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降宁国府基层区划演变及其社会治理（上）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明清以降宁国府基层区划演变及其社会治理（上）

李甜

第525期

作为传统社会基层制度的都图里甲体系，在政府推行下发展为明清时期重要的社会控制模式。这一体系发轫并成熟于江南地区，当朝廷将之推广至全国时，势必要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于是呈现较明显的地域差异。有鉴于明清基层行政区划具有地域性、不稳定性等特点，且相关文献比较零散，学术界对此关注得不够。具体到皖南地区县以下基层区划及其制度变迁，主要涉及下述研究：栾成显关注明代徽州图保的划分方式，唐力行制作歙县、休宁和绩溪的分都图，韩国学者权仁溶利用文书研究徽州的里、图编制及其数量变动，汪庆元、刘道胜、黄忠鑫等亦基于不同的史料解读，继续深化阐述对这一议题的看法。

回顾以往的相关著述，大体得以构建明清皖南基层区划的基本脉络，但还存在一些值得推进的空间，概而言之：其一，上述论著的研究对象集中于徽州地区，对徽州以外的皖南其他区域关注不足；其二，皖南多山的地理环境塑造一定程度的人文差异，若要深化对传统徽州基层区划的认识，需建立在区域比较的基础之上。与徽州北部毗邻的宁国府，其境内的南北差异较为明显，是相对理想的比较研究范本。此前，笔者利用《徽州游行纪》，讨论过清末民初皖南基层社会的区域差异。本文旨在厘清明清以降宁国府的基层区划演变历程，展示其背后反映的区域人文差异，进而深化对皖南区域社会及基层治理的理解。

一、宁国府的基层区划设置及内在差异

宁国府领有宣城（附郭）、泾县、南陵、宁国、旌德、太平，与徽州同属“一府六县”的政治格局。在层峦叠嶂的皖南山区，分水岭的地理阻隔效应非常明显，大致以黄山为中心，以九华、天目、五龙诸山为辅的山系，将皖南的水系切为几大流域。各区域之地形、地貌上的差别，导致交通区位、农业条件和社会组织等方面存在不小的差异。位于分水岭北侧的宁国府，辖区可分为平原圩区和丘陵山地两大地理板块。北部包括宣城、南陵两县主体在内的区域，地势相对低洼，属较典型的平原圩区。南部包括泾县、旌德、太平、宁国在内的区域，地势向南逐渐抬升，是皖南山区的组成部分，统称“丘陵山地” 。明清以降，宁国府南部的泾县、旌德、太平三县，逐渐形成了宁国商人群体，与徽商一同构成皖南地区外出经商的主力。南部山区经济类型的转变，营造有利于加速财富积累与再分配的良性局面，促成宁国府南北地区的经济实力发生倒置，最终重组了区域格局。

简要介绍宁国府的区域人文与地理环境后，根据数种明清文献，排比各县的基层区划数量及其变动状况：

表 1 明清宁国府各县基层区划数量及其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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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①《大明一统志》；②嘉靖《宁国府志》；③万历《宁国府志》；④康熙《宁国府志》；⑤《读史方舆纪要》；⑥乾隆《宁国府志》；⑦嘉庆《宁国府志》

首先，就宁国府的乡、都数而言，泾县都数在清初发生锐减，太平乡数一直在缓慢增加，其余县份大体维持稳定。宁国府的里数总量缓慢增加，但其中有两次低谷：一是上表③所示的万历年间，政府推行清丈政策，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管控；二是上表⑤采纳了清初资料，数据整体偏低，尤以宁国县为甚。基层区划数量之多寡，大致可研判各县的实力及其升降历程。宁国县地方人士称：“吾宁在前代，殊多瑰玮之彦，迄今即其名以想见其人，隐德达官，文章武烈，颉颃宣、泾。至明朝，而制科似少逊焉。 ” 明代以前宁国县的文教水平与宣城、泾县接近，自明代开始拉开差距，这在区划设置亦有所反映，该县里数甚至一度垫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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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基层区划的数量与各县排序之关系。由于府内六县的经济实力存在差异，政治地位各有不同，主要表现为各县在府志中的排序及其变动。嘉靖府志以里数之多寡排序，南陵遂排在泾县之前。万历府志的排序沿袭嘉靖府志，但宁国的里数小于旌德，却排名靠前，显然又脱离排序规则。

