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燕起义:明朝时期的海南黎人大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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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海南岛 , 是被各王朝和帝国所容易忽略的角落 。 由于气候和距离问题 , 当地的开发时间非常滞后 , 自然难以获得历史记载者的垂青 。 但这里却也一直是帝国军队的最前沿 。 尤其是在治理模式异常僵化的明朝 , 大小战乱更是频频发生 。 其中 , 又以嘉靖时的那燕叛乱规模最大 , 堪称一朝的最大军事胜利 。
熟黎与生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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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与中原直接联系 源自汉武帝时期
早在公元前2世纪 , 西汉王朝就曾经在海南岛北部建立驻军堡垒 。 但以当时的气候和产出而言 , 这个小小据点的收益还是不如更西面的越南北部 , 成本自然也大出许多 。 于是 , 在执行部分收缩的汉武帝晚期 , 西汉军队便撤回了雷州海峡以北 。
此后的近千年里 , 新的王朝或地方政权都有涉足岛上 , 但管理程度总是相对较低 。 这个局面维持到两宋时期 , 才因为帝国的整体战略格局而发生根本性改变 。 由于宋朝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北方蛮族国家所压制 , 所势必要从欠开发的南方获得补充 。 海南岛也就在这个阶段 , 开始涌入许多大陆移民 。 他们既有专业驻军 , 也有普通的耕田农民 , 甚至是兼而有之的地方屯田军 。 加上外番商船需要从海岸掠过才能抵达广州和泉州 , 所以重要性也比过去大幅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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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是整个南洋通往广州等港口的必经之路
由于这轮大开发 , 作为岛上原住民的黎人也受到了巨大影响 。 除了接受郡县制改造的北部沿海居民 , 还有不少继续在中部山区和南方成为藩属的独立村落 。 宋人也按照开化程度 , 将其区分为熟黎与生黎 。 前者汉化程度较高 , 并采纳了定居生活模式 。 后者则因地域限制 , 继续维持以狩猎和游耕为主的原生态 。 他们偶有因为争夺地盘而发生内部仇杀 , 也可能将宋朝驻军卷入其中 。 但在大体上 , 只要接受赵家天子的权威 , 就可以在内部保持旧俗 。 这个情况在蒙元时代也大致照旧 。
明朝建立后 , 曾对海南施行全盘郡县化改造 。 但在朱棣上位后 , 叫停了这种简单粗暴的一刀切模式 。 于是 , 又有大量的土著长官被扶持 , 成为明朝官吏与驻军之外的稳定结构 。 很快 , 熟黎的数量因流亡人口而有了迅速增涨 。 他们大体上聚集在岛屿南部的崖州和北部的詹州 , 过着类似中原农民的田园生活 。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群 , 除了州县城池中的明朝军户、沿海村落里的回回后裔 , 就是以五指山为中心的内陆生黎 。 相比之下 , 熟黎与几乎所有的周遭群体都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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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北部在明朝时已经有了重要的港口城市
尴尬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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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宋开始 汉化的熟黎人口大量增加
明朝的海南熟黎人口 ,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汉化影响 。 体面的上层人士都有汉姓 , 并依照中原模式经营自己的大量田产 。 但他们却很容易受到明朝地方官的盘剥与打压 。 在那个交通不便利的年代 , 来此地任职的官员大都有被“流放”、“处罚”背景 , 脾气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 山高皇帝远是唯一可以凭借的优势 , 让他们在很多层面形同岛上的土皇帝 。
