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一庆：北美现当代中国研究的开端、沉寂、复苏与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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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新京报采访人员李永博

费正清在中国的知识界可谓如雷贯耳。作为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学者，谈论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很难绕开这个名字。除了学术研究，费正清的另一个身份是北美中国学的奠基人，引领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现当代研究的海外学者。在费正清之后，北美的中国学是如何发展的？他的弟子如何继承或挑战他的学说？1945年之后的冷战、10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1960年代末的反战运动，又是如何影响着海外的中国研究？

6月23日，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副教授吴一庆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一场“海外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与史料文献综述”讲座上，追溯了北美中国研究的历史渊源。根据他的分析，费正清和他的学生们开启了北美的现当代中国研究，北美汉学自此有了古代汉学与现代汉学之分；20世纪中叶，北美中国学经历了冷战的意识形态对抗和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在高校机构和基金会的扶持下得以喘息生存。 60、70年代，社会上的反叛风潮兴起，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成为主流。 80年代之后，海外中国研究开始了历史学的转向，性别史、全球史、物质生活史成为时下的研究潮流。新京报采访人员整理了吴一庆的讲座发言以飨读者。

开端：1930年代

从古代汉学到中国学的成功转型

汉学

（sinology）

在英语学界有特定的含义，和一般所说的“中国研究”有比较大的差别。汉学主要指海外学者对古代中国的经济、宗教、文化、社会等领域的研究。而中国学、中国研究的对象一般是现当代中国。在国内，现当代中国研究也对应不同的术语，比如革命史、中共党史、现当代史、共和国史，等等。最近国内有学者提出“海外中共学”的说法，《人民日报》还援引这种说法，在去年11月发表一篇文章“海外中共学成为国际显学” ，甚至发明了一个新的术语叫做“Ccpology”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从19世纪以来，汉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研究对象从古代中国逐渐偏向于现当代中国的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基本还是以古代为主体。当时有位学者说过，研究1796年以后的中国是新闻采访人员的工作。真正的汉学家应该研究19世纪以前的中国。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费正清正是那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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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出生于1907年， 1931年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也恰好说明，当时汉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汉学还不够成熟。 1936年费正清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教。费正清在1948年出版了第一本书《美国与中国》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随后不断补充修订再版，总共有四个版本，而他的代表作《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出版于1953年。

《美国与中国》是一本教科书性质的书籍，学术价值比不上后者，但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力。 1966年之后，费正清开始主持编写《剑桥中国史》的宏大工程，计划出十五卷，由来自十二个国家的一百多位学者分章撰稿。这套系列丛书的中译本在1985年之后陆续在国内出版，其中关于晚清、民国以来各卷的部分观点，已经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影响。

费正清的另一部代表作《中国：传统与变迁》

（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也出版了四次，其中1992年的版本最具有传奇性。自1978年出版了第一版之后，出版社在1988年、1989年嘱咐费正清修订。费正清最终在1991年9月12日完成了修订。 9月14日上午，书稿刚送到了哈佛大学出版社，当天下午，费正清就离世了。对于费正清的人生来说，这是一个很完美的故事。

在费正清之后，他的学生延续着这条道路前行，北美的现当代中国研究从此开始蔚为大观。费正清是现当代中国研究的奠基人，而在现当代中国研究的第二代学者中，本杰明·史华慈

（Benjamin I. Schwartz）

是费正清的亲传弟子。在费正清之后，史华慈一直是哈佛大学东亚和中国问题研究方向的学术负责人，代表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被誉为“跨文化思想史的开山之作” ，他的思想和理论的影响力直逼自己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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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本杰明·史华慈著，叶凤美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8月

费正清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学生是约瑟夫·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列文森与费正清的师生关系开始于1938年，当时他是哈佛大学二、三年级的学生，费正清是他的指导教师之一。在帮助费正清备课的同时，这位学生也完成自己的研究项目，也就是1953年出版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在此之后，列文森也在推进一个有关现代中国“三部曲”的研究计划，并完成了三卷本的巨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在他去世之后，美国的“亚洲研究协会”还专门设立了“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 ，颁发给每年美国出版的杰出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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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作者: （美）列文森，译者: 郑大华、任菁，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除了史华慈和列文森，现当代中国研究的第二代学者还包括了柯文

（Paul A. Cohen）

、孔飞力

（Philip Alden Kuhn）

、马若德

(Roderick MacFarquhar)

、易劳逸

(Lloyd E. Eastman)

、罗友枝

（Evelyn Rawski）

、大卫·阿古什

(R. David Arkush)

