时之军机处命名为“文祥、沈桂芬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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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祥

文祥的品行、才干、胸怀都是一流，最难得的是他的视野。若把历史比作长河，每个时代都有其潮流，所谓先行者，即在“预流” ，预知、引领时代的方向。文祥的时代，潮流便是今人耳熟能详的“开眼看世界” 。

张之洞《劝学篇》曾列出“开眼看世界”的政治谱系，一是“译《四洲志》《万国史略》”的林则徐，二是“遣学生出洋”的曾国藩，三即“创同文馆，遣驻使，编西学各书”的文祥，此外， “议兴海防，练兵造船” ，皆由文祥发起（金梁《四朝轶闻》）。

要言之，文祥正是驰骋于那个时代最前沿的人，甚至他的视线，已经超越了洋务运动所致力的器物之变，而触及制度之变。其死前一年所上《密陈大计疏》云：“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 ……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 ”对此，袁伟时称之为“中国最高领导层第一次议论吸取民主宪政制度的精神，改进本国的施政” ，《清史稿》则云：“……晚年密陈大计，於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 ”

只是先行者的价值，大多由后世证成、发扬，在他们所出没的时代，常常形影相吊，争议不绝，甚至举国欲杀，身名俱裂。曲折是他们的遭际，孤独是他们的命运。洋务运动发轫之时， “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充塞于朝野，不惟不信不学，且诟病焉”（张之洞《劝学篇》）， “开眼看世界”的人，无一能逃脱骂名。挨骂最惨的首推与文祥同龄的外交家郭嵩焘，一度沦为“国家公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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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嵩焘

我读高中的时候，教历史的文老师提及奕訢，必称其绰号“鬼子六”（奕訢排行第六），他所主持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则被唤作“鬼使” 。由这些细节，可知舆情；由这般舆情，可知政局。

基于此，哪怕文祥的眼光远远落到了制度之变，所能着手的却也只能是器物之变，甚至于器物一节，师夷长技以制夷，实行起来都举步维艰。《清史稿》云“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 ，恰是文祥处境的写照。

用现在的话讲，文祥可谓同光中兴的总设计师，《清史稿》称其为“中兴枢臣之冠” 。他的命运与大清的国运牢牢捆绑，他的遭遇正折射了洋务运动的困境。他死后，张之洞哭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诗·大雅·瞻印》）这不是什么客套话。近世以来，要说哪个满人，能够挽救坍塌的大清，也许唯有文祥。

在同时代人交口称誉之下，曾国藩对文祥的两点批评，便显得难能可贵：一是“规模狭隘” ，这一点见仁见智；二是“不知求人自辅” ，其实，文祥固然不像宝鋆、沈桂芬那样爱拉帮结派，还是培养了自己的班底，只不过他赏识的人，难入曾国藩法眼，这些人中，汉人可推李鸿藻，满人便是荣禄。

这里且说一段轶事。据祁景颐《?谷亭随笔》，李鸿藻与荣禄相识，即在文祥家中。文祥去世之后，李鸿藻挽联云：“共济溯同舟，直谅多闻，此后更谁能益我；中流凭砥柱，公忠体国，方今何可少斯人。 ”待李鸿藻去世，荣禄遂把这副挽联照抄一遍，还施其人。这三人的交情，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无论李鸿藻还是荣禄的才具，甚至把他们两个加起来，恐怕都无法比肩文祥。祁景颐说李鸿藻“才识短浅” ，荣禄亦复如是，观其履历，文官也做过，武官也做过，然而文韬武略，都不在行，而且他做官，一来手脚不大干净，二来对慈禧一味逢迎，与文祥的“正色立朝”“清操绝人”“力任艰巨，公而忘私”相比，判若霄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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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禄

那么，文祥看错人了么，如翁同龢批评他缺乏知人之明？实则荣禄正有其长处，他的大局观和世界眼光，在那一代满人当中，几乎独一无二。不妨拿他的政敌刚毅作为对照：刚毅仇视汉人，荣禄不分满汉，唯才是举；刚毅敌视洋人，荣禄虽不通洋务，却能以开放的心态，善待列强。

常看足球的朋友，大概听过一种说法：有些球员，在场上踢球的时候，从不显山露水，一旦缺席，球队立马失控，其价值由此显现。此说正适用于荣禄。他入军机处，执掌朝政，前后只有五年（1898-1903），这期间，难说他有什么惊艳的表现。

然而，庚子年（1900）三月到五月，他一来生病不能行动，二来受刚毅排挤，被迫疏离于朝政，恰于此际，在载漪、刚毅等人的主持之下，朝廷与义和团合流，沆瀣一气，酿成祸端。此后他抱病上朝，主张剿办义和团，然而大势已去，无力回天。

庚子国难，由此铸成，一大因素，即荣禄在关节点上的缺席。他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有所为，而是体现在有所不为；也许他不知一个国家应该做什么，却深知不该做什么。由他执政，国事未必会好转，起码不会太糟糕。

?如果说文祥决定了晚清的上限，那么荣禄则在捍卫晚清的下限。

不幸的是，对文祥而言，时不我与，病入膏肓的晚清并未在他手上达到上限，同光中兴有如一场稍纵即逝的政治春梦；对荣禄而言，命运多舛，他崛起虽早，执政却晚，衰病之年，暮气缠身，根本无力施为，只能苟延残喘。

更不幸的是，正如张之洞以“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哀悼文祥，陈夔龙亦以此语哀悼荣禄，并感慨“文忠没而国运亦沦夷” ，荣禄死后，大清王朝连下限都难以维护，不出十年便跌入谷底，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