聚族而居推动基层区划与宗族建设的结合。牧野巽统计浙东奉化县《剡源乡志》中有关村落的宗族构成记录，得出“大村”与“大族”伴生共存的结论。钟翀对北江盆地的研究支持这一论点。宁国府也不例外，泾县花林都“聚族以居者，户编六甲，丁盈数千，总皆一体所分也” 。太平馆田李氏谱载：“六甲人众，特设里正，联二三五六八甲，若辅村、巷里、城村为上五牌，一四七九十若诸谭姓、方姓、松山寺为下五牌。上五牌有事于官则六甲为之长，下五牌则九甲为之长。 ” 以宗族划都编甲，表明基层区划与地方大族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

泾县的特别之处在于，当地设有针对特定群体的都图。康熙二十七年（1688），震山乡增设怀恩都，下辖三个图管辖出户的宁国世仆。由于地方社会对身份等级的刻意强化，这种都图通常具有歧视的意味，其户籍容易流失。

宁国府中最为偏远的太平县，基层区划与其他五县存在诸多差异。万历年间，宁国府其他五县皆有“都”一级设置，太平独无。与此对应，该县的“乡”又可称为“图” ，大致等同于“都” ，名目与其他县份不同。明清时期该县的乡数持续增加，万历间增置时雍乡，康熙二十六年增置近悦乡、远来乡，乾隆四十年新增阜成乡，表明山区开发的深入和基层控制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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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的里图设置有特别之处，值得展开讨论。光绪五年（1879）《太平县情形节略》称：“太邑名为二十三图，整齐者只有十八图，其北二、近悦、远来、阜城[成]、时雍五图，则系散处四方……陆续添置五图名目，均系零星拼凑，并未划出疆界。 ” 换而言之，实际存在的只有18个图，其余几个是无实土的虚图，原因据说是部分外迁太平籍人及其后裔不愿背弃原籍图甲。与地方志书相比勘，可知近悦、远来是“散居各乡” ，而阜成、时雍未必属于虚图，北二甚至无法得到证实。举人张钟华《新分阜成图记》记载阜成的由来，认为其根源在于“滋生之众日增，迄于今愈纷而莫记矣” ，这就表明分图与人口繁衍存在关联性。太平的基层区划复杂多变，与官方记载缺失有关，鸡零狗碎的民间记录加剧这一混乱。馆田李氏谱中有一段表述：“应仪公时年十八，有隽才，乃循行乡鄙，联合散户，编为四图，曰近悦，曰远来，曰时雍，曰阜成，上之官，永著为令。于是，邑有二十三图。 ” 此处为映衬先祖之伟大，忽视四图并非同时设立的事实。

为外迁人士设置虚图的现象并不常见，却足以说明一些问题。权仁溶对明代徽州里制研究称， “增编里份的根本原因是户口数的增加” 。但考虑到毗邻徽州且同样存在外出经商传统的太平县之虚图现象，或许有必要审视里制与户口的关联性。总之，传统时期宁国府南部山区有外出经商的传统，并与徽商合作组成“徽宁商帮” ，但不少商人的户籍可能尚未迁出，应注意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区别，不可轻易根据都图里甲的增减来研判户口之多寡。并且，旅外经商者可能被纳入原籍的在地人口统计，在当地种山的棚民人口亦可能未统计在内，造成户籍人口与实际人口的偏离。

二、乡、区的划分与基层治理

除了都图和里甲体系，各县辖内还有乡和区的划分。有学者认为“乡”与“镇”（集、市）基本上是地理或方位概念，乡、镇成为基层政府组织是晚清国家加强对乡村控制的结果。此说可能过于武断，各地基层情况不同，至少皖南的县以下基层区域之行政设置有着深厚历史根源，其本源或与赋役制度相关。且看嘉靖《宁国县志》的相关论述：

