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法家曾煊赫一时，为何却被儒家后来居上？

相信熟读历史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战国时期曾经有着“百家争鸣”这样灿烂的思潮，比较出名的有法家，墨家，道家，兵家，阴阳家等等，当然还有大家熟悉的儒家。这么多学派各自有着自己鲜明的经世理念和施政纲领。但是从结果看，帮助秦统一六国的谋臣辩士大都出自法家。如商鞅，李斯，韩非等等。也正是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治国理念，打破了贵族垄断权力的格局，赢得了秦国几代君王的信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最终后来的王朝却多以儒家为尊，这又是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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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最适合当时的思想不是儒家，而是法家。战国之时，七国都有可能问鼎中原。这时候的惨烈已经是你死我活的地步。这时候唯有打破阶级限制，鼓励杀戮，鼓励征伐，用最强大的手段来使周围的各国臣服。秦国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有了后来著名的商鞅变法。严刑峻法使得国民畏法，不论贵贱以军功论，激发的生产力也不是落后的其余六国能比。那么孔子推行的“克己复礼” ，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在兼并心切的诸王眼中，就是冢中枯骨，阻拦霸道的实施。由此可得法家就是最适合当时的统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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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古打天下易，守天下难。随着天下初定，法家严刑峻法的危害性就凸显了出来。此时百姓要的不是军功，而是休养生息。但是始皇帝却仍旧好大喜功，征伐30万民夫修筑长城，南征百越，北拒匈奴。生产力得不到恢复，天下一统之后反而更加疲敝。所以法家的严刑峻法，在此时反而秦王朝成为了催命符。出于对连坐法的畏惧，才有了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不得不说就和商鞅当初死于自己制定的连坐法一样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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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法家的不合时宜，那么后世的君王为何这么喜爱儒家呢？实际上上文已经交代了，儒家文化的本质是划定好阶级的定位。同时西汉董仲舒承接孔子的君臣纲常。提出的“天人感应” ， “君权神授”的思想实在是帝王最为渴望不过的统治工具。因为这样君主就不再是孟子口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而是天子。昔日汉高祖宴请群臣之时，大臣们仪态轻浮，甚至拔剑击柱。此时又是儒生叔孙通主持制定了礼仪规范，使得高祖享受到了当皇帝的尊贵。从喜恶角度而言，儒家的酸腐却成为了成功者最好的陪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