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降宁国府基层区划演变及其社会治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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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甜

第526期

三、寄庄的出现和社会治理之调适

山区与圩区普遍面临灾害威胁，但圩区生产力高于山区应是不争的事实，比对宁国府六县的额租量即可知晓。出身泾县山区的吴芳培如此描述：“圩乡筑堤傍川渎，曲水平田如画幅。天旱踏车夜救田，一亩尚可收数斛。吾乡田在山之麓，处处青苗被崖谷。夏秋之交雨泽稀，禾穗干枯头转缩。腰镰刈取持作饭，粒粒空虚中无谷。去年苦雨稻生芽，今年苦旱食无粥。 ” 在他看来，自然灾害对山区的威胁大于圩区，且旱灾破坏性甚于水灾。有鉴于生产力的区域差异，平原圩区更易获得田产投资，并造就寄庄这一特殊形式。寄庄虽非基层区划单元，却是基层社会较为常见的组织方式，并直接影响到行政区划与基层治理。

众所周知，寄庄是因民众跨政区购买土地导致户籍与地籍不一致的现象，随着明中叶以降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土地交易日趋频繁，寄庄发展到“通天下皆有”的地步，明清政府为此专门设立钱粮代征制度。冯贤亮对江南争田事件的研究认为，这反映基层控制的弱化，是国家控制系统失控的产物。与此相对应，伴随着皖南沿江圩区开发浪潮的结束，民众对土地、赋税等权益的争夺日益强化，直接推动寄庄、插花地等问题的出现，南陵县即为典型。据万历《南陵县志》序言称：“夫地不百里，介于六县，犬牙相参，淆尺寸而起斗，讼甚则师，故疆域宜辨也。 ” 地理条件的特殊性，导致该县行政管理的复杂性，万历知县沈尧中对此有专门的分析：

四邻之封，独宣城、芜湖以河为界，而壤地不与南陵混。他则犬牙参差，唇齿揉互，狡匿豪据，告讦纷拏。余尝奉例一一勘布之，立石界上。而田在繁昌、铜陵、泾县相规避者，悉会而还诸我。彼疆此界，井井不紊。

南陵与宣城、芜湖划河而治，行政疆界相对明确，但与其他县域互有寄庄和插花地。上文的“奉例”即指“万历清丈”活动，经沈尧中一番整治，使南陵的疆界基本“井井不紊” 。相似的还有繁昌人邢德赦，利用清丈之机划清繁昌与南陵交界的十余顷寄庄田。不过，沈尧中的整治未从根本上改变疆界不清的现状，亦未阻止寄庄、插花地的继续出现，譬如南陵小木鹅洲插花地“抱宣邑沈添圩” ，木鹅洲“抱宣邑穆家坝埂” ，南陵三都也有寄庄中村位于繁昌十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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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寄庄是地缘因素的产物，清末以降的寄庄更多与田产投资相关。民国年间对南陵土地占用情况的调查显示：

在此人烟稠密、地价高昂的地方，原不易产生大地主。惟洪杨劫后，土著死亡殆尽，地广人稀，劳工缺乏，少数遗民，皆不欲多占地土，以负纳税义务，因致土地几等无价值。乃有他处豪富，多量收买，而造成四家大地主，此即称为某某堂者也。其有田最多者，约两万余亩。及后客民迁入，人口增加，当不能再有此种地主产出。此四堂之主人，皆他县或他省之豪族，并不居住县内，不过设有机关，以为处理田产，彼则遥领之耳。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战乱造成人口骤减，是形成大型寄庄的主要因素。南陵、宣城等县圩区土壤肥沃，投资回报率高，故而得到邻县大族乃至外省豪强的青睐，山水相邻的泾县商人乃是主要的购买群体。据光绪年间统计，南陵二十四都一图的芦塘冲、二十五都的汪潭岐和东山泊等地，皆有数处泾县寄庄。部分寄庄的规模很大，如泾县朱氏为祭祀经费之需，在泾县、南陵两地购置800亩祭田，请泾、南两县知县出示勒石禁争。清末民国南陵的五大财团中，泾县大族创置的朱继范堂、吴维政堂，皆是拥有大量土地田地的义庄。零散个案比比皆是，如泾县王尚铚将位于南陵的15亩田捐给宗祠；泾县王应玢的后裔在宣城湾沚镇罗田圩购田150亩，用于士子乡试之费；陈弼安在宣城金宝圩置买庄田，产粮以济家乡。类似的投资方式在宁国府南部山区显然具有普遍性，太平县商人“多贩木于外方，或寄庄于别郡” 。需要指出的是，平原圩区生产力固然较高，但皖南的年降雨量极不均衡，日常维护的投入量大，成为平民投资的一道门槛，只有来自宁国府南部山区的经商世家方有充裕的实力。泾县翟洗心在宣城购圩田300亩为祠田，当地圩田以土埂为防，由翟洗心负责出资助修，待他去世后， “族以埂坏互殴击” ，圩坝维护就难以为继。

