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和荣禄:满清最后的能臣和权臣


文祥和荣禄:满清最后的能臣和权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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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羽戈

肃顺有一句名言 , 叫“咱们旗人浑蛋多” , 这在晚清 , 的确写实 。 不过八旗子弟并非遍地浑蛋 , 还是有些出类拔萃的人物 。 譬如敢于贬斥同胞的肃顺 , 肃顺的政敌文祥 , 文祥的搭档宝鋆 , 以及文祥所提携的荣禄等 。 倘论才具 , 给这些人排排坐 , 有人会说肃顺第一 , 我则以为文祥居首 , 相比而言 , 肃顺是权臣 , 文祥则是能臣 , 权臣志在权柄 , 能臣志在国民 , 终究是后者道高一丈 。

可惜 , 对今人而言 , 文祥的知名度 , 漫说相比肃顺 , 只怕还不如荣禄 。 如果说荣禄被低估 , 文祥简直被漠视 。 现在说起同光中兴 , 计勋行赏 , 往往归功于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在中央的领导 ,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在地方的推进 , 文祥、宝鋆、沈桂芬等军机大臣的名字 , 却不幸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

事实上 , 同治年间 , 慈禧尚未独揽大权 , 加之“才地平常” , “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 , 权过人主 。 ”这是1869年初曾国藩的观感 。 他还指出 , 奕訢“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 , 故而需人辅佐 。 宝鋆的说法可为呼应:“恭邸聪明 , 却不可及 , 但生于深宫之中 , 长于阿保之手 , 民间疾苦究未能周知 。 事遇疑难时 , 还是我们几个人代为主持也 。 ”(何刚德《春明梦录》)“我们几个人” , 即指文祥、宝鋆和沈桂芬 。 梁启超《李鸿章传》干脆把彼时之军机处命名为“文祥、沈桂芬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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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祥

文祥的品行、才干、胸怀都是一流 , 最难得的是他的视野 。 若把历史比作长河 , 每个时代都有其潮流 , 所谓先行者 , 即在“预流” , 预知、引领时代的方向 。 文祥的时代 , 潮流便是今人耳熟能详的“开眼看世界” 。

张之洞《劝学篇》曾列出“开眼看世界”的政治谱系 , 一是“译《四洲志》《万国史略》”的林则徐 , 二是“遣学生出洋”的曾国藩 , 三即“创同文馆 , 遣驻使 , 编西学各书”的文祥 , 此外 , “议兴海防 , 练兵造船” , 皆由文祥发起(金梁《四朝轶闻》) 。

要言之 , 文祥正是驰骋于那个时代最前沿的人 , 甚至他的视线 , 已经超越了洋务运动所致力的器物之变 , 而触及制度之变 。 其死前一年所上《密陈大计疏》云:“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 , 未知政治 , 然其国中偶有动作 , 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 , 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 , 所谓谋及庶人也 。 议之可行则行 , 否则止 , 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 。 自治其国以此 , 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 。 ……中国天泽分严 , 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 , 势有难行 , 而义可采取 。 ”对此 , 袁伟时称之为“中国最高领导层第一次议论吸取民主宪政制度的精神 , 改进本国的施政” , 《清史稿》则云:“……晚年密陈大计 , 於数十年驭外得失 , 洞如观火 , 一代兴亡之龟鉴也 。 ”

只是先行者的价值 , 大多由后世证成、发扬 , 在他们所出没的时代 , 常常形影相吊 , 争议不绝 , 甚至举国欲杀 , 身名俱裂 。 曲折是他们的遭际 , 孤独是他们的命运 。 洋务运动发轫之时 , “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充塞于朝野 , 不惟不信不学 , 且诟病焉”(张之洞《劝学篇》) , “开眼看世界”的人 , 无一能逃脱骂名 。 挨骂最惨的首推与文祥同龄的外交家郭嵩焘 , 一度沦为“国家公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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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嵩焘

我读高中的时候 , 教历史的文老师提及奕訢 , 必称其绰号“鬼子六”(奕訢排行第六) , 他所主持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则被唤作“鬼使” 。 由这些细节 , 可知舆情;由这般舆情 , 可知政局 。

基于此 , 哪怕文祥的眼光远远落到了制度之变 , 所能着手的却也只能是器物之变 , 甚至于器物一节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实行起来都举步维艰 。 《清史稿》云“朝议未一 , 犹不能尽其规略” , 恰是文祥处境的写照 。