早在16世纪初的弘治时代 , 岛屿北部的詹州就发生了大规模叛乱 。 生活在当地的熟黎村落 , 联合起来向明朝驻军发难 。 最后被从雷州半岛等地调来的驻军平定 。 双方的矛盾根源 , 在于熟黎的内外不是人属性 。 在山区的生黎看来 , 他们就是明朝驻军的附庸 。 但在明朝地方官看来 , 他们始终都只是可以随意驱使的番人 。 因此 , 除了不定期的收缴额外贡赋 , 还大量征发黎人参军和服徭役 。 不少原本属于郡县和卫所的流民 , 也定期逃亡黎人村落避难 , 让明朝官员非常痛恨 。 加之双方还经常会为了田产归属问题而发生争执 , 最终酿成了激烈冲突 。 明军在平息事变后 , 也不忘安排助战的苗兵在当地屯田 , 进一步挤压了原先的黎人群体 。 类似的事情 , 还在嘉靖当政的1541年又上演了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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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的驻防城市外 是大量的黎人的村落
随着北方的熟黎因战乱而损失惨重 , 位于崖州的南部熟黎开始成为了重点盘剥对象 。 1547年 , 在当地担任判官的黄本静 , 突然派人到各村庄收取实物税 。 强令每户都要缴纳1只鸡、1碗食盐和5升谷物 。 这对于生活本不宽裕的黎人而言 , 无疑是重大打击 。 事后 , 税吏又将目标瞄准了当地的村落的小首领那燕 。 在编织了莫须有的罪名后 , 罚他必须缴纳3头牛或相应的白银 。 对于一贯重视耕牛的黎人来说 , 索取或偷盗主人家的牛是严重侮辱 。 最后 , 忍无可忍的那燕便带人将税吏打死 。
1548年 , 黄本静发律师函警告 , 以传票要求查封那燕所在村落的粮仓 。 同时 , 新的税吏也赶往催收谷物 , 矛盾就此被彻底激化 。 村民在杀死酷吏后 , 也准备好了最坏结果 。 第二年的2月 , 他们和临近数个村落的熟黎一同起事 , 很久就拉起了有4000人的队伍 。 面对他们的突然袭击 , 地方的明军猝不及防 , 感恩县城很快陷落 。 随即 , 有更多崖州一带的熟黎村落加入 , 将叛军规模扩大到8000多人 。 如此一来 , 不仅明朝的地方驻军不敢主动进攻 , 连重兵据守的崖州县城都岌岌可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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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派驻海南的官员 素质和禀赋都不太理想
艰难的平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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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幸存的古代崖州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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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崖州的附近都有山地拱卫
虽然那燕聚集起尽可能多的人力 , 却无法克服几个根本性难题 。 由于文化割裂与竞争关系 , 他们很难争取到内陆生黎的支持 。 其次 , 明军不仅在南部据有崖州 , 在岛屿北部也有稳固的经营 。 这让叛军始终就要面对两头夹击的危险 。
为了尽可能动员起自己争取来的部众 , 那燕和其他熟黎首领一同将来自所有村庄的人都做了编组 。 在不打破原有村落格局的基础上 , 任命不同级别的头面人物作为总兵和参将 。 相比过去的小打小闹 , 已经拥有大量潜逃军户的他们 , 不再害怕同小股明军遭遇 。 时长超过千年的狩猎传统 , 让他们很容易组织起大规模的弓箭手部队 。 又因为有很多人曾经被明军抽调驻防 , 所以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军事经验 。 与之相比 , 地方卫所的明军大都是更加纯粹的农奴 , 战斗水准是十分抱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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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广东和海南的卫所分布
起初 , 明军还将那燕的叛军视为普通的黎人械斗团体 。 直到交手后才发现 , 对手的组织水准已今非昔比 。 过去的明军面对这些轻装弓手 , 往往会选择直接冲锋 , 将大队人驱散后再逐个击破 。 但1549年的每支叛军部队都设有指挥官和军师 , 并以最精锐人马坚守各自的军旗 。 当少量的明军家丁实施猪突 , 就会在大量的箭矢阻击后 , 遭遇死战部队的对手 。 这些黎人虽然只有传统的皮甲 , 却在战斗意志方面更胜一筹 。 加上不同村落人马的协同配合 , 往往可以对明军实施包抄打击 。 即便无法抵御 , 也能迅速退入熟悉的地形躲避 , 再以游击战模式策动新的反扑 。
此后 , 明军尝试对部分村落进行策反 , 却始终没有获得成功 。 在一次次的小规模野战失利后 , 只能依靠坚固的城池进行龟缩防御 。 黎人根本没有什么攻城战经验 , 面对采用包砖技术的明朝城墙是无能为力 。 但明军若在重整旗鼓后出城野战 , 往往又会被组织严密的叛军给打回来 。 整个崖州和附近的岛屿南部区域 , 就这样成为了双方的拉锯战场 。 地方官已经意识到 , 没有外部援军支持的他们 , 根本无法搞定这次反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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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倭名将俞大猷 也从福建前线增援海南
