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疾，人类50万年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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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综合报道】近日屠呦呦团队在应对“青蒿素抗药性”领域取得新突破的消息再次刷屏。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噩梦般的疟疾肆虐已经几度改变人类历史进程。尽管先后凭借奎宁、青蒿素等药物，如今人类勉强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暂时领先，但“青蒿素失效”的危机依然没有彻底消除。屠呦呦表示，对于“青蒿素抗药性”的问题，仍需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它影响战争进程乃至国家衰亡

据研究显示，疟疾可能早在50万年前就存在于早期人类当中。法国科学家在非洲的研究确切表明，至少2万年前，现代智人在撒哈拉以南的祖先就已经产生疟疾抗体。考虑到智人的历史也不过两三万年，可以说，从一开始，疟疾就与人类文明如影随形。

古希腊将疟疾称为“沼泽热” ，因为多在沼泽水源密集之处发病;罗马帝国时期疟疾也曾多次流行，特别是公元前1世纪的疟疾大流行对罗马帝国国力造成沉重打击。 2011年，西方考古学家从一处古罗马坟墓发掘出来的婴儿骸骨中，发现了曾遭疟疾感染的基因证据，这显示罗马帝国可能因疟疾猖獗而衰败。

同一时期的中国，在殷商时代也已出现对疟疾的记载，甲骨文中已有“疟”字的存在。有趣的是，甲骨文本身的发现也与疟疾有关。 1899年，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正是因为身患疟疾，令人从药店购买中药龙骨时，从“龙骨”的上面发现了一些符号，由此揭开震惊世界的甲骨文发现史。

在东汉时期成书的中国现存首部字典《说文解字》中，对“疟”是这样解释的：瘧，热寒休作。可见“疟”这个字是专门为疟疾所发明的。中国古代气候较为炎热，长江以南地区丛林和水网密集，疟疾多发，特别是岭南和云贵地区尤为严重。当时的医疗条件不足，疟疾长期无法得到有效遏制，致使对长江以南地区的开发也迟迟无法起步。直到东晋时期，由于南北朝的对立，军事和经济压力的存在，南方各王朝才不得不顶着疟疾的威胁，对长江以南进行大规模开发。饶是如此，岭南地区的开发也要迟到宋代了，而云贵地区直到明清才得到有效的开发，疟疾可谓“功不可没” 。

近代非洲也曾得益于疟疾的“保护” 。虽然欧洲与非洲在古希腊时代就有联系，近代欧洲殖民者早在16-17世纪就开始着手侵略非洲，并在非洲沿岸设立了许多据点，但欧洲人真正大规模深入非洲内地，却要等到19世纪以后，甚至远在欧洲人大规模殖民遥远的美洲之后。这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欧洲当时还找不到有效药品能对抗在非洲内地流行的疟疾。直到19世纪中期，欧洲人掌握了提炼天然药品——奎宁的方法，才突破了疟疾的“防线” ，在短时间内将殖民帝国扩张到非洲内陆。

因为疟疾而改变国运的例子远不止一个。直到17世纪末，苏格兰仍然是独立的国家。 1695年，苏格兰遭遇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只能开始学习其他国家开辟海外殖民地。 1698年，苏格兰倾举国之力实施“达连计划” ，准备在巴拿马建立海外殖民地。但苏格兰人没有想到的是，当地潮湿的热带环境中隐藏着疟疾这个“隐形杀手” 。缺乏经验的苏格兰殖民者毫无防备，大批工人被疟疾击倒。他们不仅自己丧失工作和战斗能力，还得有专人照顾。再加上西班牙的趁火打劫， “达连计划”最终以惨败收场，苏格兰整个国家几乎破产。英格兰趁机多方运作，苏格兰议会最终含泪卖身，接受了合并计划，苏格兰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就此告终。

历史总是少不了战争的身影，疟疾自然也不会在战争中缺席。在疟疾横行的岁月里，军事家们不但要与看得见的敌人战斗，也要与疟疾这个看不见的敌人战斗。《汉书》和《后汉书》中在对岭南与云贵地区用兵的记载中，屡屡出现“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等字样。直到清朝中期第二次清缅战争时期，清军3000人的伤亡中竟有1500人是病故，比战死者还多了400人。

即便到了近现代，疟疾仍然是士兵们最可怕的敌人之一。二战时，太平洋战场大都处于热带，正是疟疾的“主场” ，而参战的美日士兵主要来自温带，对疟疾毫无抵抗力。有统计称，在南太平洋战斗的美军士兵的疟疾发病率是千分之四千，也就是说，平均每名美军士兵至少得过四场疟疾。

日军由于后勤和医疗保障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因此疟疾造成的伤亡也远超美国，而且日军士兵不仅在太平洋饱受疟疾折磨，在中国、东南亚，日军也屡屡出现因疟疾造成无法战斗、病死者超过战死者的现象。

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康熙皇帝

不但人类历史的整体进程深受疟疾影响，诸多历史名人也没有能逃脱疟疾的魔爪。在西方历史上因疟疾而死的名人中，最著名的要数亚历山大大帝。这位古希腊马其顿帝国的缔造者一路镇服希腊、扫平波斯、远征印度，打下了庞大的帝国疆土，却在33岁时英年早逝。根据历史典籍记载，他于巴比伦地区得了疟疾，高烧十天后不治身亡。另一位死于疟疾的西方帝王是古代蛮族西哥特人的首领阿拉里克一世。他最著名的事迹是在公元410年率领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这是罗马在历史上的首次完全陷落。在对罗马大肆抢掠之后，阿拉里克率军离开罗马，准备前往非洲，但在路上却突发急病身亡。杀死他的也是疟疾，比起当年的亚历山大，阿拉里克不过多活了7年，同样称得上是英年早逝。