，等等。这些学者或是延续费正清的理论路径，或是对费正清的理论构成了挑战。

现当代中国研究的第三代学者包括了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毕克伟

(Paul G.Pickowica)

、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ck）

、魏斐德

（Frederic Evans Wakeman）

、艾恺

（Guy Salvatore Alitto）

、杜维明、濮德培

（Peter C. Perdue )

、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齐慕实

(Timothy Cheek)

、贺萧

(Gail Hershatter)

，等等。这些学者大多没有直接得到过费正清的指导，却有不少是费正清学生的学生，他们同第二代学者一起构建了北美现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脉络和谱系。

从古代中国转向为现当代中国研究，北美汉学的形成得益于多方面的原因。 20世纪以后，学术开始走向专业化和制度化，学术分工更加明晰。另一方面，自19世纪以来，美国开始加强了对东亚的关注。

从全球史的角度来说，美国在建国之初还只是东部十三个州，直到19世纪中叶才把国土边境彻底延伸至太平洋，下一步目标就是向太平洋的另一端——东亚扩张。

如今世界大部分国家已经禁止捕鲸作为商业用途，但在19世纪正是捕鲸业兴盛的时期。美国的捕鲸业横跨整个太平洋，从加州西海岸直到日本和朝鲜。美国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也是始于捕鲸业的航路开辟。 20世纪30年代之后，热战与冷战相继而来，各地爆发革命，社会变革不断。在时局因素的主导下，美国进一步加深了对当代东亚研究的热情。

沉寂：1940-1950年代

驻中国的战地采访人员与美国的反共狂潮

尽管费正清和他的学生们奠定了北美现当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批研究都是由非学术科班出身的新闻采访人员完成的。埃德加·斯诺在1937年作为采访人员奔赴延安，之后完成了《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大美晚报》的美国采访人员白德恩

（Jack Belden）

在中国华北参加土改游击队，写下了《中国震撼世界》

（China shakes the world）

。白修德

（Theodore Harold White）

在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采访人员，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访问延安后写出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国的惊雷》

（Thunder Out of China）

。著名战地女采访人员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到访过延安，毛泽东在与她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在1940到1950年代，这些新闻采访人员的田野调查成为了海外研究当代中国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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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战地采访人员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与蒋介石

这些20世纪30、40年代近距离观察中国的美国人，在50年代回国之后大多遭遇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韩丁

（William Hinton）

1945年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的身份目睹了重庆谈判， 1947年随联合国救济总署到中国河北冀县，以观察员身份亲历了山西张庄的土改，韩丁在1950年回到美国时，笔记和护照都被扣押，直到1966年才得以追回，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翻身》，这与美国左翼的反战风潮基本重合。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

（John Service）

在延安驻扎期间和毛泽东关系密切，临走时毛泽东还赠予了他一张签名照。谢伟思回到美国之时也被打成了“美共分子” ，被开除了外交官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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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赠予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的签名照。

当时全球正处于冷战的背景之下。 1947年，乔治·凯南以“X”的署名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明确提出共产主义是致力于摧毁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 ，各国的共产主义都受到苏联的领导。文中所提出的“遏制”苏联的主张，后来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对苏战略的思想基础。

1951年，史华慈出版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正式挑战美国冷战思想的根源。史华慈质疑先前研究的观念与意识形态导向，他反对精英政治的观点，首创“毛主义”

（Maoism）

，其核心就是论证中共革命不是简单的莫斯科翻版。史华兹认为， “毛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断裂和背离，共产主义绝对不是“铁板一块” 。共产主义的异质化特征彻底否定了冷战的理论前提。

史华慈的论断在50年代的美国学界实属少见。当时美国不仅在国际上遏制苏联，在国内也有进行麦卡锡等人代表的“反共浪潮” 。当时美国舆论都在热议：谁对丢失中国负责？

（Who lost China？）

各方面的政治迫害不仅牵连到访中国的战地采访人员，也阻碍了学界对现当代中国研究的进展。费正清后来回忆，那个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都在仓皇出逃。 1950年代可以说是北美中国学“缺失的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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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深受麦卡锡主义影响的美国宣传海报和漫画。

复苏：1960年代

社会科学取向与学术大论战

1960年代之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开始复苏。麦卡锡主义的式微和冷战的加剧让美国对东亚研究重生兴趣。同时，相比于不愿意跨过1949年做研究的历史学家，社会科学领域也开始关注第三世界。