然而 , 嘉靖时代的明军兵力和战力都处于低谷 。 尤其是在1548-年前后 , 闽浙两省部队被大量用于执行海禁和进攻双屿岛 , 根本无力向偏远的海南增兵 。 北方的大同前线也遭蒙古部落的频繁侵犯 , 不可能抽调宝贵的边军南下 。 受其影响 , 经常作为督战队南下的京军也无法随意调动 。 至于还能大量出兵的西南地区 , 也有不少苗兵被派往北方等地驻防 。
所以 , 明廷对于海南的增援 , 一直拖到1549年8月才算正式展开 。 大批来自广西的狼兵成为救星 , 由广西副总兵沈希仪带到岛上 。 因为明朝的巡检司和水军一直控制雷州海峡 , 所以调兵过程并不吃力 。 原本在福建沿海协防的名将俞大猷 , 也率军驰援海南战事 。 加上岛上北部本来的卫所兵和苗人 , 明朝已为对付那燕而调动了87000大军 。 他们分三路进军 , 直接越过五指山一带 , 尽可能让将叛军分散在各自的防区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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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将大量的广西狼兵调往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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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人非常擅长使用带毒液的弩作战
面对来势汹汹的明朝大兵 , 那燕的熟黎叛军也严阵以待 。 他们利用壕沟和多重的木栅栏 , 将自己的村庄彻底堡垒化 , 并安排机动部队来回增援 。 为了提前阻击明军 , 他们还在山间小道上也设置障碍 , 并在两侧的山头驻扎伏兵和 。 一旦对方被迫在山间停止行军 , 黎人就用大量的箭矢和滚石展开攻击 。 明军即便在理论上拥有火器优势 , 也无法在此类战场上及时完成部署 。 加上新锐的弗朗机炮多被用于北方沿线 , 让南方部队只能继续以传统的冷兵器御敌 。 最后自然是依靠熟悉类似情况的狼兵和苗人出场 。
实际上 , 黎人在雷州等广东境内也有分布 , 并且早已在小规模叛乱中被狼兵等土司武装镇压 。 现在战场换到海南 , 情况依然没有什么改变 。 长期习惯于战地攻坚战的他们 , 用各种沾有毒液的弓弩远射 , 再以配有大盾牌和盔甲的重步兵冲锋 。 如果发现对方抵抗非常激烈 , 也会灵活规避 , 从其他方向发起侧翼突袭 。 黎人因此往往被分割在不同山头 , 因弹矢耗尽等原因败退 。 长于山地骑兵的苗人又可以乘胜追击 , 将只能靠两条腿逃跑的敌人歼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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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人一直到近现代都有射箭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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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人村落往往依山建立 适合防御
进入崖州内的平原地形后 , 明军则继续以惯用的包围战术分割不同村落 。 但那燕战前部署的机动兵力 , 还是给他们带来很大困扰 。 根据事先约定 , 每当明军强攻1-2个村寨时 , 临近堡垒内的黎人便几乎倾巢出动的给予增援 。 加上部众往往死战不退 , 让明军的进展非常缓慢 。 在1549年的后四个月里 , 他们便完全被限制在那燕部署的村级堡垒群中 , 甚至还要忙于收复几座已经被叛军占据的县城 。 但依靠巨大的兵力与物资优势 , 还是能一点点的吃掉对方据点 。
1540年的3月 , 那燕和残部撤退到最后的石讼村阵地 。 经历了惨烈的防御战 , 这位黎人领袖和几乎所有部众都被杀死 。 当初一共起事的8000多民兵 , 总计有5300多人在各处战死 , 1049人被官军俘虏 。 其余人不是失踪就是逃难到岛上的其他地方 。 至于在村落中死于非命的普通人 , 就更加难以统计 。 明军方面没有留下确切的伤亡记载 , 但从对各据点的毁灭性打击来看 , 受到的损失也不会很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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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战事 成为嘉靖朝最难得出手的军事成就
事后 , 三位明军将领都得到了嘉靖皇帝的褒奖 。 这位工于心计而无其他见识的君主 , 一直期望有大型军事胜利来给自己的执政添光 。 但糟糕的军队战力、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和互相推诿的文物官员 , 都让他长期不能如愿 。 那燕掀起的叛乱 , 至少在用兵规模上满足了炼丹天子的虚荣心 。 仅仅3个月后 , 俺答汗的蒙古大军就险些杀入京师 , 迫使嘉靖签下了他自己所不愿看到的城下之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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