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谈起：为什么更先进的文明，容易被游牧民族打败

《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推断，公元1000年时北宋的人均GDP达到了450美元，靖康之难前人口已经超过一亿。而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1979年时仅为423美元， 1978年时还不及400美元，直到1980年时人均GDP才达到了468美元，堪堪超过公元1000年时的水平。

北宋除了经济发达，科教方面也是令人震惊的领先。经济繁荣下北宋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大科学家沈括发现了石油，并断定其日后必有大用；，尤其是这一时期由毕昇发明的活版印刷术，大大降低了教育成本，以至于毕昇死后300年，欧洲人居然有了推行义务教育的条件，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文明突破，为人类彻底走向工业文明打下了基础。

但是公元1127年，坐拥财富盛极一时、科技水平闪耀古今的北宋王朝得到两位皇帝宋徽宗和总钦宗两位皇帝却被金国俘虏。而且此前百年，北宋也始终被北方游牧民族欺负，面对先后来自辽国和金国的军事压力，这个富裕而先进的王朝很难组织有效反击。连西北的小国西夏，竟然也常年享受来自北宋的岁币。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北宋王朝的灭亡没有太大的偶然性，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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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情况并不特殊，在工业革命之前，先进文明面对落后文明被动挨打的情况非常普遍：在非洲、欧洲和亚洲，古埃及、古印度、古雅典、古罗马等，都曾经创造了盛极一时的文明，但是这些文明都被来自落后民族的“野蛮人”在军事上击败，甚至导致文明消失。如果结合北宋王朝的灭亡，这些发生在古代的“野蛮人”战胜“文明人”的故事，往往会有一些共同特点。

先天：先进文明往往起源于暖湿之地，游牧民族多来自亚寒带，在冷兵器时代存在天然军事差距

曾经率领开封居民力拒金兵的北宋名臣李纲，南宋建立之初，被高宗赵构任命为相。李纲提出的恢复中原国土的办法主要有三点：“募兵、买马、全民出财” 。谏议大夫宋齐愈认为，金国作为敌人不会出售战马的前提下，西北价格昂贵，而且北方被金国控制，战马无法安全运输到长江以南。

宋朝自身并非不能饲养马匹，但温带和亚热带的马因为矮小，速度慢，冲击力不足，不适合做战马；另一方面，宋朝治下的百姓长期安居乐业，只要勤于耕种就能够吃上饭，他们不需要向北方游牧民族一样整日充满危机感，所以宋民对于旷日持久的战争状态并不适应。因此李纲想要“募兵、全民出财”根本做不到，如果做得不好反而会引火烧身，危急统治。同理，古代埃及、罗马等地，与古代中国的情况很相似，温暖湿润的环境中虽然能够建立起非常优秀的文明，优越的生活却让民众缺乏外患意识。历史上古埃及、古印度在灭亡时，基本没有进行抵抗。

另一方面，这些古老文明所在地区同样不适合饲养战马，所以当游牧的波斯民族抵达埃及，当游牧的日耳曼人进攻罗马，当游牧的女真人包围开封，他们的骑兵不仅拥有巨大的冲击力，而且机动性极高，行军上飘忽不定，列阵时又可以更快集中优势兵力，形成了军事上的极大优势。绝对不能忽视马匹在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我们看到，印度出产象兵，所以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凭借他“龙骑兵”纵横数千里，四大文明古国霸占其二，到了印度就戛然而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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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庞大财富的积累让统治者安逸，国家容易耗于内斗

文明发展，财富积累的多了，统治者会滋生腐败，不思进取。早在“澶渊之盟”的时候，北宋就承诺给辽的岁币是30万，事实上后来这个数字又被北宋自己谈到了50万。金国大军第一次包围开封时（靖康之难前金兵曾经包围开封，后撤兵），李纲领兵据守，金兵进退两难，宋钦宗居然派出宰相李棁去谈判，这个李棁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浪子宰相” ，不仅在蹴鞠水平上与高俅不相上下，而且还会自己填词谱曲，如果只论才艺，在我国历史上的宰相中当是数一数二的。《宋史》中记载此次谈判，李棁跪在金营跪着不敢喘息，同意了对方的全部条件：

“黄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娟100万匹，牛马各万匹等等”

彼时宋徽宗已经逃到南方，宋钦宗让官兵向民间索要金银，皇宫中的金银也全部拿了出来，甚至有宰相把金腰带解了下来。开封全城凑齐了30万两黄金， 1000多万两白银，根据当时的重量计算， 1两大约是60克，金银大体兑换率为1：15（《中国大历史》），，仅一个开封城大家就凑齐了100多万吨的黄金。今天的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全国的黄金储备也不过在几百万吨而已。