用现在的话讲 , 文祥可谓同光中兴的总设计师 , 《清史稿》称其为“中兴枢臣之冠” 。 他的命运与大清的国运牢牢捆绑 , 他的遭遇正折射了洋务运动的困境 。 他死后 , 张之洞哭道:“人之云亡 , 邦国殄瘁!”(《诗·大雅·瞻印》)这不是什么客套话 。 近世以来 , 要说哪个满人 , 能够挽救坍塌的大清 , 也许唯有文祥 。

在同时代人交口称誉之下 , 曾国藩对文祥的两点批评 , 便显得难能可贵:一是“规模狭隘” , 这一点见仁见智;二是“不知求人自辅” , 其实 , 文祥固然不像宝鋆、沈桂芬那样爱拉帮结派 , 还是培养了自己的班底 , 只不过他赏识的人 , 难入曾国藩法眼 , 这些人中 , 汉人可推李鸿藻 , 满人便是荣禄 。

这里且说一段轶事 。 据祁景颐《?谷亭随笔》 , 李鸿藻与荣禄相识 , 即在文祥家中 。 文祥去世之后 , 李鸿藻挽联云:“共济溯同舟 , 直谅多闻 , 此后更谁能益我;中流凭砥柱 , 公忠体国 , 方今何可少斯人 。 ”待李鸿藻去世 , 荣禄遂把这副挽联照抄一遍 , 还施其人 。 这三人的交情 , 于此可见一斑 。

不过 , 无论李鸿藻还是荣禄的才具 , 甚至把他们两个加起来 , 恐怕都无法比肩文祥 。 祁景颐说李鸿藻“才识短浅” , 荣禄亦复如是 , 观其履历 , 文官也做过 , 武官也做过 , 然而文韬武略 , 都不在行 , 而且他做官 , 一来手脚不大干净 , 二来对慈禧一味逢迎 , 与文祥的“正色立朝”“清操绝人”“力任艰巨 , 公而忘私”相比 , 判若霄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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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禄

那么 , 文祥看错人了么 , 如翁同龢批评他缺乏知人之明?实则荣禄正有其长处 , 他的大局观和世界眼光 , 在那一代满人当中 , 几乎独一无二 。 不妨拿他的政敌刚毅作为对照:刚毅仇视汉人 , 荣禄不分满汉 , 唯才是举;刚毅敌视洋人 , 荣禄虽不通洋务 , 却能以开放的心态 , 善待列强 。

常看足球的朋友 , 大概听过一种说法:有些球员 , 在场上踢球的时候 , 从不显山露水 , 一旦缺席 , 球队立马失控 , 其价值由此显现 。 此说正适用于荣禄 。 他入军机处 , 执掌朝政 , 前后只有五年(1898-1903) , 这期间 , 难说他有什么惊艳的表现 。

然而 , 庚子年(1900)三月到五月 , 他一来生病不能行动 , 二来受刚毅排挤 , 被迫疏离于朝政 , 恰于此际 , 在载漪、刚毅等人的主持之下 , 朝廷与义和团合流 , 沆瀣一气 , 酿成祸端 。 此后他抱病上朝 , 主张剿办义和团 , 然而大势已去 , 无力回天 。

庚子国难 , 由此铸成 , 一大因素 , 即荣禄在关节点上的缺席 。 他的价值 , 不是体现在有所为 , 而是体现在有所不为;也许他不知一个国家应该做什么 , 却深知不该做什么 。 由他执政 , 国事未必会好转 , 起码不会太糟糕 。

?如果说文祥决定了晚清的上限 , 那么荣禄则在捍卫晚清的下限 。

不幸的是 , 对文祥而言 , 时不我与 , 病入膏肓的晚清并未在他手上达到上限 , 同光中兴有如一场稍纵即逝的政治春梦;对荣禄而言 , 命运多舛 , 他崛起虽早 , 执政却晚 , 衰病之年 , 暮气缠身 , 根本无力施为 , 只能苟延残喘 。

更不幸的是 , 正如张之洞以“人之云亡 , 邦国殄瘁”哀悼文祥 , 陈夔龙亦以此语哀悼荣禄 , 并感慨“文忠没而国运亦沦夷” , 荣禄死后 , 大清王朝连下限都难以维护 , 不出十年便跌入谷底 , 呜呼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