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业英先生又读错了——六论《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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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认为1907—1908 年在《云南》杂志发表诗文的击椎生不是当时远在国内广西的蔡锷， “八九不离十”是当时也在日本的唐璆。 2017 年 8 月至 9 月，笔者在搜狐网站搜狐号“老邓说史”公众平台发表系列文章《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先生失误》共20期，指出曾业英上文中所有论证和结论全部不符合史实，全部不能成立。《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刊发曾业英先生《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仍坚称击椎生是唐璆。然而，经笔者认真查考，曾业英此文的所有论证和结论仍然全部不符合史实，全部不能成立。其根本原因就是曾先生对史料的阅读理解出现严重的问题。对此，本刊自即日起分十期阐述之，敬请曾先生及广大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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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字松坡，别号（笔名）击椎生

在《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发表的《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中，曾业英先生企图证明1913年7月在云南《南针》杂志上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的“此击椎生”不是蔡锷的第三个伎俩就是“抠字眼” ，即企图从“此击椎生”和蔡锷的文章中找出一些他们常用的词汇，以证明“此击椎生”不是蔡锷。对此，曾先生是这样表述的：

“此击椎生”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中的若干表白，与蔡锷当时的精神状态和语言表达习惯差距甚大。如“此击椎生”在文末特地表示自己对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的评述“并非好为讥评，而妄有所主奴于其间也” ，希望“王君谅之” ， “凡各研究宪法者”也“共谅之” 。 “所愿当局者旁搜博采，详为审议，以归至当，而定国家根本。斯实吾人之所馨香顶祝，歌功颂德于靡穷者也。 ”这类表白均与蔡锷当时的身份、地位和语言表达方式与习惯全然不同。 ……而蔡锷则迄今所见，从不以“当局”称呼政府执政者，而是称其为“内外执政诸公”、“两院诸公”、“诸公”、“两院诸公暨省会诸君子” ，等等。也正因如此，当时的国民党人指称蔡锷“对于中央向来持逢迎主义，其宗旨之背谬，久为正人不许” 。对于自称，蔡锷极少称“吾人” ，多称“我辈”、“吾侪”、“鄙人 ”或者 “锷 ” ，等等。对于自己所表达的意思，则称“锷意”、“鄙见”、“鄙意”等。两人如此不同调，又怎能仅仅依据“此击椎生”反对宪法写入“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文，便认定“此击椎生”一定是蔡锷，而不是唐璆呢?（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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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

笔者读完曾先生上述文字后，又笑了：曾哥哥，你又读错了！笔者以为，曾先生仅因为所谓“蔡锷则迄今所见，从不以‘当局’称呼政府执政者” ，就断定“此击椎生”不是蔡锷，纯属少见多怪，事实上，蔡锷在公众场合也并不是不能说“当局”二字。例如， 1916年1月5日蔡锷致梁启超函中有云：“黔省当局，初颇踊跃，继以该省准备一切颇需时日，各省意存观望，甚至倡言立异。 ”

至于曾先生所说：“对于自称，蔡锷极少称‘吾人’ ，多称‘我辈’‘吾侪’‘鄙人’或者‘锷’ ，等等” ，实属过于草率和武断。不争的历史事实是，曾先生哥哥又读错了。蔡锷不仅“多称‘我辈’‘吾侪’‘鄙人’或者‘锷’” ，还常称“吾人” 。例如：1915年，在《军事计划》中，蔡锷说：“吾人读普国名相斯得因之言，而怦然心动也。 ”“故谓欧人之制器，非吾人所可敌者，非也。 ” 1916年4月5日，蔡锷致黎、徐、段三人电中说：“于袁氏一方面，以为如此办法足以表其决心，吾人亦非不佩其为有识力之行动。 ”甚至在同一篇文章里，蔡锷也是“吾辈”“吾侪”“吾人”交替并用。例如，在其《曾胡治兵语录》中，蔡锷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 ……若吾辈军人将校，则以跻高位享厚禄安福尊荣为志，目兵则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曾、胡两公，必痛哭于九原矣。 ”“欲图挽回补救，其权操之自上，非吾侪所得与闻。惟吾人职居将校，在一小部分内，于用人一端，亦非绝无几希之权力。 ”以上文字，请曾先生哥哥在你自己编的《蔡锷集》中好好读一读吧！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比较唐璆、蔡锷、击椎生的语言表达习惯和遣词用字，不仅不能像曾先生那样能够证明击椎生是唐璆，恰恰相反，只能证明击椎生绝对不是唐璆，而绝对是蔡锷！