除了武功赫赫的帝王，文质彬彬的诗人也难逃疟疾之手。但丁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著有长诗《神曲》，描绘了天堂与地狱的景象。其中在地狱篇中，他将恐惧比作疟疾。反过来理解，也可以认为疟疾在当时已成为恐惧的代名词。不幸的是，这名大诗人在完成《神曲》后不久就死于疟疾，据称当时但丁从威尼斯返回拉文那的途中，经过了一个沼泽，因而感染上疟疾。

拜伦是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他不仅是一名吟词诵句的诗人，也是一位热血澎湃的革命家。 1824年，为了支持希腊独立，他前往希腊担任英国支持希腊独立委员会的代理人，为筹措经费和整合反抗军力量而四处奔走。他刚来到希腊一个多月，就出现全身痉挛等疟疾症状。最初病情并不严重，但在一场暴雨后，拜伦被淋湿了，从那时起他便出现头痛和间歇性的发热。在连续四天的放血疗法后，拜伦耗尽了最后的生命力，与世长辞，年仅36岁。后世的历史学家和医学家们发现，拜伦当时的驻地附近是疟疾的易发、多发地，拜伦的症状也正是疟疾的典型症状。当时的医生却将他的病症诊断为“关节炎” ，因而耽误了治疗。

同一时期的东方，疟疾也在不分高低贵贱地进行屠杀。 1693年，远离南方瘴气之地的康熙皇帝在北京城里也染上了疟疾，太医院对此束手无策。此时西方已从南美找到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金鸡纳霜，两名抵京的法国传教士身上恰好带有此物，于是将其进献给康熙，随即药到病除。多年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江南织造曹寅，也患上疟疾，不得已向康熙上奏折求赐金鸡纳霜。康熙得知后，派驿马星夜持药前往，还特意在批复中写明：“金鸡纳霜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

由于疾病来势凶猛，曹寅在药到前便已经去世了。此后曹家再未获得像曹寅那样的皇家恩宠。十余年后的雍正年间，曹家因银两亏空案被抄家，少年曹雪芹随家人迁往北京，在贫困中写出不朽名著《红楼梦》。若非疟疾之故，曹雪芹固然未必会受流离之苦，后世之人却也可能看不到《红楼梦》了。

一部抗疟史，也是一部发展史

虽然疟疾不断吞噬着人类的生命，但人类也从未向疟疾服输低头。从文明肇始之初起，人类就在寻求战胜疟疾的方法和武器。

要想战胜敌人，首先要知道敌人是谁。单单为搞清楚这个问题，人类就几乎用尽整个文明史。英文中的疟疾一词为“Malaria” ，它直接来源于意大利语，意为“坏空气” ，而意大利语中的这个词又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当时的人们认为，是沼泽附近漂浮的臭气导致了疟疾。在东方，中国人将这种空气称为“瘴气” 。人类虽然很早就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疟疾与湿热、沼泽的联系，但并没能进一步的深挖。

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显微镜的发明，微生物学得到飞速发展，人类迅速寻找到伤寒、炭疽等致命传染病的传播源头和致病机理——病菌，人们坚信传播疟疾的也一定是某种病菌，但寻找“疟疾病菌”却迟迟没有进展。 1880年，法国医生拉韦朗终于发现了异样：在疟疾病人的血液里，的确存在着某种致病微生物，但它并不是细菌。拉韦朗在《发热疟疾的治疗》一文中，将这种微生物称为疟原虫，并确认了它的致病机理。即便如此，拉韦朗的发现也没有立刻获得科学界的承认，此时的主流科学界仍然死抱“细菌论”不放。

1892年，英国医学家曼森和罗斯通过在印度对蚊子的研究，找到了疟原虫在人体外的宿主——按蚊。至此，在人类中肆虐数万年的疟疾的藏身之处和作恶之术，才终于大白于天下。

幸运的是，早在彻底弄清疟疾的真面目之前，人类已找到有效对付疟疾的手段。这就是前文说过的金鸡纳霜。

金鸡纳霜是从金鸡纳树的树皮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粉末，最早由美洲秘鲁地区的印第安人发现。 17世纪时，西班牙传教士发现了这种粉末，并将其带回欧洲。一百多年后，两名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了其有效成分奎宁。 19世纪，欧洲人开始在东南亚大量种植金鸡纳树，很快印度尼西亚就取代美洲成为金鸡纳树的主产区。

一战时期的德国被掐断了从亚洲获取金鸡纳霜的渠道，只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通过化学合成抗疟药物，先后研制了米帕林、帕马喹等药物。二战时期，日军攻占了金鸡纳霜产量占全世界95%以上的印度尼西亚，这一次轮到美国的脖子被卡住了。日本人甚至狂言：只要所有日本兵都有奎宁在手，不必打仗，美军就会全部死于疟疾。美国人也迅速行动起来，一边用德国之前的配方生产米帕林，另一边开发出伯氨喹等新型药物。此时，一种新武器也投入了抗疟战争中，这就是高效杀虫剂滴滴涕。它可以方便地掐断疟疾的传染源头——蚊子，可谓釜底抽薪。

战争结束后，这些药品立刻被投入到全球的防治疟疾工作中，疟疾的发病率不断下降。但人类与疟疾的战争并没有结束。越南战争期间，美越同时发现，由于疟原虫出现抗药性，传统抗疟药物失去作用。美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发出新药甲氟喹，但它的副作用很大，难以作为一线药物。在战线的另一边，中国为了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也开始了自己的药物开发工作。以屠呦呦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从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随后开发出一系列抗疟药物，成为当今世界的抗疟主流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