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滦州兵谏中浅析清末政府未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相比于武昌起义来说，滦州兵谏无疑在知名度上小的多，因为这次兵谏并非是地方上的武装反叛，而是中央体制内的一种抗争，其要求清政府能够加快立宪进程的目的也和武昌起义的暴力革命有所区别。所以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滦州兵谏是一次“瓦解革命”、“拥护清室”的内部活动。

武昌首义，清廷陷入统治危局

随着“皇族内阁”的成立与铁路国有化的错误决策，越来越多的民众对清廷立宪改革感到失望，一时之间，以四川铁路时间为契机，在少数革命志士的领导下，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保路浪潮，宣泄着底层百姓多年来对满清政府的愤懑。

恰逢其会，保路运动遭到清政府的强烈镇压，可惜这时候民众的怒火已经掩盖不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眼看着湖北新军被调入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身处武昌的革命党人敏锐的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于是，辛亥革命的第一声枪响，在武昌悄然而至。

起义军在武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随着湖北军政府的成立，越来越多的省份加入了革命的阵营，整个中国的力量对比，在南方与北方逐渐形成互为犄角之势，令年轻化的北方中枢忌惮不已。

对付暴力唯有暴力，为应对南方之局，清廷毫不犹豫的派兵向各地新军施压，欲求依靠军力上的优势打破地方上的威胁，甚至并没有去思虑地方上为什么会出现革命这个问题，更不会正面的对皇族内阁和保路运动给出积极的回应，将原本还抱有一丝希望的湖北军政府逼上最终的继续革命路途。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抗，清廷政府发现南方的革命党已然成势，远非一朝一夕所能够解决的。这时候他们决定稍稍做出妥协，找出几个替罪羊以平民愤，也向南方革命党表示些许善意，可是他们仍然没有谈及最为核心与本质的问题，这时候的南北双方，犹如讨价还价一般，只不过北方始终没有拿出令南方正眼相对的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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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此时的清廷政府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认为革命党虽然在南方已成大势，但是战火一时之间还烧不到北方。而且清廷中央还握有着北洋六镇这支精锐之师，有能力保障北方中枢的安全，故而不必低姿态的向南方革命党过分妥协。

只不过，清廷中央还不明白，他们对于北洋六镇的控制力仍然有所欠缺，所以这支军队究竟是不是王牌，尚还不够明朗。

永平秋操，一场未得圆满的军事演习

早在武昌首义还未爆发之前，清廷中央为了应对内外交困之局，决定通过军事演练的方式向外界释放出威慑信号，并且以求自振。于是，永平秋操的举措提上了议程，并且很快形成具体方略付诸实施。

按照所制定的筹备方案，由军咨大臣载涛为“恭代大皇帝亲临阅操大臣” ，总揽军事演练的具体事宜，然后将参加秋操的部队分作东、西两军。西军以满人为主，而东军则以汉人为主。按照原定计划，西、东两军交战，需要以西军反败为胜为最终结局。然而天意弄人，当东、西两军交战正酣之际，武昌起义已然爆发，于是清廷只能决定“秋操中止，率部速归” 。

当时担任东军总指挥的是冯国璋，而副总指挥则是张绍曾与吴禄贞。按照朝廷的指示，中止秋操之后，各部需要返回各自的驻守地，以应对南方之局。可是这个时候张绍曾所率的第二十镇却停留在原地滦州按兵不动，令得清廷大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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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清廷也派了好几拨人去了解情况并且劝告张绍曾动身离开滦州，但是张绍曾并没有离开滦州的打算。其中，第六镇的统领吴禄贞也被清廷派过去和张绍曾协商，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原来这吴禄贞是和张绍曾站在一起的，也就给了两人进行计划谋事的机会。

滦州兵谏，以武力请求清廷立宪

十月二十七日，距离武昌首义过去已经十七天，这时候张绍曾紧急联络了一批军官向朝廷放出一个重磅信息，要朝廷尽快推动立宪进程，以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缓和南方动荡的局势。并且直接向全体官兵称：“武昌革命，名正而言顺，专尚征讨，不合人情……所有军队，均不前进。 ”进一步的对清廷施压。

滦州是京师的门户，有这样一股不安分的力量存在，清廷怎能安心，一时也陷入难解的困境，因为他们实在是很难去对此做出回应。若是答应了推动立宪的要求，将会严重打击皇族的控制能力，可要是不答应，又担心滦州驻扎的军队会生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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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清廷仍然无动于衷，张绍曾也不知该如何，恰逢其会，当时有一批军火要运往武昌前线，以补给前线部队的战斗力，可是这个消息传到了张绍曾的耳中，于是便将这批军火扣留了下来，以此来威胁清廷尽快改革。但是朝廷还是在尽量的拖延，没有给出明确的交代。

至当月的二十九日，张绍曾联络一批军官共同署名上奏，要清廷加紧推动政治改革，尽快实行君主立宪，如此才能“以定国威而弥乱” 。不仅如此，他们还给出了具体的十二条政纲，想要清廷尽快的答应并且付诸实施。这十二条大致为：

一、大清皇帝万世一系；二、立开国会，于本年内召集；三、改定宪法，由国会起草议决，以君主名义宣布，但君主不得否决之；四、宪法改正提案权专属国会；五、陆军直接归大皇帝统帅，但对内使用应由国会议决特别条件遵守，此外不得调遣军队；六、格杀勿论、就地正法等律，不得以命令行使，又对于一般人民不得违法随意逮捕、监禁；七、关于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擢用；八、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由皇帝敕任；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推任；但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及国务大臣；九、关于增加人民负担及媾和等国际条约，由国会议决，以君主名义缔结；十、凡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十一、选任上议院议员时，概由国民对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职；十二、关于现实规定宪法、国会选举法及解决国家一切重要问题，军人有参议之权。

从张绍曾等人所提出的这十二条政纲而言，尽管其中有几条的正确性还有待商榷，但是绝大部分都是站在全新的高度而提出的，可以说，这是一个能够推动国家政体现代化的“建议” 。如果清政府能够在商讨的前提下答应接受这些“建议” ，那么南方的危局自然能够得到缓解。

可惜的是，清廷并没有答应，因为他们本来设想的立宪是走德国日本式的，而张绍曾等人提出的则是英国式的，这样一种“虚君”的政治格局一时之间令这些皇族们接受不了，也就此搁置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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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种这种令皇族难以接受的“建议”在很大程度看来委实是一种极为恰当的过渡模式，因为相比于被革命而言，这种主动改革的成本以及成效都是处于积极地位的。既可以保存皇族又可以推动民主政治，还能够让整个国家免受战火的荼毒，委实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可是有时候机会稍纵即逝，因为清廷的犹豫，他们不得不面对更为猛烈的抨击，最后仍然要以更大的代价换取些许的生存空间。也许在清廷彻底灭亡之后，皇族才能够幡然醒悟当初未能接受滦州兵谏这结局相对更好的一根救命稻草，可是此时此景，却只能是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