古者建国度地以居民，则壤以成赋，故疆理之道，分域为最。夫户之众寡，赋之丰约，壤之广狭，零拆未均，民斯病矣。较众寡程丰，约量广狭，而后为均也。予始如宁，宁人为余言，区零析未均。余较量之，良然。于是请均为四区。

此语虽指宁国一县，应符合宁国府的整体情况。一般而言，区通常是明初粮长制下的区划，划分的最初目的是平衡赋役，践行对基层社会精细化的管理。由于区的幅员更大，为平衡各区赋役，出现同一都图被分割到不同大区的现象。宁国县的15个乡被分为东、南、西、北4个区，各区所属的都图数量不一，部分都图也被分割，如三十五都一图被划给北区，二三图留在南区。不过，区的设置或许早于明代，县志称“四区俱今知府赵裁定” ，可能指宋德祐年间的宁国知府赵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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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以旌德为例，阐述宁国府乡、区的具体划分情形。南宋乾道二年（1166），知县齐庆胄依全县山川的走势，采取“自南而北，自北而西”的顺序编为2坊、22都。调整区划的过程中，沙河乡改为兴仁乡。旌德的区一级设置较宁国合理，除了进坊分属西区和南区外，大体依据山川形变的原则。万历县志的记载如下：

县中旧划为三区。五都、六都、七都、八都、九都、十都、十一都、十二都、十三都、十四都、十五都、招坊一图、招坊二图、进坊二图，以上为东区。三都、四都、十六都、十七都、十八都、进坊一图、进坊三图，以上为西区。一都、二都、十九都、二十都、二十一都、二十二都，以上为南区。

嘉庆县志称， “旧又画邑为三区，今税籍用之” ，可见三大区的划法是基于均衡赋役。图1表明，旌德的区界与乡界并不完全重合。

图 1 清代旌德的基层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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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嘉庆《旌德县志》卷一《山川都隅图》；旌德县勘界办《旌德县行政区划示意图》

政策制定的目标是基于赋役均衡，但随着时代变迁，各区的发展机遇各异，经济波动频繁，最初基于肥瘦搭配划分的区域，往往与后来的社会实际发生脱节。万历县志描绘各区风气的差异：“东区之民寡争讼，乐租税，最为淳朴，有司往往不严而治，而文物近稍绌焉。西区则文物稍振矣，而军民杂处，俗尚气，好斗而多讼。南区自十九都而下，去县远，旧有桀骜声……而风气所萃，科第文儒，则为三区冠。 ” 由此可知，明后期的东区和西区尚是传统农耕社会，而南区社会风气已有所变化。至清代以来，社会风气愈发侈靡，故老们对此做过扼要点评：“其端起于朱旺村，朱固明朝即称富户也。继而东山效之，又继而孙村效之，自庙首以上，尚称朴素，由今思之，其侈已甚。 ” 由此可见，侈靡社会风气在地域上的传播，主要沿旌德西部的徽宁交通线自北向南地渗透。将嘉庆年间旌德为刊刻《宁国府志》捐输的银数，按大区和都图分类统计如下：

表 2 旌德各大区为刊印府志的捐输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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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嘉庆《旌德县志》卷10《捐输》

据上表可见，清代旌德三大区的差异与明代相比已有缩小，东区总体上所占比重最高，其中十五都的捐输比重升至第二，仅次于西区十八都。三大区各自内部的差异有拉大的倾向，各区皆有强宗大族，西区主要有孙村汪氏、礼村戴氏等族，南区则有江村江姓、丰溪吕姓，至于东区北部的乔亭刘氏、汤村汤氏、朱旺朱氏等族，其崛起既与交通因素有关，还受版刻等特殊产业的推动。强宗大族的捐输额度，展示经商风气与交通因素的关联性。由于旌德交通线以三溪、县城为双中心，均匀覆盖到三大区，故而在缩小区域差别方面发挥作用，却掩盖了县城以东大片地区（即东区东部）的区域劣势。乡和区是理解旌德县内地域差异的证据，有助于细化对基层社会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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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