这足以直接证明北宋的发展水平，然而北宋虽然坐拥庞大的GDP ，财富却都被供给了北方游牧民族。这些财富在彼时不仅不能够帮助北宋转换为抵御外族入侵的战力，反而因为财富对这些游牧民族的持续输入，使得辽、金国力越来越强，成为了北宋自身灭国的帮凶。这样的情况下，民众苦不堪言，军队也没有投入。辽国刚刚灭亡的时候，因为军饷有限，只能给投降过来的辽国汉族将士吃新米，宋朝本土的将士只能吃发霉的米，结果导致边兵内讧，本土兵欲杀辽降兵，辽降兵无奈投金，后来多次成为进攻中原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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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促成了这些“岁币”、“赔款”的谈判者徽宗、钦宗、李棁等人，却依然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思进取的氛围形成，危险意识就越来越淡薄。

物质丰厚的社会，围绕这些财富以及其基础上的名望、地位，更容易产生内讧。《韩非子·五蠹》中说，尧舜禹时，大家互相谦让王位，是因为物质不发达，到了他的时代，即使是县令有朝一日死掉，所留的财富也足够让子孙享用，所以不可能不再去争权夺利了。当财富稀少的时候，大家的私心可能并不明显，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各种的争夺。

而事实上，我国历史上所有的游牧民族成功南下，都是以中原内讧或者大乱为前提的：西晋有八王之乱，明朝有党争，更有农民起义。而北宋年间，各类农民起义不绝，而朝臣们的内斗也是愈演愈烈，皇帝对大臣们的防范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1126年宋将种师中（即《水浒传》中的小种经略，其兄种师道即老种经略）奉命解太原之围，最初对金兵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朝廷承诺的给将士们的奖励却迟迟不能到达，将士们几欲逃走，最后甚至连粮草也不能供应，种师中无奈之下只能贸然寻求与金兵决战，进退不得的情况下力战而亡。

宋朝对于武将的防范达到了巅峰， “主忧臣惧”怎能作战，在外作战的武将对粮草等各方面调度毫无办法，而朝廷以及地方同僚们多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若有前隙更是伺机报复。皇帝防范自家武将投入的精力远胜于防御外敌，这种情况下，一幢高楼看似雄伟，世界上里面已经烂掉了。

而这似乎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古埃及和古罗马到了后期，上层奢靡无度，古埃及的内部争夺最后形成了南北朝，而古罗马的内斗也让国家分裂为东西罗马。所以看似远远要弱于他们的波斯人、突厥人、日耳曼人，每日乘坐马背，逐水草牧羊，饥饿问题都难以解决，却只需要在那些先进的文明体系内部斗争你死我活的时候，轻轻的吹一口气，就可以把数千年文明付之一炬。

规律：民族主义概念未诞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是文明发展的必经阶段，属于历史规律

我国的初中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曹刿论战》，其中谈到国家之间的战争应该是“肉食者谋之” 。 “亚圣”孟子讲“民贵君轻” ，表示“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 ，君主只要做的不好，就可以换掉。中国古人认为，只要善待百姓，谁当皇帝都是一样的，不分民族。

所以古代人并没有浓厚的国家民族观念，比如靖康之役前，金国进攻开封的先锋军队2000骑兵，主要都是以辽旧将郭药师的汉族军队为主。这支军队先后代表辽、宋、金作战，战斗力皆凶猛；《宋史·种师道传》记载，金兵围攻开封，宰相李邦彦没有及时疏散附近的百姓，开封附近百姓就在宋朝都城眼皮下面为金兵修筑防御工事，修理攻城机械，至于宋、金谁当皇帝，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

直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大思想家顾炎武才提出了初步的民族主义概念，他指出“亡国”和“亡天下”是有区别的，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虽说“民贵君轻” ，可外族入侵，又如何能做到善待其民？而欧洲的民族意识觉醒，普遍认为也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才开始的。从这以后，拥有先进文明的国家和民族才学会了团结起来，抵御落后文明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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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背景下，游牧民族对先进文明的入侵，被普通人视为普通的贵族战争，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次与自身极度相关的战争，冷漠视之。从这个角度看，游牧民族南下绝对不能视为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胜利，只能说是腐朽贵族们的失败罢了。

当人类历史发展到18世纪，先进文明的自我保护机制开始完善起来。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一章第一句话，提出“君主和国家义务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护社会安全，使它不至于遭受来自其他独立社会的压迫和侵犯。 ”也就是说，在对抗外来落后文明的野蛮侵犯时，不仅民众要有民族意识，而君主和国家也需要有民族意识，而且有义务唤醒和运用这种社会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