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通史，《资治通鉴》为什么以三家分晋为全书的开篇？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这段上启黄帝，下至今日的漫长岁月被我们称为上下五千年。今天我们能够自豪的宣称这段悠久的文明岁月冠绝所有民族，这份自豪得益于黄帝时期就出现的一个官职，这个官职就是史官。黄帝设立史官结束了漫长的口耳相传的神话时期，中国正式进入了信史时代，这份信史有多么珍贵呢？可以这样说，当虞、夏、商都已经泯灭在岁月的长河，无论是文字还是遗址都已经不可考的时候，《史记》却还为我们清晰的提供着这段时期的世系谱。当商朝的甲骨文被发掘解读后，上面记载的商朝君王世系谱与《史记》上无比吻合，在这不经意之间见证了文明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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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旧本—斑驳的岁月

漫长的文明岁月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史书，这些史书包含着官方正史和民间野史，彼此相互验证。官方修的正史自然不必言说，这部分史书可靠性是最高的，基本上包含了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俗风情，但是由于继承了《史记》的修史方式，内容过于散乱，在保证真实性的同时内容过于支离破碎，一件事情可能被分列在很多地方，修改和整合都较为麻烦。因此在古代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宋代完成了史书的汇编，司马光穷尽毕生心血完成了这部横跨十六个朝代，一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资治通鉴》，在完成史书的编撰两年后就因为心血耗尽而亡。本人出于对历史的喜爱，在读完《史记》后，感觉纪传体编史导致内容过于散乱，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很难有全面的了解，于是就放弃购买剩余二十六部史书，转而购买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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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

《资治通鉴》是我国著名的编年体史书，由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依据正史，博采二百二十二种杂史，历时十九年编撰而成，既然不只是司马光一人编撰而成，那为什么只有司马光署名呢？原来司马光的助手们只负责对史料的收集，比如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这些人分工合作，确保了史料的真实可靠，为这部史书的编撰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后这些史料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史料的取舍和历史事件的褒贬都由司马光一个人完成，这也是司马光被誉为仅次于孔孟的儒家第三位圣人的原因。中国的历史记载是从黄帝时期开始的，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的《史记》就是以五帝本纪作为全书的开篇，那么司马光为何不从黄帝时期写起，反而以三家分晋作为全书的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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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开端— 三家分晋

第一个原因就是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出发点。司马光当官时期正好赶上王安石发起变法，当时社会矛盾尖锐，国家积贫积弱，已经有了亡国征兆，像王安石这样的有识之士决定仿效当年的商鞅实行变法，作为儒家子弟竟然喊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王安石在获得宋神宗的支持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变法，将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等人贬出中央，司马光正是在退居洛阳的十五年内完成了《资治通鉴》的大部分内容编撰。作为一位史学家，面对国家剧烈变动的时候提出了回顾历史，总结国家的兴亡得失。在看到王安石借助君王的权威，大规模贬斥官员，任用私人，更改祖宗法度，就以三家分晋作为全书的开端，韩、赵、魏三家作为国君的大臣，不仅没有起到辅助君主的作用，还将国家权利篡夺在手中，将君主驱赶到一边，分割国君的土地，这种行为本来就是大逆不道的举动，而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不仅不号召诸侯一起消灭这三家，反而将这三家列为诸侯，此后周天子的权威完全丧失，彻底沦落为一个普通的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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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列韩赵魏为诸侯、赐礼器

周天子的国土面积跟小国一样大，但是当年楚王问鼎中原的时候，周天子一句“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将楚王吓得赶快跑回老家了。当周天子将三家列为诸侯后，列国纷纷称王，周天子五世就亡国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呢？就是在于周天子自己破坏了尊卑秩序，将名分与礼器授予破坏尊卑秩序的韩赵魏三家，名分与礼器是国之重器，不可轻易授予。这也是为什么商鞅变法后被秦惠文王车裂的原因，因为秦孝公授予商鞅只有君主才能掌握的实际权力，在名分上被赐予商君的名号，秦国百姓可能不知道新任君主是谁，但是一定知道商君是谁，这样的一个人已经有了篡位的可能性。司马光以三家分晋为开端，提醒君主祖宗法度不可以轻易改变，授予大臣以君王的权力导致君臣易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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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

第二个原因就是司马光对《左传》的崇拜。司马光年轻时就十分喜爱《左传》，《左传》以《春秋》为底本，内容包含了东周前期二百五十四年间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基本上涵盖了春秋时期。《左传》的特点就是编年体和评论，这两点在《资治通鉴》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都有相应的评论，《左传》记载的内容在三家分晋前截止了，而司马光从三家分晋开始记载，体现了司马光接续《左传》的雄心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