四、团制的形成与变迁

除常见的基层区划设置，还有一些特殊的制度设计，团制即为宁国府圩区的基层设置。学界对团制的理解，大体有两种思路。一是与盐业有关，团的编制系统与明代沿海的盐田有很大关系，与图的级次相当，但没有成为一种固定的系统。苏北滨海盐业市镇的类型，依其形成方式分为团、场、坝、市、镇等多种不同的层次。这种现象并不稀见，崇明、靖江等长江下游县份，乃至广西横州的圩区也有团。二是与军事有关，两湖地区的晚清团练组织按地域形成规模不等的团，战乱平息后团勇解散，但不少作为区划或地望的“团”保留下来。光绪年间广东顺德县分设十团，虽非设立行政机构，但实际上起到“行政”上进行“区划”的效果。福建的“团”分布在泉州府德化县、延平府沙县和大田县，这些地方的“团”具有灶户组织单位和防倭乡兵团练名目之含义。以下结合乡土文献考察宁国府的团制，并关注皖南团制与其他区域的比较。

团制在明代出现于南陵，强氏谱牒有记载：“明制居乡兼治民责者四。团有保治守也，里有长治税课也，乡有约教民亲长也。至图设耆老，率其不轨不物者，与邑宰分廷而治，其任犹重，非齿德均邵者，则众不推，庶几古乡举法也。 ” 这里指出乡、里图、团等组织体系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其中里图最重要，既负责税收，还承担部分行政职能，此处的团只担负安保职能。至清代，南陵团制似已衰微。

宣城团制的出现可能晚于南陵，一则崇祯九年（1636）的宣城西乡团山嘴坟山地契交易文书表明：“每年钱粮米豆，一并付于宣城县一牌一都五图五甲胡兴户内完官。 ” 可见明末宣城基层行政机构以“牌—都—图—甲—户”为组织体系，此处的牌可能为区，团尚未出现。宣城的团可能出现于清代前期，最初作为地方安保的组织或圩区水利设施建设的机构。清代宣城的基层组织变动频繁，团成为正式行政组织的记录出现于嘉庆县志中，当时宣城下辖13乡， 51都， 217里， 222团。此处将里与团并列，两者数量接近，推测二者具有关联性。光绪县志沿袭此说，可见这一体系长期存在。 222个团的空间分布如下，东乡72个，南乡31个，西乡32个，北乡87个，遍布宣城全境，但地域分布不均衡，以东乡、北乡为多，印证了平原圩区是宣城经济和社会重心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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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的团与沿海、沿江不同，其概念已经泛化。同治八年（1869），湖北应山罗氏移民迁至宣城南乡花田团定居开荒。同治十年（1871），欧洲探险家李希霍芬调查皖南煤矿资源，在分析煤矿的地理空间和运输条件时，提及宁国府西南25英里处的“Kiulitwan（九里团）” 。光绪十七年（1891），宣城高桥团的居民陈玉金与刘廷岩等为互控毁坝之事发生诉讼。清末宣城有初等小学堂27所，其中一所位于南乡漕塘团一木殿。宣统《宛陵梅氏宗谱》收录一则判案资料，系光绪年间梅氏宗族两房争夺青弋江淤涨荒滩的诉讼文书，两造分属宣城西乡歌戏团东梅村和西梅村，该团粮书奉宣城知县之命清丈荒滩。宣城西北乡九十殿的《南正会碑记》（1919年）载， “余田坐落金宝圩丁湾团储龙垾” ，这表明至民国初年团制尚在使用。

