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贡贸易到商品经济：唐朝的东亚贸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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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新罗·日本三国贸易的条件

7-9世纪的欧亚大陆上并立着几个在世界历史上声名远播的古代帝国，自东向西依次为：东亚的大唐帝国、西亚北非的阿拉伯帝国、地中海北部的拜占庭帝国、欧洲中央的加洛林帝国。这些帝国都拥有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但唯有唐朝既长久有效地统治整个国家，又以其辉煌的文化深远地影响了周边的世界。唐帝国及其周边的新罗、日本被认为是构成了一个内在关系紧密，具有自律性的独特世界——东亚世界。唐代的东亚关系空前活跃、密切，而政治交往、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是东亚国家间关系的三个层面，三者间相互影响，互为制约。因此，考察9世纪东亚中韩日三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首先要审视三国间的政治交往与文化关系，也正是东亚政治的互动与文化交流构成了东亚国家间贸易最基本的环境。

唐朝与统一新罗的关系历来为中外学者所称道，因为正是唐罗双方开创了中韩关系史上最为紧密的友好关系。新罗原为朝鲜半岛东南端一隅小国，长期紧密地依靠“大国”唐朝，抗击百济和高句丽，最终统一朝鲜半岛大部并成为经济文化繁荣的国家。 676年，唐朝承认新罗对江以南的统治，这是统一新罗时代的开始。唐与统一新罗政治关系趋于稳定后，新罗成为朝贡中国王朝最为频繁和虔诚的国家，终唐一世，仅新罗派往中国的使节就达到平均每两年多一贡的程度，且每逢新王登基，唐朝都要册封。因此，在中国古代帝国的礼制邦交体系中，新罗堪称典型的朝贡国。新罗与唐朝政治关系如此亲密，其文化交流也极为频繁，成长中的新罗掀起全面学习唐朝的浪潮。总体来说，主要表现在新罗国家建设中大规模引进唐朝先进的典章制度，包括各种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等；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包括宿卫）、留学僧等入唐深造，为国内建设提供大批人才。

唐朝与日本关系和唐罗关系的最大不同，是不具有朝贡-册封性质，日本在对唐关系上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独立意识。在东亚7世纪大海战白江之战以前，日本追求与唐对等外交的声浪甚嚣尘上，但唐朝在周边世界具有绝对优势的军事经济实力，这在白江之战中充分地为日本统治者所认识，因此战后日本开始全面学习中国文化，醉心于盛唐文化中。 7-9世纪中日关系还包括东北的渤海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虽然渤海国在名义上是唐朝的一个羁縻州（忽汗州都督府），但其与日本单独的交往意义超出此范围。渤海朝贡中原，全面模仿唐朝制度，史书称之为“宪象中国” ，其与新罗、日本之关系具有影响东亚政治格局的能量——渤海、新罗之间长期处于对峙状态，渤海国内虽存在一条通往新罗的交通道“新罗道” ，但两国官方交往并不密切。而渤海与日本，却不为苍茫的日本海所阻，来往频繁，酬和不断，可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渤海在唐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中的桥梁作用并不逊于新罗，迎藤原清河使高元度的环东亚世界行程就是以渤海航线为开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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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7世纪后东亚世界格局逐步形成，唐与新罗、日本之间来往交流不断。 7-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东亚各国家、民族以大唐为中心形成区域世界的秩序，其在文化上的共性则显现为汉字文化圈。而唐代东亚国际贸易则是这个紧密的区域世界的另一个剖面。总体而言，东亚国际环境稳定，且无战事，各国长期的和平发展使经济获得较快增长，商品充足，这是国际大规模贸易的首要条件。

8世纪中期以后，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大唐帝国面临藩镇割据局面，地方军政势力在对外交往和贸易上的权力越来越大。与之相似，步入下代的新罗王朝也在9世纪后经历了真骨贵族争夺王位导致的王权频繁更迭情况，再加之灾荒不断引发的自耕农的大量破产和流民增加，新罗中央王权急剧衰落，从而导致地方势力兴起。地方势力背景的海贼活动，以及地方势力把持对外贸易的状况司空见惯。 7世纪后半期积极模仿唐律令体制使国家面貌一新的日本，到8世纪后半期由于集权体制的各种矛盾持续累积，律令体制也开始发生动摇，并于9世纪前半期进入衰退期。东亚三国类似的政治社会的变化，为新罗人的地跨唐、新罗、日本的海上贸易活动提供了绝好机会，因为仅有朝贡贸易绝不能满足对海外贸易的需求。这可以说是东亚国际贸易环境的一个国际条件。

此外，东亚各国该时期也处于物质经济空前大发展的阶段，东亚海上交通得到空前发展，造船技术的航海能力也有巨大提高，这些条件使9世纪东亚世界内国际贸易的环境较前代为优。