比如，唐璆称自己时，不用“吾” ，习惯于用“予” ，例如：1907年他在《救云南以救中国》中说：“贵省敝省之客气话头，予实不愿出诸口。 ”又如， 1909年6月，唐璆在《述云南情状敬告华侨》一文中更是自始至终用“予”自称：“予自春二月，由四川至云南……今就予所见者言之。 ……予亲至炼运京铜局调查， ……予尝谓，外人之于云南，修路其原因也，开矿其结果也。 ……故予因此路，有无限感慨。 ……予所不忍言，谅亦我海外同胞所皆伤心者。 ……予主张修滇邕铁路。 …故予至云南，予爱云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予既爱云南，谅众海外同胞，亦无不爱云南者。 ……予愿顶礼而崇拜之，介绍而奉迎之。予知云南之官吏，必能与以特别之权利。 ” 1910年在《滇蜀铁路改道滇邕议》中说：“急宜改道兴工，无可疑者，予非谓滇蜀之路不宜修也，实因时因地，滇邕之路可当先耳。 ”再如，在《国是余论》中说：“予尝持对外主战为国是之义。 ……予曰：诚哉是言。 ……予尝谓：欧亚交通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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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璆：《述云南情状敬告华侨》

但无论是击椎生，还是蔡锷，自称时则习惯用“吾” 。例如：击椎生1907年在《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说：“吾恐路未成而巳属他人物矣。 ……吾惟有抚膺切齿，大声急呼，以告我政府。 ” “嗟乎！吾言至此吾心悲，吾言至此吾心痛。 ”而蔡锷1898年说：“呜呼！心党尚矣，吾不得而见矣。 ” 1899年说：“千万人之所是，吾独从而非之，千万人之所非，吾独从而是之，千万人之所闭，吾独从而开之” 1911年说：“至于军资、交通两端，更瞠乎人后。如此而曰，吾将取攻势之战略战术，何可得耶?” 1916年说：“若药瞑眩，吾疾遂瘳，则他日又将以报蜀者，补今日负蜀之过，亦安在其不可？”

又比如，唐璆不爱用“吾人”“吾辈”等词，而常用“我国民” ，例如：1907年他在《救云南以救中国》中说：“我国民其真爱国乎?今日救国当自云南始。 ……云南今日之危局如此，倘我国民不群起而负责任。 ……云南之存亡不在法人，实在我国民之救不救。 ”

但无论是击椎生，还是蔡锷，则常用“吾人”“吾辈”“吾民” 。击椎生1907年在《苏杭甬铁路与滇川铁路之比较》中说：“吾辈秉笔以评时事，须先具无党无偏之心，而后可为探本寻源之论。 ”在《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中说：“吾人唱此论者，非空言以塞责，为时势之所追而成。然而天下最险驶难之事业，正为吾人之负担。 ”还说：“外人之凌吾民，恃有强权。即吾民之凌吾民，亦恃有强权。何恃乎?恃有教民之护身符而已。吾民之从教，谁使之而谁纵之，压吾民迫吾民之官吏，有以使之纵之者也。 ”1913年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中说：“斯实吾人之所馨香顶祝，歌功颂德于靡穷者也。 ……吾人亦甚表同情。 ”而蔡锷则说：“我军举义，志在恢复国权，保卫吾民。 ……吾辈此举，原以图吾民之自由，使吾民恐慌若此，同志之心，其能安乎！吾辈在伍为兵，退伍为民，设身以处，能勿仇怨军人乎！以保民之义举，而使吾民恐慌仇怨，欲不严惩也得乎！”1912年5月25日在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通电中说：“惟锷窃谓，只求收入之方，而不谋节流之法，则随集随散，来日方长，恐竭吾民之脂膏，仍不足以填无底之溪壑。 ”在护国战争中，蔡锷说：“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 ” “袁逆之帝制成，吾民之希望绝矣。 ” “吾人若绝对的主张倒袁，则惟对外宣言非推翻袁氏不能罢兵可矣。 ……吾人能再鏖三个月，则无事不了矣。 ”由上可证， “此击椎生”不可能是唐璆，恰恰就是蔡锷！

通过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唐璆与击椎生两人在遣词用字上如此不同调，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而蔡锷与击椎生两人在遣词用字上如此同调，又怎么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呢?

曾哥哥，你说呢？

好了，今天先聊到这里，对于这个问题您有何高见，欢迎在下方留言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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