毗邻宣城的泾县境内也有团制。顺治六年（1649）泾县丁姓族人所立的《新丰坝碑记》中，就提到“丁世高族、邻团老”调解纠纷方面发挥的作用，碑记后面署名的人士，除监造生员、坝耆、族耆等利益相关者，还包括团长、督立邻团耆等中人。

团的消亡发生在民国年间，消亡时间晚于乡、都。清末宣城县尚有218个团，在基层管理方面承载重要的职能， “今乡都之名久废，团制于行政往往犹有所资” 。民国初年办理地方自治， “就团划分为二十四公所” ，民国十九年成立自治区，遂就二十四公所划为十二区。此后部分团以地名的方式保存下来，民国水灾报告书中收录宣城龙兴团的受灾照片。前揭“团山嘴”后来演化为“团山团” ，地名至今尚存。与之相似，湖南新化县的“大同团”在民国以降由团改镇，又改为区。由团演化为区，可能是一般规律。

由此可知，团制发轫于宁国府平原圩区，主要分布于宣城、南陵，泾县也有少量分布。它最早可能出现于南陵，却在宣城境内占据主导地位，发展为一种固定系统，且自圩区逐渐覆盖到宣城的山区，直至民国年间才退出历史舞台。

五、结论

对上文作简要总结：南部山区太平县特殊的“虚图” ，这与当地作为商业社会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流行于宣城、南陵等地的团制，则是发轫于平原圩区的基层设置；至于寄庄，属于山区与圩区的经济交流之侧面，随着宁国商人的崛起，南部山区的商业资本大量流向北部圩区，用于投资田产等事业，进一步加剧寄庄、插花地的形成，造就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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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所谓“平原山区”与“丘陵山地”的二分法，主要为分析之便。各县辖域的内部情况相对复杂，宣城、南陵等圩区县份占有不少山地，位于丘陵山地的泾县和宁国等县也有一些河流冲积平原或盆地。宋代的官方调查引用江东转运判官岳珂的省札：“宁国山、圩田相半，高下既殊，或旱或涝，难得全熟。 ” 早在宋代，宁国府就被视作山田与圩田参半的类型，可见二分法也符合古人的一般认识。明代贡汝成在《上太仆刘公论马政书》中提到：“若宣城则有大不然者，地有山乡、圩乡之差。山乡则石硬而善旱，故岁丰而不足。圩乡则纤雨而沮洳，故十年而九空。 ” 描述宣城县内圩区与山区的差异。据出身金宝圩的明代进士唐汝迪观察，宣城一县的圩田水灾和山田旱灾往往交错发生，可见该县包含形态各异的地貌。董传策《新建惠济桥碑记》说：“府附郭为宣城，分四乡，其东土沃，居民繁诸，往来贸贩者，交错联络，视三乡数倍。 ”也就是说，就宣城内部而言，位于平原圩区的东乡最为富裕。南陵号称“水乡居十之六，山乡十四” ，也是圩区占优势。总之，山区与圩区是一组相对的地理概念，认知地貌的内在差异性，分析基层区划的演变及其分化，探讨山区与圩区的人文分化与经济互补，才能抓住宁国府社会变迁的本质。

结合上文可知，宁国府地域开发的空间历程、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宋明时期宁国府有一个自北向南的开发过程，在北部平原圩区开发的基础上，逐渐向南部山区推进。北部平原圩区在宋元时期获得充分开发，圩田建设及管理体系已建立起来；至明清时期，圩区的水利设施继续得到维护和修缮，水利组织和运作方式日趋成熟；清后期芜湖开埠通商之后，宣城、南陵的农业商品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与此对应，南部丘陵山地的开发相对滞后，明代至清初的山区经济开发，呈现商品化和自给自足两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清中叶以后，伴随山区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棚民垦殖与虎患问题凸显，才表明山区开发的成熟。其次，随着明代中后期以降宁国商人群体在南部山区的崛起，田土投资的流向发生变化，山区水利设施建设得以持续提升，但同时也有大量资金流向圩区，形成了大片寄庄。总之，宁国府的地域开发是一个自北向南的渐进方式，但又有一个由南向北的“反哺”过程。这种开发历程的差异，或可为皖南区域的社会比较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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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