唐·新罗·日本三国贸易的形态

有些学者将古代东亚国际贸易关系以“东亚贸易圈”相称，而贸易作为7-9世纪东亚国家间形成密切联系的一个要素，其重要性之于东亚作为一个“自律的内在整体”不言而喻，地位堪比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汉字、律令、科技、儒学和佛教。特别是9世纪后期唐与新罗、日本之间的贸易，是后来宋辽、高丽、日本间东亚古代贸易繁盛期的发端。 9世纪东亚三国间的贸易已成为区域性整体贸易，比如张保皋等新罗商人（以及后期的唐、渤海商人）主导的东亚海上贸易，完成了从中国运送货物至日本（驶向日本的船称为延回船），再购买日本货物贩至中国（买物船）的三角贸易全部环节。商品贸易与政治、文化关系一样，使得东亚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唐与新罗的经贸关系基本上可分为政府间利用外交使节来往进行的朝贡贸易和官商贸易两种。朝贡贸易长期占绝对主要的地位，后来随着双方联系的日趋紧密，非朝贡的贸易也大大发展了。唐与新罗的国家贸易极为频繁，有唐一代289年间，新罗以朝贡、献方物、贺正、表谢等各种名义共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以册封、答赍等名义共向新罗派出使节34次，双方使节往来，总计达160次。在唐朝外贸输入总额中，新罗物产居各国首位。新罗与唐这种以物易物的官方贸易物品极其珍贵，种类繁多。新罗统一后，随着两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双方往来的主题更多地转移到了经济、文化方面，礼品的交换逐渐演变成正常性的官方贸易，交换的种类和数量也大大增加了。王小甫的《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认为，除了奢侈品的交换，政府间也有一些对平民生活产生影响的物品交换，依据是新罗遣唐使携带回茶种的记载，这与日本遣唐使带回柑子相映成趣。全海宗则认为茶种并非通过贸易而得，但不否认这种使节附带的物质交流传播意义重大。 9世纪，由于唐与新罗两国中央集权的衰落，两国官方贸易也逐渐衰落。原来由政府控制的贸易也逐渐转到了私人手里。唐罗民间贸易性质也是以物易物，主要由新罗商人进行。其商品与国家贸易大体相同，规模也很大。其实古代贸易政府性强，以物易物，奢侈品占比大。因此，唐朝考虑到中央的财政收入，曾于建中元年（780）下令禁止这类私人贸易。

唐与日本的贸易，按性质也可分为国家间贸易和商人贸易；国家间主要是指遣唐使在其出入唐朝往返过程中，带有官商贩运的性质和作用。商人贸易指大唐商人（其中含有新罗与渤海商人）赴日的贸易活动。第一种，遗唐使贸易。由日本政府派出赴唐朝的遣唐使代表团，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贸易。遣唐使携带日本政府对唐政府的贡物，这些贡品可换回唐廷更高价值的回赐品。仁明天皇承和六年（839）遣唐使带回的回赐礼物和向唐天子要求的药品，数量之大竟然需要“差检校使，取陆路递运”至京。在长期的政府间贸易中，双方的贡品与回赐礼品已成定例。这种以物易物的变相贸易，也归为朝贡贸易。据《延喜式》统计，除政府的贡品，遣唐使团成员携带物品合计起来也不少。由于遣唐使成员从大使到水手都积极购买唐商品，致使回国时载货量骤增。唐商品在宫廷贵族及大臣间进行交易之后，有一部分流入京城市场。与此同时，遣唐使的成员以及水手所带回的个人商品，也都进入京城市场，这就是遣唐使的官商作用。第二种，唐商赴日贸易。 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大唐商人赴日商业贸易，交易地以日本大宰府为主。唐商都是单船行商，每船人数最多为六十三人，少者四十余人。据木宫泰彦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的统计，唐商船来日和返唐的次数共有22次之多，如果加上日本正史的加载，前后则达30余次。从唐商船最早入日的年代841年算起，至唐亡国前有记载可查的唐商周汾入日的893年止，前后51年间，唐商船往返30余次。这个往返次数不仅远远超过遣唐使的往返次数，甚至也超过新罗商船自唐赴日的次数。由此可见，唐商对日贸易的频繁程度。

唐代渤海国与日本的关系以8世纪60年代为转折点，由政治、军事交往为主转向以贸易交流为主。和对唐、新罗贸易9世纪主要以民间为主不同，日本与渤海的贸易性质自始至终都保持在国交关系层面上。渤日贸易，主要在日本进行交易，按地点可以分为：平安京贸易、登陆地贸易和大宰府贸易。所谓平安京贸易就是渤海使臣将“方物”“土毛”等献上，再从日本朝廷得到“赐禄”的所谓“朝贡贸易”方式。在渤海使节抵日后，并不能全员进京，未获准入京的这部分使团成员就停留在登陆地（或归国出航地，一般为能登、加贺等地），他们趁机秘密从事私人贸易，这就是登陆地贸易。大宰府贸易提出者马一虹认为大量唐商船驶向九州，拉动了渤海以大陆江南地区为中介的面向日本九州的民间贸易，得出“渤海将贸易活动延伸到日本九州地区”的推测性结论。其依据包括渤海商人打着“大唐商人”的旗号活动，对此黄约瑟也曾予以专论。