另一方面，美国很多高校开始筹划新建东亚系和研究所，图书馆的资料收集也日益增多。美国政府与民间基金会的投入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50年代之前，美国受到杜威进步主义教育观的影响，并不重视在教育资金上的投入。 1957年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后，美国朝野震动。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尽快赶上并超过苏联，恢复美国的霸主地位，提出发展教育加快培养人才的方案，并在1958年由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 。

在民间基金会中，对中国研究投入最大的就是福特基金会。福特基金会花费巨资投入有偶然的因素。创始人亨利·福特去世后，将自己持有的90%股份转交给基金会。当时福特公司的股票刚好上市，福特基金会持有4000多股，在1956年第一次抛售四分之一的股份时，就获得了6亿美元的巨资。

对于一个非营利机构，如何花钱成为了问题。基金会决定把资金投入到教育之上，给美国高校教授涨工资，并且大力地支持中国研究。福特基金会在1956年开展了抢救行动，让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东亚系度过了生存危机。同时，福特基金会也给其他大学资助具体的研究项目，比如堪萨斯大学所做的张国焘的回忆录。除了福特基金会，当时参与资助的也包括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等。等到70年代初， 2000所美国高校中大约有十分之一成立了东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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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基金会大楼

在60年代到70年代，重要的现当代中国研究著作包括了傅高义

(Ezra Feivel Vogel )

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

(1949-1968年)

》、马若德

(Roderick MacFarquhar）

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李侃如

(Ken Lieberthal)

的《天津的革命和传统》，等等。在这一时期，美国的中国学学界还爆发了几次学术论战：魏特夫

（Karl Wittfogel）

与史华慈的“毛泽东的神话”

（Legend of Mao）

之争，查默斯·约翰逊与马克·赛尔登之争

（The Johnson-Selden Debate）

、“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争。这些论战对于现当代中国研究的走向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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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哈佛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汉学研究学者，撰有《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

这一时期的现当代中国研究以社会科学家为主体，概念分析多于基于经验材料的具体分析。在研究对象上，以整体、宏观的研究为主，但开始向区域和个案研究转化。在资料来源上，以官方公开的材料为主，但也开始使用地方性史料和未公开的档案。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历史感，缺少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意识。

反叛：1968—1975

反战思潮与对哈佛学派的批判

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北美的现当代中国研究进入过一小段反叛的时期。反战思潮与反体制文化的兴起，影响了海外学者对中国60年代一系列激进革命的理论解释。在70年代初期，周锡瑞、柯文、马克·赛尔登等学者对费正清的“哈佛学派”提出严厉的挑战，批判“冲击——反应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提倡“中国中心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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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美] 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版

左翼力量的崛起不仅表现为批判主流的意识形态和学术理论，这场反叛运动也引起了学术空间和组织架构的撕裂，一大批学者因此退出了亚洲研究协会。亚洲研究协会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 AAS）

是北美规模最大、最权威的东亚研究协会。这些学者认为亚洲研究协会属于美国的“建制派” ，不能做到学术独立。 1968年，他们重新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关怀亚洲学者委员会

（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 CCAS）

。这个新机构的成员不仅一致反对越战，还对中国革命报以相当大的同情。他们希望通过理论阐释让美国用全新的眼光来理解东亚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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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io Lanza在2017年出版的新书The End of Concern：Maoist China ， Activism and Asian Studies对此有详细的分析。

成熟与再发展：1980-2000

北美中国学的历史学转向

从80年代以来，现当代中国研究走向历史学化，随着时间的沉淀，历史学家正式入场这个领域的研究。相比过往，原始的文献资料更容易获得，在研究的对象上也更加区域化与微观化。研究的方向从上层转向中层与下层，从精英史转向民间史。

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的转向影响了这二十年的中国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兴起，研究主题开始走向多元化：从社会史、文化史到环境史、性别史、日常生活史、物质生活史、跨国史和全球史。另一方面，研究群体也在大幅地扩大，美国就有几百位中国研究专家，这与50、6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留美华裔学者的崛起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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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Cook的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与蓝诗玲(Julia Lovell)的Maoism: A Global History是今年（将）出版的两本全球史方面的著作。

由于资料搜集和信息公开的局限性，当下的海外中国研究正面临新的瓶颈期。但是回顾20世纪，北美的现当代中国研究从来没有摆脱过美国国内和国际时局的影响。从一度的无人问津到现在蔚为大观的学术生态，北美的中国学能够取得长足进步，当下学人可以从老一辈的学者的坚持与抗争中受益良多。

作者：李永博；

编辑：张婷；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