新罗与日本的贸易除并不活跃的政府贸易外，集中体现为新罗商人9世纪前半期的赴日贸易，而其中张保皋为最杰出代表。以上各国间贸易形态，可从表1-3中大略体现。

表1-3东亚各国间贸易品比较

新罗→唐金银铜器、工艺品、纺织品（朝霞锦、大花鱼牙锦、小花鱼牙锦、鱼牙锦、三十斤绸衫段、龙绡、布）、药材（人参、牛黄、茯苓）、动物（马、果下马、狗、击鹰、鹞子）、皮毛类（海豹皮）

唐→新罗金属工艺品、服饰、纺织品、茶、书籍

日本→唐银两、水织、美浓、细、黄、黄丝、细屯绵、彩帛、叠绵、屯绵、纻布、望陀布、木棉；出火水精、玛瑙、出火铁、海石榴油、甘葛汁、金漆

唐→日本佛经、佛像、药品、香料、文房用具、书籍、瓷器、金属用具、高级丝织品、高级服饰、名贵家具、手工艺品等

续表

唐→渤海→日本帛、锦彩、彩、绢、练、绵、粟、金银器、器皿、袍带、药材、经籍→皮革（虎、豹、熊、罴）、玳瑁杯、暗模靴、蜜、人参、药材、唐文物（历书、佛典、诗文集）

日本→渤海→唐绢、绵、丝、、绫、彩帛、绸布、庸布、黄金、水银、海石榴油、金漆、水晶念珠等→皮革（虎、豹、熊、海豹、貂鼠等）、各种水产（鲸鲵鱼睛、昆布等）、畜禽（鹰、鹘、海东青等）、药材（人参、麝香、牛黄、蜜、白附子等）、金属、纺织品、工艺品及黄明、奴子等

新罗→日本佛像、金塔、舍利、各种唐物

日本→新罗黄金、明珠、砂金、绵等

唐·新罗·日本三国贸易的特点

通过从国别贸易与官私贸易两个角度的综合考察， 9世纪的东亚贸易可以看作整个前近代东亚三国贸易的缩影：其前期是唐王朝与朝鲜半岛政权、日本政权之间主要盛行朝贡-回赐贸易，后期则活跃地开展着由新罗和唐朝商人先后主导的海运贸易。朝贡贸易、商人贸易并存， 9世纪东亚世界由朝贡贸易时代向商人贸易时代过渡是最大的特点。

而朝贡贸易的逐渐衰落与民间贸易的勃然兴起并非一蹴而就，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二者之间也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整个9世纪可以看作古代东亚贸易史的转折期或过渡期。 9世纪初期，新罗人是通过东亚海域进行国际贸易无可争议的主导者， 9世纪中后期，这一地位则由大唐商人（包括部分渤海国人、在唐新罗人）取代。再将视野向前向后延伸：自9世纪上溯，先是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乐浪等四郡加速了东亚诸民族与中国通交与贸易的肇始，然后是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兴起后在东亚北部的冲突和“五胡十六国”时代多国体系下催生的贸易勃兴，继而是百济、新罗、大和国等各政权与隋唐帝国的遣使朝贡贸易的兴起。自9世纪向下观察， 10-14世纪的时间纵轴上宋、元政府及其商人将东亚的海运贸易拓展到更大规模，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海外贸易达到更为繁荣的程度。

总而言之，第一，在时间上， 9世纪兼具朝贡贸易与商人贸易，也具有时代分水岭意义，此后直到近代，国家间官方贸易难再成主流，商人的民间贸易越来越重要（东亚闭关时代是一个特例）。第二，在地域上， 9世纪第一次出现了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特征，国家间海运贸易使得各国都参与进来。在此之前，只有唐与新罗为一方、由高句丽支持的百济与倭国水军为另一方的白江之战是东亚各国直接参与、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历史事件，而战争毕竟是短暂的事件。 9世纪的商品贸易是和平、持续、活跃的经济往来，如同7世纪东亚国家间以政治军事交往为主、8世纪东亚国家间以文化传播为主一样， 9世纪的东亚国家是以贸易为主要交流方式。以东亚海域为交通纽带进行的政治往来、文化交流与国际贸易使7-9世纪的唐罗日三国高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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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录自《唐朝与东亚》，冯立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